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首都博物馆工作将近40年，因业务关系接触过许多著名文化学者和书画家，最近整理旧物，巧得很，找出了三位著名书法家题写的“首都博物馆”馆名字样。或许这在当时不算什么，现在看就很珍贵了，因为三位书法大家都不在世了。

先说第一件，这跟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晋人王献之所书的玉版（即刻于玉石之上）《洛神赋十三行》有关。这件宝物是在1981年，秦公先生从文物商店收购而来，启功先生鉴定入藏首都博物馆。

当时对这件文物的真伪，社会上尚存争议。所以我特意请启功先生写文将其来历讲清楚，启功先生不吝笔墨为此写了这样一段内容：“洛神十三行以玉版本为贵，玉版有二，此世所称碧玉版，点画风神巨勝。别行所谓白玉本，实复刻也。此石今藏首都博物馆，石色黝黑美谥碧玉耳。此纸搨墨匀净，字口精确，临池取则不啻墨迹，弥堪赏玩也。一九九六年元月启功。”

这段文字明确讲到首都博物馆所收藏的玉版《洛神赋十三行》是碧玉版，为真品。另外更为可贵的是启功先生在行文中书写了“首都博物馆”五个字。字体既体现出启功先生书法间架结构的传统功力，又有他特有的稿草体之书卷气，小字方寸之间，笔墨舞动，率性自然，更见天真烂漫，趣味盎然。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我到上海出差，上海博物馆馆长汪庆正请我吃饭时还聊到首都博物馆的玉版《洛神赋十三行》。汪馆长说，这件文物是上世纪70年代末由上海博物馆退还的抄家物品。他们曾和物主商量，拟用5000元人民币收购，但未能谈成，没想到物主后来拿到北京，被你们重金收走了。

我问他，上海博物馆在收购文物时向来是不惜重金的，这次怎么漏了？汪馆长讲，这件东西的真伪在当时确实存有争议，因而判断失误，这导致上海博物馆痛失入藏一件国宝。

第二件是沈鹏先生为《首都博物馆藏古代瓦当选》一书所题写的书名。1992年应日本中华书店之邀，制作《首都博物馆藏古代瓦当选》，该书共收录首都博物馆藏秦汉瓦当四十方，为原器手工拓制线装本，其最大的特点是将瓦当的年代、图案、文字一一进行编辑排列装订成册。另外一大特点即瓦当在传拓后没有进行托裱，直接梳理平整，软装成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图片的凹凸感，并保证字口不变形，这是金石学最讲究的地方。此前没有这种形式的图书，这是首都博物馆的首创。该书出版后，得到了中外各界金石爱好者的追捧，国内许多单位向我们求教这门技艺，后来有一些单位在这方面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我们。但是这个技艺的源头是首都博物馆。

成书之前，我向沈鹏先生请教这本书的编辑思路。他给予大力支持，并为该书题写书名：《首都博物馆藏古代瓦当选》。沈鹏先生是草书大家，这次为表郑重，用魏碑体题写书名，为本书增色不少。

第三件是李铎先生在给我书信的信封上手书的“首都博物馆”几个字。李铎（1930年-2020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市，毕业于信阳步兵学校。历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我和李铎先生相识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我在北京市仪表局属下的中专学校任职，仪表局工会大概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局职工书法展览，展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举行，那一时期，文化宫东配殿是北京文化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每次展览都要邀请著名书法家到现场普及书法知识，像我这样对书法多少有点儿知识的热心人，会到现场做服务。有一年的开幕式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著名书法家肖劳，刘毅，张旭，刘炳森，李铎，徐柏涛，李文新等，都会现场挥毫，不吝笔墨。

李铎先生学的是郭沫若的书体，书写速度比较快，写的也是最多。我一直在为他打下手，帮他做好服务，李铎先生见我很辛苦，给我写了一张四尺整纸的唐诗表示谢意，我们互留了通讯地址，由此我知道他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工作，从事书法专业。后来，我进入首都博物馆从事文化工作，和李铎先生的交往也逐渐的多起来。

李铎先生在荣宝斋挂笔单，我曾助其一臂之力。上世纪80年代，书法家能在荣宝斋挂笔单就好似如今在全国书法大赛上拿了一等奖，难度极大。挂单意味着艺术家在国家重要的文化窗口有了身价，通俗讲，就是你的作品能换钱了。所以李铎先生一直记着我这点儿好，每次他举办书法展览都给我寄来请柬。尤其是他晚年举办书写《孙子兵法》大展，特意让人将请柬转交给我，带有“首都博物馆”字样的信封，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我一直保存至今。所以才有今天三位著名书家书写“首都博物馆”馆名这一趣闻，三位书法大家留下的墨宝将以这种文化形式共存，特撰此文致敬大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魏三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