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1878年），大清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山西巡抚曾国荃，这两位彼时大清的顶梁柱人物，竟是前后脚大倒苦水：先是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荃的信里，描述了朝廷高官们心急火燎求雨的场面，继而语出惊人——倘若今年再不下雨，那么北方“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咱们就手拉手陪大清一道死吧。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而被李鸿章哀叹要“一起死”的曾国荃呢，此时在山西巡抚任上，也是隔空一声长叹：“历观二十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
1878年，在许多近代史眼里，是挨打不断的大清朝，看上去“还不错”的一年：此时清王朝洋务运动正办的红红火火，各种近代工业源源不断涌现，还常被称为“同光中兴”。
这么个“中兴”的好年头里，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两位大佬发出“同归于尽”、“惨酷”之类的哀叹？这正是晚清历史上一桩破坏力空前惨烈的天灾：“丁戊奇荒”。
1875年初，年仅4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北方很多地区便先后呈现出干旱迹象。当年，京师和直隶地区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
一年后，旱情加重，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受干旱影响，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产量减半，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大旱引发的饥荒，致使一些灾民“饥则掠人食”，过境者往往失踪，人们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远行。
1877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曾国荃(1824年-1890年)
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吃下，或掘观音白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裂。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人吃人”的惨剧便发生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另外一边同样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
旱灾的阴霾，同时笼罩在河南、陕西等省上空。许多灾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铤而走险，聚众抢粮。他们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的旗号，拦路抢劫，粮价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隶地区也有灾民组成“砍刀会”，专门抢粮。
而在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以及山东地区，旱灾同样严重，以致“炊烟断缕，鸡犬绝声，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殣（饿死的人）殍不下数万”。
到1878年，大旱持续已三年，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更为严重了。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时候倒死在地上。
这场持续四年的灾难，真实的景象，远远超过了李鸿章曾国荃们口中的“惨酷”：清朝人对这场灾难的笔记里，全是“饿殍遍地”、“白骨盈野”、“日有路毙”、“因饥寒而死者不胜屈”之类的描述。在灾区勘察的大臣阎敬铭估算，几个受灾省份，每个省每天饿死者，恐怕就在千人以上。
而放在各个受灾省份里，那更是种种惨不忍睹的画面：山西南部的小麦全部枯死，山西省的树皮草根，在1877年就全吃光了，灾民多达五六百万人。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
直隶六十三个州县受灾，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灾区的儿童瘦到皮包骨头，因为长期吃杂草导致肚子膨胀。逃荒的乞丐塞满了直隶周边官道，场面“倒毙满路”。
山东八十二个州县受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以至于“哀鸿遍野，满目凄凉”。《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河南八十七个州县受灾，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饥民五六百万，怀庆以南四百里的野草全部吃光。“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帮办河南赈务的大臣袁保恒刚进河南，就看到黑压压逃荒的灾民……
紧跟着饥荒到来的，还有恐怖的瘟疫，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河南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许多灾区更成了动乱不断的人间地狱，抢粮动乱此起彼伏。
“丁戊奇荒”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灾民迁徙潮，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闯关东”最为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离乡北上长城口外的蒙古，另谋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山西北部向来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谣，便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
这些从灾荒中远走他乡的逃难人，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蒙古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逐渐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多元形态，使得内蒙地区和内地汉族地区的关联变得紧密。民国初外蒙古独立了，内蒙古却留下来了，也许这就是原因之一吧。
与山西类似，受“丁戊奇荒”影响，无以为生的山东饥民，大量外出逃荒，纷纷“闯关东”，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他们抛弃家园，逃至产粮较丰的东北奉锦一带，那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且与山东仅一海之隔，乘船当日可至，因此“闯关东”对山东灾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
以《光绪东华录》等资料估算，从1876年到1879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就分别有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至少有两亿国人卷入了这场灾难，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就有1000万人以上，仅山西一省1600多万居民中，就死亡500多万人。流民人数不少于二千万，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不清的人间惨剧。
“丁戊奇荒”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考查一下清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状，不难发现，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从1875年起，晚清王朝就遭受了酷烈的极端天气，东南各省持续水灾，北方各省却干旱无雨，就连西南的四川等省，后来也是“禾苗焚稿”。蝗灾等天灾也紧跟着爆发。汹涌逃难的难民，更令瘟疫加剧传播，于是，就有了煌煌史册里，那些并不遥远，却不忍猝读的记录。
但比这些天灾更严重的，是丁戊奇荒里的人祸。
自古以来，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道光十年（1830年），户部清查全国粮仓储备情况时发现，实存粮仅1400万石，缺额达1800万石。到咸丰十年（1860年），全国存粮仅523万石。无怪乎“丁戊奇荒”爆发之际，灾区缺粮，不但无树皮草根可采摘，“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饿死。
清朝粮仓
同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元气大伤。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银的3/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至少耗掉4亿多两白银，此外还有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他大小战事的军费，以致在同治三年（1864年），清王朝国库仅存银6万余两。
“丁戊奇荒”发生时，“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仍捉襟见肘。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万两，不足全部赈款的三分之一。
清朝银库
而时局的动荡，更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曾国藩就曾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 频繁的战火、社会的破坏、生态的恶化，严重削弱了清廷和民众抗击灾害的能力。再加上当时灾害来临时，地方官员没有及时通报灾情，通报后也没有如实汇报灾情真实情况。
实事求是讲，对于这场灾难，当时的晚清政府，也是出了力的。为赈灾采用了不少办法，有的开了中国赈灾历史上的先河。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清王朝平均每年都调拨给灾区十七万石漕米，还每年额外调拨五十万两白银用于灾区赈济。
光绪三年七月，在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四五百万两以上，然李鸿章道：“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
然而把灾情折腾到水深火热的，恰是清王朝自己的苛政。
晚清时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许并鼓励民众种植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解除鸦片禁令，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自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5.6万担，中国白银为此大量外流。
李鸿章等人于是提议：“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种自产鸦片的方式与洋人抗衡。几年后，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以至于英国传教士走遍中国地方地区之后，感叹连孔圣人的故乡也满是罂粟花。
以山西为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8亿亩），其中60万亩种植了鸦片。以至于粮食大量减产，面对突发的灾情，官府拿不出足够的救济粮，只能干看百姓饿死。
山西巡抚曾国荃后来曾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因为种植鸦片不仅侵占良田和劳力，造成粮食不足，而且诱使相当部分农民自种自吸食，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
而且，即使灾情如此严重，清政府一边发着救济，一边横征暴敛。比如各省的“征粮酿酒”政策，由于关乎朝中官员的“饭银”，所以一度依然强征，大批本该救济灾民的粮食，就这么变成了官员们餐桌上的酒。直到灾情越发严重，清王朝才把这恶政停掉。但修建西太后颐养宫殿等“采办”，清王朝却借口“已有定例”，照样往灾区玩命强征。惨重的灾情，就这样火上浇油。
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
更堪称人祸的，还有灾区各地官员的表现。为什么一场旱灾，就能让各省损失惨重？恰因各地官员的昏聩行为。比如直隶地区，在大灾爆发以前，当地的五条大河和六十条支河，全因年久失修而报废，以至于“旱则赤地千里”。
更让人不齿的，还有那些发国难财的贪官们。大臣阎敬铭视察山西石门灾区时，惊见当地“饿殍遍野”，幸存者皮包骨，可官府里的赈灾粮堆积如山——原来所谓赈灾粮，早被当地地方官划入自家腰包，就想趁大灾卖高价。
如此景象，在当时北方各地灾区，也只是冰山一角。持续四年的大灾里，各地的贪官们挖空心思，除了操纵地方粮价牟取暴利，甚至还“吃灾卖荒”，借着灾情大肆吞并土地。
灵丘县的官吏甚至还和人贩子勾结，把当地妇女儿童卖到他乡，仅是衙门的账薄上，就有十万妇女儿童被拐卖了。凭着这“惨酷”的天灾，好些官员捞够了油水，成功一夜暴富。他们脑满肠肥的背后，就是上亿的灾区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景。
总的来说，清政府的赈灾是不力的，灾荒引起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丁戊奇荒”中，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史上空前，甚至连北京这样的地方，赈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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