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时任国务院参事的陈达邦见儿子饿得面黄肌瘦，便用省下来的七角钱，请儿子在政协礼堂餐厅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

好久没吃过荤腥的陈掖贤一下子被馋的口水直流，他三下五除二就把盘里的饭菜全扒光了，但酒足饭饱之后，陈掖贤不仅没感到丝毫的愉悦，反而心情愈发沉重。

走在街上，看着那些饥肠辘辘、蓬头垢面的老百姓，他心中的愧疚和不安感更强了，回到住处，他左思右想，决定给毛主席写一封信。

此外，他还以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为蓝本，创作了一篇《忆秦娥·六零年过屋顶露天舞厅》，不仅痛斥中央的一些错误政策，信中更是直接质问：“百姓食不果腹，何来屋顶舞厅？”

据说，毛主席看到信后，勃然大怒，但当得知陈掖贤的身份后，他只说了六个字，就把此事揭开不提了，陈掖贤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处。

陈掖贤除了是“高干子弟”，他还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毛主席看到这封后，说了哪6个字呢？

在12岁之前，陈掖贤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是大伯陈岳云，直到有一次他同人聊天，才偶然得知，自己其实是烈士的后代，母亲叫李坤泰，早已被日本人杀害，但对母亲牺牲的细节和英雄事迹，他一无所知。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渴望了解自己的身世，渴望知道父母的消息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在四处打听李坤泰的消息，她就是李坤泰的二姐李坤杰。

自1926年，李坤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先后派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苏联学习之后，她就渐渐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李坤杰只知道妹妹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其他信息一概不知。

1952年，李坤杰回到家乡宜宾工作，一天，她的好友拿来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李坤泰面容清秀，眼神坚定，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直到这时，李坤杰才知道妹妹早已成家生子了。

之后，她拿着妹妹留下的这张唯一的照片，又开始四处寻找、打听妹妹的下落，当听人说妹妹曾和周总理一起工作过时，她立即给周总理写信，请求帮助，但周总理也没有关于李坤泰的任何信息。

她还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但依然没有音讯，直到1954年，事情才有了转机。

这年，李坤杰拿着妹妹的照片，辗转找到了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托他打听妹妹的下落，没想到，何成湘见到照片的那一刻，立即愣住了。

这不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抗日英雄赵一曼吗？

意识到事关重大，何成湘立即将心中的疑问告诉了李坤杰，为了进一步确认赵一曼的身份，李坤杰马上将照片寄往东北烈士纪念馆。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日伪档案中发现了赵一曼被捕后的审讯记录和照片。

档案中的一张照片显示，赵一曼躺在病床上，虽然身体虚弱，但眼神依然坚定，这张照片和李坤杰寄来的照片人物样貌特征都一样，经过多方证实，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得知真相后，李坤杰和陈掖贤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们终于知道，那个在电影《赵一曼》中威武不屈的女英雄，竟是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而她早在1931年就因汉奸出卖被捕，受尽日军酷刑后英勇就义，她牺牲时，年仅31岁。

1957年，陈掖贤在生父陈达邦的带领下，踏上了开往黑龙江的列车，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

在这里，陈掖贤第一次看到了母亲赵一曼在临终前写给自己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呵，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呵！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 赵一曼于车中

这封遗书字字泣血，陈掖贤仿佛看到了母亲在狱中遭受酷刑时的坚强，也感受到了母亲对他深深的爱。

他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之后颤抖着手，将遗书的内容一字一句地抄写在笔记本上，仿佛这样就能将母亲的爱与嘱托永远留在身边。

为了铭记母亲的教诲，陈掖贤还用钢针和墨水在自己的左小臂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然而，多年的压抑与“被忽视”一下子又让陈掖贤陷入了矛盾之中，他一方面为有个英雄母亲而骄傲，一方面又因自己的性格和能力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他常说：“母亲是英雄，我却不配做她的儿子。”

1930年，为了全身心投入革命，赵一曼忍痛将刚满一岁的儿子陈掖贤，寄养到丈夫的堂兄陈岳云家。

离别前，她和儿子照了一张合影，没想到，这张照片，成了他们母子间此生唯一的合影，也成了证实她身份的关键信物。

此后，赵一曼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她的英勇和机智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被敌人惊恐地称为 “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女王” 。

然而，1935 年 11 月，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转移，不幸身负重伤，最终被俘。

在狱中，赵一曼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敌人用钢针刺入她的手指，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皮肉，各种残忍的刑罚轮番上阵，可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1936 年 8 月 2 日，敌人见从她口中得不到任何有用信息，决定将她押往珠河处决示众。

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向看守她的日本宪兵要来纸笔，给儿子陈掖贤写下了那封饱含深情与期望的遗书。

而年幼的陈掖贤自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不是陈岳云后，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始终像一层阴霾，笼罩在陈掖贤的心头，他的性格也因此变得沉默寡言、愈发孤僻。

直到1950年，21岁的陈掖贤才在姑姑陈琮英的安排下，在北京见到了亲生父亲陈达邦，然而，此时陈达邦早已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

看着眼前的一切，陈掖贤觉得是那么的陌生，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外来人”，尽管陈达邦试图与陈掖贤亲近，但陈掖贤始终与父亲保持着距离，他感到自己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多余。

看着父亲与继母和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其乐融融，陈掖贤的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在以后的日子里，陈掖贤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外人”，非必要他绝不主动找父亲，更不会到他的家里去，这也导致陈掖贤的内心越来越封闭。

1954年，在国家的关怀与照顾下，陈掖贤获得了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深造的机会，在学校里，他学习很刻苦，但在同学眼中，他不善与人交流，一直独来独往，仿佛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

而且他的生活习惯非常差，他的宿舍总是乱糟糟的，地上堆满了烟头，被子也从来不叠，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颓废的气息，当有同学提出主动帮助他时，他都毫不留情拒绝了。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陈掖贤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政治课教师，站在讲台上的他，本应意气风发，为学生们传授知识，可他的个人形象却让人大跌眼镜。

他常常蓬头垢面地出现在课堂上，衣服也总是皱巴巴的，完全没有一个教师应有的端庄形象。

学生们对他的形象议论纷纷，可他却毫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 。

除了形象问题，陈掖贤的经济状况也十分窘迫。

当时，教师的工资待遇还算不错，他每月能拿到 69 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了，而且，学校还为他分配了住房，解决了他的住宿问题。

可即便如此，陈掖贤还是常常陷入经济困境。

他对金钱毫无概念，花钱经常大手大脚，毫无节制，每月工资刚发下来，他就开始大吃大喝，到了月末，他常常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只能厚着脸皮向单位借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

就这样，陈掖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每月都在为钱发愁。

他的同事袁宝珊回忆说，陈掖贤每个月都要借款，而且还钱的时候也是拖拖拉拉，让人十分无奈。单位领导也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学会理财，可他却总是左耳进右耳出，完全不听任何人建议 。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政府通知他去领取赵一曼的抚恤金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他心中，母亲的牺牲是无比伟大的，那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他觉得，领取抚恤金是对母亲的一种亵渎，是对母亲精神的玷污。

他宁愿自己生活过得艰难一些，也不愿接受这笔用母亲生命换来的钱。

他的这种坚持，让周围的人既敬佩又为他感到无奈 。

在生活的泥沼中艰难挣扎的陈掖贤，感情生活也同样了充满波折。

1957 年，他与学生张友莲结为夫妻，刚开始俩人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性格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出来。

陈掖贤性格孤僻，遇事不愿不愿意与妻子沟通交流,而张友莲则渴望夫妻间能够坦诚相待，这种性格上的差异让二人经常吵架。

再加上，陈掖贤对家庭生活缺乏规划，依旧延续着之前那种毫无节制的消费习惯，每到月底，不光他自己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就连孩子的奶粉也买不起。

久而久之，随着夫妻二人的矛盾不断积累，三年后，他们选择了离婚，女儿被送到了陈掖贤的姨妈家抚养。

离婚后的陈掖贤，生活变得更加混乱，他整日借酒消愁，工作也变得愈加心不在焉，一天，陈达邦看着日益清瘦的儿子，心中满是心疼，于是，他将陈掖贤带到政协礼堂餐厅，带他吃了一顿当时很少见的”红烧狮子头“。

没想到，吃完饭后，陈掖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觉得自己享受了不该有的 “特权”，背离了人民群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学校领导发现了他的异常，关切地询问他原因。

他便将自己的苦恼写成报告，交给了学校党委副书记郝连科，郝连科看后，耐心地劝慰他，告诉他这只是父亲的一片疼爱之情，只要是靠自己劳动所得，偶尔吃一顿好的并无大碍，不必为此过于懊恼 。

然而，陈掖贤不仅没有放下这件事，反而越想越极端，他觉得在自然灾害时期，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陈掖贤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

于是，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反映了当时饿死人的事情，以及中央所做出的一些失误决定，他还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填了一首《忆秦娥》寄给毛主席，言辞激烈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党的质疑 。

刚开始，毛主席因为信中人的曲解十分愤怒，但当他得知写信的人是赵一曼的儿子时，只说了句“是个可怜孩子”，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排人在生活上给予他帮助。

毛主席的这一做法，不仅体现了他对烈士后代的宽容，也反映了他对陈掖贤成长经历的理解。

然而，毛主席的宽容与理解并没有缓解他内心的痛苦，1961年，陈掖贤被确诊为抑郁症。

他的病情逐渐加重，情绪也愈发低落，这时，他与妻子张友莲后面虽然复婚并生下了第二个女儿，然而，家庭的矛盾和经济状况的窘迫，导致二人依旧矛盾不断。

1969年，陈掖贤所在的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他被分配到第六机床厂的供销科工作，工作环境的改变和生活的不稳定，让他感到更加无助。

此后，陈掖贤的生活愈发混乱，精神也逐渐崩溃，他开始频繁地进出医院，病情时好时坏。

1982 年 8 月 15 日，同事们发现，陈掖贤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大家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决定前往他的家中查看 。

当他们来到陈掖贤的住处，敲了许久的门都无人应答。

无奈之下，他们找来工匠师傅打开了门，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都惊呆了，陈掖贤用一根麻绳吊在房梁上，身体早已冰凉，他就这样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 55 岁 。

在陈掖贤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他留给女儿们的遗书，他叮嘱她们“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凡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要自力更生”。

他的遗书不仅是对女儿们的嘱托，更是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反思。

陈掖贤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身份、家庭和时代的故事。

他的一生，既是母亲英雄事迹的延续，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写照。

他继承了母亲的爱国精神，却因时代的重压和个人的能力和性格的困境，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