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2025年再度掀起全球关税风暴，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并计划对进口汽车等行业扩大征税范围。其关税政策的“狂热”背后，是多重战略意图与权力逻辑的交织。

一、法律便利：总统权力的“后门”运用

特朗普此次快速加税的关键，在于绕过常规程序，直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赋予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无需国会批准的加税特权。该法律自1977年生效以来从未被用于加征关税，但特朗普团队发现其“无需严格证明必要性”的漏洞，将其作为政策工具的首选。相较《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需启动国家安全调查的繁琐流程，IEEPA能实现“即签即征”，极大缩短政策周期。这种法律工具的选择，凸显特朗普对“快速决策”的偏好，以及通过行政权绕开制度约束的执政风格。

二、政治叙事：国内选票与外交筹码的双重收割

1. 兑现竞选承诺的“强人形象”

特朗普在竞选中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关税政策是其兑现承诺的核心手段。通过加税打击进口商品，塑造“保护本土产业”的强硬形象，巩固中西部“铁锈地带”选民支持。例如，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25%关税，直接针对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领域，迎合蓝领阶层诉求。

2. 外交博弈的“极限施压”

关税被用作谈判筹码，迫使贸易伙伴让步。例如，以关税威胁加拿大、墨西哥加入针对中国的“北美贸易集团”，削弱中国在美洲经济影响力。对华仅加征10%关税（而非此前威胁的25%），则是为避免触及60%的“关税阈值”，保留后续谈判空间。这种“分段加码”策略，既维持威慑力，又避免短期内激化矛盾。

三、经济逻辑：短期利益与长期风险的权衡

1. 通胀与产业保护的矛盾

特朗普团队深知加税可能推高美国通胀（彼得森研究所预测通胀率将上升0.54%），但对内宣称“关税收入可填补财政赤字”。然而，2024年美国关税收入仅占联邦收入的1.6%，远不足以替代所得税。其真实意图在于倒逼美联储降息：通过加税冲击经济，迫使联储提前开启宽松周期，实现弱美元政策，刺激出口。

2. 供应链重构的“政治经济学”

关税政策旨在加速制造业回流。例如，对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加税（占美国进口额42.3%），逼迫车企将产能转移至美国本土。但这种策略忽视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墨西哥汽车工业占其GDP的4%，若产业链断裂，将导致美国车企成本激增，最终转嫁至消费者。

四、地缘布局：对华遏制的战略前置

特朗普关税政策暗含对华长期竞争考量。通过缓和美俄关系（如沙特会谈），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依赖，集中资源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务卿鲁比奥明确表示，第二任期“对抗中国是外交核心”，关税仅是遏制手段之一。例如，对华加征10%关税虽力度有限，但结合科技封锁、供应链脱钩，形成“组合拳”效应。同时，通过施压日本、韩国等盟友减少对华合作，重构印太经济秩序。

五、历史惯性：重复路径依赖的困局

特朗普延续了第一任期的“关税迷信”。2018年对华加税未能缩小贸易逆差（美墨逆差反增52%），但特朗普仍视其为“有效工具”。这种路径依赖源于其交易型思维：将关税视为“零和博弈”中的直接收益（如威胁墨西哥出资440亿美元能源管道项目），而非系统性经济解决方案。正如《华尔街日报》批评，此类政策是“历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但特朗普坚信“痛苦是伟大的代价”。

结语：霸权逻辑下的全球代价

特朗普的关税狂热，本质是单极霸权衰落后的挣扎。其短期可能收获政治红利，但长期将加剧美国经济“滞胀”风险，并推动全球产业链加速去美国化。对于中国而言，需警惕关税与地缘遏制的联动效应，通过扩大内需、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构建抗压韧性。这场“史诗级贸易战”的终局，或将验证一个历史规律：强权终将被自身逻辑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