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我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县城里，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家里虽然贫困，但父亲坚持要我读书。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14岁那年，我在横江区苏维埃政府当了一名文书。

「年少有为，20岁就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那时的我虽然年轻，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政治觉悟。13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争着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监视根据地内部的土豪、地主、反革命嫌疑分子的破坏活动等工作。我积极为党和军队做宣传工作。

1933年，经过五年的革命斗争考验，我光荣入党。进入中央根据地后，我在反"围剿"战斗中冲锋陷阵。1934年，组织看重我的胆识和才智，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那一年我才20岁。

长征路上，我跟随红五军团为掩护主力红军渡江。在湘江，我们与敌军展开了五天五夜的恶战。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毫无惧色。这段经历，为我的军事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战爆发后，我在太行山参加了抗击日军的斗争。这段时期，我积累了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先后担任锄奸科科长、锄奸保卫部部长，为肃清八路军内部特务与叛徒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还有幸担任过邓公的保卫科长，日夜兼程保护邓公的安全，我的敬业与忠诚给邓公留下了深刻印象。

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到邓公身边工作，担任二野二纵四旅政委。我两进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重庆解放后，我被留在当地担任军管会公安部部长。面对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暗中破坏，我使用雷霆手段，打击顽固分子，肃清反动势力。凭借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我布下天罗地网，将潜伏的特务一网打尽。在我的治理下，重庆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1951年春节，邓公亲自向我敬酒，夸赞我的领导水平和管理能力。1954年，我调任云南省副省长。与重庆的工作相比，云南的管理工作更加复杂，存在边境安全和民族关系协调等问题。我从扎根群众入手，克服重重困难。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干就是24年。

1979年，我终于出任云南省长，那年我已65岁。我把云南当作第二故乡，倾注毕生心血。随着云南经济的增长，我的身体也在慢慢老去。1985年，我退居二线，担任中顾委委员。直到1997年，我才开始养老生活。但我仍然闲不住，年过八旬仍关心云南百姓，把调研结果和建议报给云南省委。

回首往事，我为党和国家建设贡献了一生。无论担任何种职务，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民生放在第一位。

这就是我的人生——从一个江西小县城走出来的农家子弟，经历革命洗礼，20岁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担任副省长24年，最终在65岁高龄成为省长。我的经历，或许能为后人留下些许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