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引起了助贷平台的一阵恐慌，圈内将希望寄托于亮点——1、距离实施还有一段时间 2、文件内容或许还有缓和的余地？

但是，《通知》真正的风险并不局限于对息费的要求。

无论《通知》还是此前陆续下发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制银行等三类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下称《三类银行通知》，乃至当年那场24%的窗口指导，监管的主体都是银行，而非助贷。

而所有文件其实都有一个导向：推动银行加强互联网贷款的自营能力。这是应该助贷长期恐慌的一点，下文详述。

银行与助贷之间本质上是利益分配的关系。

近年来，助贷平台在利益分配中逐渐掌握了更多份额，这本质上是中小银行资产荒影响导致，于是很多助贷平台反馈：“很多银行主动要我们做36%的资产”，背后的驱动力不难理解：要么36%能获得更多资产，要么能获得更多分配的份额，要么二者兼具。

利益的驱动下，银行在走钢丝。

近年来监管的重点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无非就是息费、获客和风控（也包括催收），本次引起恐慌的核心是息费，也是银行和助贷最痛的地方。

但这种痛会在一段时间后缓解，原因很简单：助贷服务的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当前是银行排队找助贷平台要资产，那么助贷的议价权就存在，就有在利益分配中辗转腾挪的空间。

比如“商业银行按照每笔贷款实收利息的一定比例支付助贷服务费用的，应当在每笔贷款结清后向助贷机构支付，且将付费比例控制在30%以内。”

对于助贷机构当然是这样，但如果助贷机构设立一个专门用于获客的公司，直接服务银行的获客环节，那总不能让这家公司自己垫钱去获客吧？至于付费比例，作为获客公司，它属于助贷吗？是不是更应该叫广告公司。到了风控环节，那就再议呗，助贷手里有客户、有能力，所以有牌可打。

这种或许可以看作是擦边球、包装，但本质上还是供需关系决定的。

结合《通知》在内的四个文件，助贷行业的长期风险更值得关注。

一个达摩利斯之剑：成本与收益的平衡点

银行与助贷的所有成本都要息费去覆盖，但偏偏息费又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地带。

无论是过去的两线三区还是后来的4倍LPR，都有一个前提：不适用于金融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于是24%成了合规性的金标准，36%成了公认的红线。但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利率的要求是怎样？利率市场化的大潮下，这把达摩利斯之剑似乎还从未落下过，《通知》突然出现了“落剑”的可能，这也是本次恐慌的核心原因。

未来如果完全落下，成本与收益的平衡点必然会被打破。

一个大导向：推动银行自营

《通知》在内的四个文件或明示或暗示的都在推动一个事情：银行自营“助贷资产”。

四个文件层层递进，除《通知》外，《三类银行通知》中“不应过度依赖合作机构的获客引流或担保增信来追求互联网贷款业务规模或盈利的短期快速增长”也直指股份行、城商行、民营银行三类银行的现状。

所有监管文件管的都是银行，那么你还记得上次监管文件直接针对助贷是什么时间了吗？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监管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依附于金融机构的行业？

助贷新规，与其说其会带来短期规则的改变，不如说它是一次政策导向的深化。

过去几年里，多类金融牌照出现明显的数量下降或停批，即使央企也迎来“退金令”，然而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感知却是金融供给越来越多。

金融服务的供给已经过剩，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正不约而同地进行一场“供给侧改革”。

改革的结果是什么？或许是一个参与主体数量降低且简单化的金融市场，详见《金融进入“巨人”时代》。

那么助贷行业是否也是需要“简单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当前而言，或许不是，中小银行还需要，但如果未来连中小银行数量都锐减了呢？不要怀疑，虽然不是锐减，但过去几年银行的确在减少。

小金融机构做不了的事情，大行都能做，除非风险太高。

又回到了那个话题上，这个“24%~36%”的市场空白应该有谁来做？但这个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不是大问题。

早年民间借贷中的大耳窿、驴打滚、羊羔息、坐地抽的市场，最终不就是成就了24%~36%这个市场，那未来24%~36%这个市场为何不能成就24%的市场？

中国人讲究事缓则圆，比如：你说今天的信用环境和几十年前比优化了多少？今天的利率比几年前优化了多少，金融供给又丰富了多少？再过几年局面还会发生变化。

助贷新规真正的风险与应对，不能简单以当下的眼光去判断，监管推动银行自营的宏伟蓝图，才是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