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经济直线飙升，GDP一路狂奔。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整个华夏“造极于赵宋之世”。

北宋时期的中国，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那些外国人都做着“大宋梦”，在他们眼里里，大宋国就是一辆加长限量版的劳斯莱斯。

老外虽然还在茹毛饮血，但还是努力向前飞奔。只是条件差一点，形象雷人一点，一般都是骑着哈雷摩托，戴着大金链子，满身纹身。

他们只敢跟在劳斯莱斯后面吃土，不敢超车，不敢靠近，挂了蹭了赔不起。

但总会有人想，这辆车为什么只有他姓赵的人开，我为什么就不能开？于是就砸碎车窗，和赵家抢夺方向盘，造成了大型翻车现场。

砸碎车窗的是金人。驾车的是文艺青年宋徽宗赵佶。

驾豪车是门技术活，还是需要老司机。不仅驾驶技术过硬，还要素质高，懂得行路礼仪，与周围同行的车辆搞好关系。

北宋经济能如此繁荣，就是与北方少数民族礼尚往来，和睦相处。宋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换取一百多年的和平。在任何时期，和平是发展的基础。

但北宋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宋哲宗赵煦，根本不想好好开车，坐在驾驶室里总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二十五岁就挂了。史书记载“精液不禁，又多滑泄”，就是纵欲过度而死。

哲宗突然驾崩，让宋朝瞬间进入“无人驾驶”的状态。国不可一日无君，车不可一秒无司机。但哲宗没有儿子，只有在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里选一个。向太后看上了端王赵佶，虽由宠妃所生，但也算是名正言顺。

赵佶后来的悲剧命运在于，他根本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他在宫廷生活的十九年间，也没有当皇帝的打算。

赵佶在出生前一天，父亲宋神宗就梦见了唐后主李煜，于是后世就说他是李后主转世。两人都是亡国之君，都有艺术家的气质。但不同的是，李煜所在的南唐，就是一堆破铜烂铁，辉煌一时的大唐王朝奄奄一息。而赵佶所面对的是一辆高配置的豪车，北宋的繁荣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天上掉馅饼，就只有接着呗。为什么向太后能看上赵佶，有两个原因，第一，有才。第二，长得帅。对，就是这么任性和草率。

向太后对满朝文武说：“来选端王当司机，哦，不，来当皇帝，大家赞同不？”

大家默不作声。向太后说：“沉默即默认。那好，我就……”

“我反对！”有人喊道。此人是宰相章惇。

向太后问：“为什么反对？”

章惇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太后若听不懂，我再说通俗一点，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向太后怒了，说：“来来来，你来，我选不出来，你来，你来啊，你来选啊。”

章惇一时语塞，因为也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了。只有皇子赵佖，虽然比赵佶更合礼法，但他是一个盲人。大宋帝国不能让一个瞎子当皇帝，开车时连路都看不见。

章惇妥协了。但章惇不愧是老臣，眼光毒辣，一语成谶。北宋的灭亡和他轻佻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赵佶之所以么能当上皇帝，只是因为他是“帝八代”，皇帝该干什么，该承担什么责任，他一无所知，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把他当皇帝培养。有时候觉得古代选皇帝，比考驾照还草率。

赵佶虽不是向太后亲生，但本着对国家负责，对赵家负责，向太后还是垂帘听政，手把手教赵佶当皇帝。她虽然没当过皇帝，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她亲自把赵佶扶上车说：“记住，一踩二挂三灯四喇叭五放六抬。起步，走，对……”这辆豪华版的劳斯莱斯再次启程。已经是徽宗皇帝的赵佶兴奋不已，掌握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满满成就感。

其实，宋徽宗一开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昏君，有才华的人最起码饱读诗书，昏也昏不到哪儿去。但才华是一个广泛的词汇，书法、绘画、诗词只是才华的一种，它与治国理政无关，与驾驶技术无关。

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字写得不丑，文作得不差，书读的不少，人长得不丑，但科目二考了三次，科目三至今没过。

看着宋徽宗以三十迈的时速，驾驶着大宋帝国稳稳向前，向太后颇感欣慰。

宋徽宗在龙椅上一开始表现出的是一代明君的风度。如唯才是举、广开言路、贬谪奸佞。向太后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人。但后来的一系列的骚操作，让人大跌眼镜。

除了他本人轻佻的性格之外，还有就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导航。若宋版劳斯莱斯的副驾上坐着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生，或者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魏徵先生，那么大宋和宋徽宗本人又是另一种命运了。

宋徽宗时期的“副驾”上坐过谁呢？

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后世称为“北宋六贼”。大家所熟悉高俅都排不上号。会踢球只是小儿科罢了，没资格坐副驾。

一般情况下，奸臣都是单练，一朝只有一个奸臣，就足够祸国殃民了。而宋徽宗时期，“北宋六贼”组团登场，成为历史上独特的奸臣组合。带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表演的，正是宋徽宗本人。二

宋徽宗用瘦金体书写的《千字文》就是赐给奸臣童贯的。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瘦金体是宋徽宗本人性格反应。在我眼中，这种字体和他的性格一样，发育不良。瘦金体，就像一个成年人有正常的身高，但没有正常的体重。那些极度纤细、极度瘦弱，仿佛风一吹就能吹散的笔画，呈现的是瘦弱的病态美。

学者蒋勋先生认为，瘦金体的笔法极为危险，违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敛与含蓄，每一笔都锋芒毕露，而“锋”与“芒”是汉字美学的禁忌，传统笔法讲究“藏锋”，锋芒毕露容易折断。

宋徽宗无论是写书法还是做皇帝，都极为任性、放纵。尤其是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完全不顾君臣之礼。臣子在他心中，并不是辅佐他治理天下，而是一群和他一样轻佻的玩伴。

他的一生只干了三件事情。一是痴迷艺术，二是吃喝玩乐，三是大兴土木。

后世提起宋徽宗，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字与画。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能让他比别的亡国之君高出一格。在他眼中大宋江山不是赵家统治下的黎民百姓，而是一幅巨型的《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梦是宋徽宗最宠爱的徒弟。十岁入宫，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画师。十八岁就创作出了名作《千里江山图》。

我一个艺术圈的朋友告诉我，当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学会混圈子。艺术圈接受你，你就是艺术家。一般某位艺术家办展览，来捧场的都是朋友。在开幕式上，台上发言的是艺术家，台下坐的也是艺术家，再加上几位艺术评论家。艺术其实与普通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赵佶还是端王的时候，就混迹于皇族艺术圈。最亲密的朋友是当朝驸马爷、神宗皇帝的妹夫王诜，和远房亲戚赵令穰。

王诜这个人除了精通琴棋书画外，没什么优点。最大的喜好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就算娶了当朝公主，私生活依旧混乱。他与苏轼、黄庭坚、米芾、苏辙、文同、秦观等人都是朋友。苏轼曾想自费出一本诗集，但拿不出钱来，王诜就自己掏腰包资助。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下狱，王诜受到牵连，幸亏公主求情，才得以幸免。

赵佶在这个姑父身上并没有学到好，反而学会了风流韵事。更重要的是王诜给赵佶介绍了球技高超的高俅。高俅原本只是苏轼的一个伴读书童，一来二去就混进了皇族。

赵令穰不仅是书画家，更是一位书画收藏家。赵佶经常去他府内欣赏画作，切磋画艺。可以说他是赵佶绘画之路上的入门老师。

赵佶的成长环境，并不具备让他成长为一位政治家的土壤。翻遍宋史，无法找到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赵氏子弟。这一时期的赵氏子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享受生活。

或许有人会为宋徽宗辩护说，在他统治时期推进了我国最早的养老机构、福利事业、教育普及等。但这不是他的能力的体现，而是因为赵氏家底厚。只要有钱谁都能做。这就相当于一个富二代，拿着家里的钱接济穷人一样。

三

宋徽宗虽然在治国上极其草率，但对于宫廷的艺术事业却一丝不苟。他所创办的宣和画院，是中国最早的艺术院校，开创了中国美术艺考的先河。

他选择身边大臣的标准不是看有没有辅佐之才，而是看艺术才能。他任用奸臣蔡京，就是因为其超高的书法造诣。蔡京的书法造诣之高，就连大书法家米芾都自愧不如。

蔡京一生也经历了宦海沉浮，四次出任宰相，任期长达十七年之久。此人在政治上只有两招，就是投其所好，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用于宋徽宗，见风使舵用于朝中大臣。

他曾对宋徽宗说过这样的话，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把自己搞那么累，何必呢？

蔡京在北宋政坛的崛起，最先依靠的一代名相司马光。你会问，司马光怎么会提携奸臣蔡京呢？这就是蔡京见风使舵的本事。

还得追述到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以王安石领衔的改革派与司马光领衔的保守派一直斗得不可开交。一开始只是国事之争，对事不对人，到了宋徽宗时期就彻底变成了新旧党之间的互咬，对人不对事。

不过有一说一，蔡京的确是一个有大才的人。二十四就金榜题名，与弟弟蔡卞同为皇帝起草诏书，风光程度不亚于当年的苏轼、苏辙兄弟。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和保守派领袖司马光都称赞过蔡京的才华。

蔡京就在两派之间周旋。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改革派势头正猛之时，蔡京攀附王安石，深得信赖。蔡京本人并不一定从内心支持变法，而是看到了皇帝改革的决心。

当保守派势起，蔡京有投奔在司马光门下。司马光雷厉风行废除新法，恢复旧法。在蔡京的管辖区内效率最高。司马光称赞他说，如果人人都像蔡京一样能干，还有什么做不成的？

虽然得到司马光本人的称赞。但保守派的其他人却看不惯，这人不就是一个两面派吗？哦，昨天我们失势时，一张冷脸，今天我们得势了，又是一张笑脸。那我们明天再失势了，岂不又是另一副嘴脸吗？

司马光也不想犯众怒，找了个理由先让蔡京出京城避避风头。

多说一句，苏东坡也是“两面派”，但他的做法恰恰相反，是谁失势倒向谁。当时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的时候，他支持保守派，因为他看到了改革的弊端，因此被流放。后来哲宗皇帝废除变法，他又倒向改革派，因为他不赞同完全废除改革措施，因为他也看到了变法带来的好处，因此他又被流放。这就是君子之风。

到了宋徽宗时期，改革派势起，蔡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改革派。此时的新旧党之争，已经变成了极端的政治迫害。

新旧党的领袖司马光与王安石已经去世，他们虽然在朝堂上刀光剑影，但心理却佩服对方的人格。王安石得势的时候，曾评价司马光“司马君实，君子人也。”。而司马光得势时，曾说王安石是“卿等皆君子也！”

司马光与王安石掐了一辈子，但并没有在对方倒霉时落井下石。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蔡京就不同了。才不管你是不是君子，只要皇帝不喜欢你我就整死你。在宋徽宗的指示下，蔡京对旧党的打压非常严厉。下诏书说，旧党的子弟永远不能做官，不能擅自进京，不能与皇族通婚，烧毁所有旧党人的画像。

这还不算，还要写文批判，让旧党人遗臭万年，即《元祐党籍碑》。蔡京一共列了三百余人的名单，包括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人。这份名单中有的并非旧党，只是蔡京的政敌，也被列入其中。

宋徽宗用他那精致且畸形的瘦金体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下令每州各立一块。至于这份名单中，有多少人真的是旧党，有多少人是被蔡京所诬陷的，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并不在乎。他所在乎的是石碑上的文字怎么写才漂亮。

关于《元祐党籍碑》还有一则令人感动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当时的两个普通百姓。

话说宋徽宗写好本文后，要找民间石匠刻碑文。

在九江，一个叫李仲宁的石匠被九江太守叫去刻碑。当他听说所刻的内容是旧党名单，马上拒绝了。他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点石刻手艺养家糊口。平常接的大活儿，都是刻苏轼、黄庭坚的诗文。我看到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些大诗人，但是我不能忘恩负义啊！太守听了很感动，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石匠尽能如此重情重义。称赞李仲宁说，很多朝中大员都不如你啊！

后来这件事被蔡京知道了，将李仲民下狱，迫害致死。

另一位是长安石匠常安民，他也被叫去刻碑文，也拒绝了。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党争，但这份名单中，如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都是正直的君子，我不忍心将他们刻在碑上被人唾骂。当地官员就把他抓起来威胁、恐吓。常安民只是一介百姓，最后答应刻碑，但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碑上，否则会让万世唾骂，子孙蒙羞。

李仲民和常安民都是普通百姓，但他们身上有民间最朴素的是非观。

宋徽宗打压旧党，只是一个序幕，还仅属于朝堂之内的政治斗争。真正殃及百姓的则是他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宫苑“艮岳”。

五

艮岳相当于北宋版的圆明园，占地面积五万平方米。宋徽宗以他超高的艺术天赋，亲自设计了这座宫苑。他的设计理念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他想，我不可能把大宋江山美景一寸寸看过去，那就造一个微缩景观吧。将天下美景，尽收眼底，将古今珍宝，藏于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