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杜月笙晚年落魄去借钱，此人拿出支票：150万以下，杜先生自己填
引言：
世人皆知杜月笙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地下皇帝＂，在他最鼎盛时期，门客如云，权势滔天。＂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便是对他显赫地位的真实写照。然而，1949年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亨，却在香港过起了清贫的日子。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位昔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竟然要四处找人借钱度日。在这段艰难时期，有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不仅慷慨解囊，还用一种极其特别的方式，给足了杜月笙面子。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何对杜月笙如此推崇？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杜月笙的辉煌岁月
在上海滩的黄金岁月里，杜月笙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上海滩的神经。1924年的一个下午，法租界巡捕房的总探长来到杜月笙的府邸，恭敬地递上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竟是法租界工部局特批的＂永久居住证＂，这在当时的上海可谓是前所未有。要知道，就连各国使节都未必能获此殊荣。
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之大，从一件小事便可见一斑。1931年，他在南京路开设了一家＂大生银行＂。开业当天，竟有八十多位各界名流前来道贺。其中不乏各国领事、银行大亨、工商巨贾。更令人瞩目的是，当天中国银行行长宋子文亲自到场祝贺，并当众宣布，中国银行将与大生银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在杜月笙的鼎盛时期，每天清晨，他府上的大门外就排起长队。这些人中有求官的、谋生的、打官司的，甚至还有外国商人。一位英国商人曾这样描述：＂在上海，如果要做成一笔大生意，先去拜访杜月笙比去拜访总领事更有效。＂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杜月笙展现出了惊人的社会影响力。当时日军轰炸上海，大批难民无处安置。杜月笙一声令下，他名下的产业全部开放，收容难民达十余万人。不仅如此，他还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救护队，在战火中穿梭救人。当时的《申报》曾报道：＂杜公馆开仓济贫，日供热食万份＂。
在商界，杜月笙的影响力更是惊人。1935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多家银行面临倒闭。杜月笙临危受命，召集各大银行开会。会议仅持续半日，他就筹集到三千万银元的救市资金，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局势。事后，工商界赠送了一块＂金融界泰山＂的匾额给他。
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更是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爱国情怀。当汪精卫派人劝他投靠日本时，他当场掀翻茶几，怒斥道：＂宁为战时乞丐，不做亡国奴！＂随后，他暗中资助了大批抗日组织，并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为国民政府输送大量军需物资。
在社交圈中，杜月笙的地位可见一斑。每逢他的寿辰，上海滩各界名流都要提前三天开始送礼。据统计，在他五十大寿时，单是价值千元以上的寿礼就有三百多件。当时的《大陆报》曾这样描述：＂杜公馆门庭若市，车水马龙，门客之盛，胜过王公贵族。＂
二、香港避难时期的窘境
1949年4月23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他带着一家老小仓促离开上海，乘船前往香港。由于时间紧迫，杜月笙只带走了部分现金和少量贵重物品。他在上海的大量资产，包括位于虹口区的豪宅、南京路上的商铺，以及各类企业投资，都来不及变现。
抵达香港后，杜月笙一家先是暂住在九龙的美丽都大酒店。按照当时的记载，光是酒店住宿费用，每月就要花费港币一万多元。而杜月笙的随行人员多达数十人，每日的开销更是惊人。据他的管家后来透露，仅是日常餐饮费用，一个月就要花掉两万多港币。
1949年底，杜月笙在跑马地购置了一处宅院，作为全家栖身之所。这处宅院虽比不上上海的豪宅，但在当时的香港也算是高档住所。购置房产几乎耗尽了杜月笙带来的大部分现金。然而，一大家子人的开销并未因此减少。杜月笙的几个儿子在上海时都过惯了阔少爷的生活，到了香港依然保持着奢侈的消费习惯。
1950年初，经济压力开始显现。杜月笙不得不变卖随身带来的一些贵重物品。其中包括一条价值连城的翡翠项链，这条项链是他在1936年从缅甸商人手中购得的，当时花费了十万大洋。在香港，这条项链仅卖出了原价的三分之一。
更令人唏嘘的是，杜月笙在香港几乎无法开展任何生意。他在上海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在香港完全派不上用场。当地的华人富商虽然认识他，但都保持着一定距离。英国殖民当局更是对这位＂上海滩大亨＂持防备态度，暗中派人监视他的活动。
1950年下半年，杜月笙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他不得不将居所从跑马地搬到了较为偏僻的深水埗，租住在一栋普通公寓里。这时的杜月笙，已经无力维持往日的排场。连他最爱抽的哈瓦那雪茄，都改成了普通香烟。
1951年春节前夕，杜家已经入不敷出。杜月笙的小儿子患病需要治疗，医院要求预付手术费用。无奈之下，杜月笙不得不变卖家中最后一件值钱的古董——一件乾隆年间的青花瓷瓶。这件瓷瓶在当时的市场上至少值十万港币，但因为急于用钱，只卖了三万多。
这期间，杜月笙多次尝试联系在台湾的旧部和故交，希望能够重建商业网络。然而，大多数人都借故推脱，有的甚至直接避而不见。曾经＂春申门下三千客＂的盛况，在此时已成为一段遥远的回忆。
三、一纸支票的故事
1951年深秋的一天，杜月笙在香港深水埗的寓所接到了一个意外来访者。这位访客名叫陈启明，是印尼华侨，在南洋经营橡胶生意。让杜月笙感到诧异的是，他与这位陈启明素未谋面，对方却专程从新加坡赶来拜访。
陈启明向杜月笙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原来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陈启明还只是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小商人。当时日军空袭上海，他和家人躲在杜月笙开设的难民收容所里。后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带着家人辗转到了新加坡。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如今已成为南洋颇有声望的橡胶商人。
在交谈中，陈启明得知杜月笙目前的困境。当即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支票，递到杜月笙面前。这张支票金额栏是空白的，上面只写着一行字：＂150万港币以下，杜先生可以自行填写。＂这种给予对方充分信任的做法，在商界极为罕见。
这张支票的出现，引发了一段插曲。当时在场的还有杜月笙的长子杜月峰。他看到支票后，立即催促父亲填写150万的最高数额。然而杜月笙并未这样做。经过认真考虑，他在支票上填写了50万港币。这个数额刚好够支付家中的紧急开销和儿子的医疗费用。
陈启明见状，又取出一份商业合同。这份合同显示，他愿意以30%的股份，邀请杜月笙参与他在新加坡的橡胶贸易生意。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这份股权每年至少能为杜月笙带来20万港币的收入。
更令人意外的是，陈启明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文件。这是他向英国殖民当局提交的担保书，承诺为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居留提供经济担保。有了这份担保，港英当局对杜月笙的态度明显改善，甚至同意为他办理长期居留证。
这次会面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临走时，陈启明说了一段话：＂当年要不是杜先生开放粮仓救济难民，我全家恐怕已经葬身战火。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报答杜先生的恩情。今天能够略尽绵力，实在是我的荣幸。＂
事后，杜月笙派人调查了陈启明的背景。发现他确实是南洋著名的实业家，在新加坡、印尼等地拥有多家橡胶厂和贸易公司。而且他长期参与华侨慈善事业，在当地华人社会享有很高声望。这进一步证实了他此举并非耀武扬威，而是真诚相助。
这段往事在当时的香港华人圈子里广为流传。不少人感叹，陈启明的做法不仅解决了杜月笙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给予了这位昔日＂上海滩大亨＂极大的尊重。这张可以自由填写金额的支票，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
四、陈启明与杜月笙的后续交往
在那次意外相遇之后，陈启明与杜月笙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商业和私人联系。1952年初，陈启明再次来到香港，这次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提议。他建议杜月笙利用在上海积累的人脉，在香港开设一家贸易公司，专门经营东南亚与香港之间的物资往来。
这个建议得到了杜月笙的认可。1952年3月，永生贸易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陈启明，而杜月笙则负责联系各地的商业伙伴。公司成立之初，就获得了新加坡多家华商的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的南益橡胶公司，这家公司承诺每月向永生贸易供应固定数量的生胶。
1952年下半年，永生贸易的业务逐渐走上正轨。除了橡胶贸易外，公司还开展了香料、木材等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特别是在香料贸易方面，由于杜月笙曾经与印度商人有深厚交情，公司很快就在香港占据了重要的市场份额。
陈启明的为人处世也给杜月笙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春节前，永生贸易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按照合同约定，杜月笙可以分得30%的股份收益。但陈启明坚持将一半的利润分给杜月笙，说这是对他多年经营经验的肯定。
1953年夏天，一件意外事件更显示出陈启明的义气。当时有港商散布谣言，称杜月笙在上海时期的一些商业行为不够光明。这些谣言对永生贸易的信誉造成了影响。陈启明立即从新加坡赶来，在香港各大报纸上发表声明，详细列举了杜月笙在抗战时期支持民族工商业的事迹，有力地回击了那些不实之词。
两人的交往不仅限于商业领域。1954年，陈启明的长子在香港大学就读时，经常到杜月笙家中做客。杜月笙则将自己在商场上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位年轻人。每逢周末，两家人还会一起在跑马地的茶楼聚会，谈论商业见闻和人生经历。
1955年初，陈启明提出要扩大永生贸易的经营范围，将业务拓展到泰国和菲律宾。为此，他专门邀请杜月笙到新加坡考察，安排他与当地的华商领袖会面。这次考察为永生贸易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公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随着生意的好转，杜月笙的生活条件也明显改善。1955年底，他搬离了深水埗的寓所，在半山区购置了一处新居。这座住宅虽然比不上他在上海的豪宅，但也算得上是香港的高级住宅区。对此，陈启明始终保持低调，从未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对杜月笙的帮助。
通过与陈启明的合作，杜月笙不仅摆脱了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他晚年的回忆中，多次提到陈启明这个＂知恩图报＂的南洋商人，称赞他是＂真正的商界侠义之士＂。
五、最后的岁月
1956年初，杜月笙的健康状况开始明显恶化。常年的烟酒习惯，加上早年积劳成疾，使他的肝脏功能日渐衰退。香港玛丽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立即住院治疗，但杜月笙坚持继续处理永生贸易的业务。直到2月下旬，他才在陈启明的坚持下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除了香港的工商界人士外，还有不少从东南亚专程赶来的华商。他们大多是在抗战时期受过杜月笙帮助的人。其中一位印尼华商专门从雅加达带来了当地最好的中药材，希望能够帮助杜月笙康复。
1956年3月，医院发现杜月笙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陈启明立即从新加坡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华人医生，与香港的西医会诊。这位医生建议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但收效并不明显。3月下旬，杜月笙的情况持续恶化，医生告知家属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杜月笙仍然关心着永生贸易的经营。他让长子杜月峰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商业往来清单，交给陈启明保管。这份清单不仅记录了公司的业务往来，还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人脉关系。杜月笙特别叮嘱，要妥善对待这些多年来支持过公司的合作伙伴。
1956年4月12日凌晨，杜月笙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享年68岁。消息传出后，香港《华商日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详细报道。报道中特别提到，在杜月笙最困难的时候，是南洋华商陈启明伸出援手，帮助他重建事业。
杜月笙的丧事由陈启明全权安排。按照杜月笙生前的意愿，丧礼从简办理。但即便如此，前来悼念的人依然非常多。香港各界人士、南洋华商、旧时同事，都来送他最后一程。葬礼当天，香港多家报纸都派记者到场采访，整个过程持续了近四个小时。
杜月笙去世后，陈启明主动承担起照顾杜家的责任。他不仅确保了永生贸易的正常运营，还为杜月笙的子女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对杜月笙的小儿子，陈启明亲自指导他学习经商之道，帮助他在商界站稳脚跟。
1957年清明节，陈启明带领永生贸易的员工祭拜杜月笙的墓地。他在墓前立下誓言，永远不会忘记杜月笙对华人社会的贡献，并会继续扶持杜家后人。这个承诺，他一直坚持到了自己去世。
时至今日，在香港跑马地的华人义山里，杜月笙的墓碑仍然保存完好。每年清明时节，仍有不少人前来祭拜。墓碑的一侧，刻着陈启明题写的一句话：＂恩义两全，照耀千秋。＂这句话，见证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知遇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