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载，张飞遇刺源于其要求部将范疆、张达限期完成军备任务未果后的惩戒。但值得关注的是，作为高级将领，张飞营帐的安保级别与遇刺过程的顺利程度存在矛盾。史学界注意到，建安年间军事将领的日常防护体系，通常包含多层级岗哨，此次事件中安全机制的失效仍需深入探究。

范、张二人携带重要物证投奔孙吴政权后，未见其获得相应军政地位。对比同期其他归附案例（如傅士仁、麋芳），这种待遇差异引发学界对其行动真实目的的讨论。需注意的是，孙吴方面始终未将此事件作为外交筹码加以利用，反而在蜀汉使臣邓芝访吴时主动释放缓和信号。

公元221年前后的三国格局正处于微妙重组期。曹丕完成政权过渡后，既需防范蜀汉北伐压力，又要警惕孙吴扩张。从战略制衡角度看，蜀汉伐吴若成功将打破均势，因此任何延缓战争爆发的因素都具备特殊价值。

张飞遇刺正值蜀汉军事动员关键期，其部属中除范、张外，吴班、张苞等将领均参与后续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张飞遇刺后，蜀汉东征部队仍按原计划完成集结，说明事件对整体军事部署的影响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建安年间刘备集团处理内部事件时，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策略（如法正逾矩事件）。张飞遇刺后未展开大规模追查，或与维持伐吴大局稳定有关。现代学者田余庆指出，蜀汉高层对突发事件的处置常体现"轻重缓急"的务实考量。

从孙权处理关羽事件的经验看，其在外交危机中多采取风险规避策略。若孙吴确与刺杀有关，按惯例应提前准备应对方案，但史料显示其在此次事件中处于被动应对状态，这与常规行为模式存在偏差。

现存《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典籍对关键细节记载简略，裴松之注引《魏略》提及的"江表异闻"已佚失。近年出土的走马楼吴简中虽发现多起军械督造案例，但尚未发现直接关联证据。

现代研究引入管理心理学分析，认为张飞治军风格中"暴而无恩"的特质（陈寿评语），可能造成基层军官的心理应激反应。结合汉代军功制度研究，督造任务的超常规期限要求，或导致执行者产生极端应对行为。

该事件凸显古代军事体系中"将帅性格-部属心理-任务压力"的三角关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昌宪指出，这为研究古代组织行为学提供了珍贵样本。

从成都到白帝城的消息传递需十日以上，这种时空差造成刘备获知噩耗时的决策环境已发生本质变化。这提示我们重新评估古代重大事件中信息时效性的影响维度。

作为三国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张飞遇刺案始终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从制度史角度看，这既反映出古代军事体系的运行特征，也揭示了特殊历史节点下的复杂博弈。当前学术界的多元解读，正推动我们以更立体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正如社科院历史所最新研究报告所述："每个历史悬案都是打开时代密码的钥匙，需要研究者保持审慎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