“夏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看似石锤，却总能挑起学术圈的腥风血雨，教科书里言之凿凿的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在考古人眼里却并非铁板一块。

这近五百年的历史，在文献和考古证据之间反复横跳，仿佛一出罗生门，真相始终藏在迷雾之中。

几十年来，考古学界围绕着“夏朝到底在哪儿？它究竟有多长？”这两个核心问题battle不断，各种观点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

几千年来，我们对夏朝的认知主要依赖于古代文献，特别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一确切纪年，成为后世推算夏商周年代的基点。

通过文献记载的王朝延续时间进行倒推，似乎就能得出夏朝的起始年份，然而文献记载本身就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例如《竹书纪年》记载商朝国祚400余年，《左传》却说是600余年；西周的国祚在不同史书中也有200余年到300余年的差异。

这些错误加起来，几乎能拼凑出一个全新的朝代了，这就好像拿着一把不准确的尺子去量历史，结果当然看不清楚。

为了弄清夏朝的来龙去脉，1996年开展了一项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这项工程综合运用了考古挖掘、天文学观测和碳十四年代测定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地寻找夏朝的历史线索。

考古学家借助甲骨文的精细分析，已经可以从郑州的二里岗遗址一路追溯到殷墟，从而揭示了河南区域内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二里岗文化的连续发展过程。

现阶段我们对于这一系列考古文化的演变已有更深刻的理解，而面临的新挑战是确定这些考古文化具体代表了哪些历史时期。

甲骨文的探索向我们展示了殷墟是晚商文化的代表，而在它之前的、历史更为悠久的二里岗文化，被广泛认为是商文化的初期阶段，不过对于二里岗文化属于早商还是中商的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二里头遗址在这场辩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在二里头和二里岗两地都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和象征权力的礼器，暗示这两个地方在当时都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

如果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早于二里岗文化，并且被归入商文化的范畴，那么二里岗文化就代表了商代的中期；反之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代表，二里岗文化则被看作是商朝早期的文化标志。

过去人们常常将二里头遗址与商汤时期的西亳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源于《汉书》中的记载，即“尸乡（洛阳偃师）是殷汤的都城”。

但随着1983年在二里头周边发现的偃师城遗址，由于其文化特征与二里岗和殷墟文化更为接近，这使得汤亳的确切地点再次成为了疑问。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腹罐与商代常见的小口陶鬲之间存在明显的形态差异，这可能意味着两地居民属于不同的族群。此外，《战国策》中关于夏桀活动的记载，与焦作地区的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情况，也提供了文化界限的线索。

随着偃师城、郑州商城和新郑望京楼遗址的考古挖掘中陶鬲数量的激增，似乎表明商朝文化正在逐步取代二里头文化。

根据现有的证据，偃师商城被认为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早商都城，而早于偃师商城的商文化则被归入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群体，而偃师商城的建立象征着夏商时代的重大转变。

根据碳十四放射性定年法的测定结果，偃师商城的繁荣兴起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成为夏、商两朝时代的明显分界标志。

查考古代文献《竹书纪年》所记载：“自禹至桀传世十七，有兴有亡，合计四百七十一年。”据此推衍，夏朝的创立当在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华历史新篇章的开启。

此外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和“禹时五星聚”天象的推算，似乎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佐证，至此夏朝的谜团看似得到了解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即便有了上述推论，在二里头文化究竟是不是夏文化的问题上，考古学界仍旧吵得不可开交。

即使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报告，其中关于二里头和二里岗的测年范围也有重叠之处，这就好比两根缠绕在一起的电线，难以区分彼此。

夏商的分界线被定在公元前1600年，但这样一来，有些二里头文化的遗物就出现在了商朝的年份里，这好像和二里头曾是夏朝都城的说法不太对劲，北大考古专家刘绪更是直接指出，这是一个低级错误，简直是考古学界的“迷惑行为大赏”。

夏朝一个弥漫在传说与故事中的久远王朝，据记载共有十七位君王，前后相传十四代，历时四百七十一年，若以粗略算法平均，每位君主的在位年数约为二十七年，这个数据可能意味着夏朝的继位者在年近三十的时期才开始繁衍后代，有关的研究表明，在夏朝时期的代表地区，如山西的陶寺和偃师商城，贵族的平均寿命仅略超过三十岁。

夏朝君主普遍“长寿”的可能性只有两个：要么夏朝国祚没有那么长，要么史书漏记了夏朝君主世系。

碳十四测年技术以其精确性，帮助我们定义了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具体年代，郑州商城的鼎盛时期大概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而偃师商城则略早，但确切的始建年份也不晚于公元前一千五百五十年，并未早至公元前一千六百年，与此同时期，二里头遗址的测年数据揭示，其第一期文化堆积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一千七百五十年。

如果二里头文化全算作夏文化，那么夏朝的历史可能只有230年，而如果以偃师商城建成的年份（公元前1600年）来断定夏朝结束，那二里头时期的夏朝就只有150年的历史了。

虽然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只是夏朝晚期都城，早期夏文化还需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以媲美二里头的龙山文化城址。

禹都阳城（也就是王城岗遗址），就算按传闻来说，它的面积也远远不及二里头，这么小的地盘很难让人相信它是夏王朝早期的都城，这就好比说要造一艘航空母舰，结果只找到几块舢板的材料，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

仔细研究二里头文化自身的演变，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

二里头文化一期只是一个大型移民聚居点，直到二期才开始大规模建设宫殿区；三期时宫殿区外围建起了宫墙，形成了统一的中轴线建筑风格，体现出“朝廷”和“宫廷”礼仪的雏形；四期时又兴建了至少三处大型建筑，原有的作坊设施仍在使用，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这更像是一个王朝的崛起和发展阶段，而非一个行将灭亡的政权的垂死挣扎，这就好比一个创业公司，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拥有独立办公楼，这显然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过程，而不是即将倒闭的迹象。

由于考古发现与传统时间线之间的种种矛盾，许多考古学家对夏朝的存续时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社科院的王震中专家提出，根据最新的碳十四测定，夏商的界限可能需要往前推；而北大的刘绪教授则认为，把二里头文化看作夏朝的文化，更科学，这样可以避免为了文献中的夏朝年数而硬拼文化。

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教授则提出了更大胆的质疑：“庞大的‘夏’是否有可能是在后世文献中被放大的？”这就好比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可能已经跟最初的版本大相径庭。

观察从后金到清朝的历史变迁，你会发现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同一个朝代的统治时间长短和成立时间都会有差异。

同样地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可以视为夏部落时期，而二里头文化时代的“夏”才算是真正进入广域王权的王朝时期，这样一来，既可以解释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较短的问题，也能合理地解释夏朝君主寿命过长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通常被视为夏朝中晚期的遗址，但关于它是否是夏朝的都城，官方一直比较谨慎，目前二里头遗址还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来直接证实它与夏朝有直接关系。

这就好比一个声称是某个品牌的商品，却没有相应的商标和认证，自然难以让人信服，殷墟被认定为商朝晚期的都城，关键在于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里自称“大邑商”，还有祭祀的祖先顺序与史书上的记载差不多。

不过二里头遗址这方面似乎缺少直接证明的材料，许宏教授强调，一个文明程度高的复杂社会，往往不会只对应一种考古文化。

如果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都是商朝的一部分，那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也有可能是同一朝代——商朝的，考古发现的文化演变，并不总跟朝代更替对得上号。

2024年，河南南阳方城县八里桥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解开夏朝之谜带来了新的希望，八里桥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相似，算是二里头文化的小分支，它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二里头的核心区域，并帮助运输资源。

史书记载中八里桥遗址所在区域正是姒姓曾国故地，其始祖曲烈为夏朝君主少康少子。

更重要的是八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物象文字”，经专家释读，该字符与商朝青铜器上的“曲”字相似，属于“曲”字的早期形态，与姒姓曾国始祖曲烈之名相符，这段文字揭示了八里桥遗址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说明了二里头文化与夏朝的关系。

然而八里桥遗址的发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610年，即便取最早值，也与传统认为的夏朝始建年（公元前2070年）相差近400年。

八里桥遗址若是曲烈少康的后代所封之地，那按理说少康和大禹应该相差没几代人，可实际上他们之间却相隔了差不多400年，这听起来不太对劲，这就好比家谱上记载祖先生活在几百年前，而考古证据却显示他们生活在更近的年代，这其中必然存在矛盾。

事实上许多学者都认为夏朝始建年可能定得过早，这也是导致夏朝历史与考古发现出现一系列矛盾的关键所在，八里桥遗址的发现，或许恰恰说明二里头文化代表的是少康中兴后的夏王朝，而更早的夏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王朝。

这句话跟许宏教授说的“在二里头之前的一二百年，感觉不到那种王朝的气息”挺相似的。[浮云]

国家文物局 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