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统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建立军统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负责执行刺杀、搜集情报等见不得光的任务。
军统的负责人是戴笠，是民国时期的“特务王”，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在他的领导下，军统成为民国时期最强的特务组织。
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军统的活动范围基本在南方，其中江浙地区是大本营，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蒋介石能真正控制的范围。而当时的北方，是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西北军等人的地盘，所以军统在北方的实力比较薄弱，其活动范围基本在平津一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统的势力才真正发展到北方各大省份。
岳烛远是军统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他原本是共产党员，可惜后来叛变成为国民党，而且还和戴笠是同学。刚开始的时候，岳烛远在军统发展的一般般，等“西安事变”爆发后，岳烛远才开始崛起，成为军统在河南的负责人。
他在担任军统河南站站长的时候，策划过刺杀日本大特务吉川贞佐，还负责侦破过韦孝儒被杀案，把“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抓获。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率残部逃往台湾，却把岳烛远给抛弃了，他只好躲藏起来，结果被家里的雇农举报，最终被关押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03年，岳烛远出生于河南确山。
1923年，岳烛远就读于南京私立中英中学，在学校接受了很多新式教育，因此思想也比较进步。
1926年，岳烛远弃文从武，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和戴笠是同班同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加入了共产党。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岳烛远当过中共皖北凤台县委书记。
戴笠
1932年，岳烛远被国民党军警抓获，在威逼利诱下，岳烛远叛变加入国民党，并且在戴笠的拉拢下，加入复兴社下属的特务处，当时戴笠是处长，特务处就是军统的前身。
1936年，戴笠任命马志超为西安警察局长，兼特务处陕西站站长，由于马志超的办事能力一般，所以戴笠把岳烛远派到他身边，任命岳烛远为陕西站的副站长，专门负责缉私任务。
马志超这个人办事很不靠谱，他觉得自己兼任了两个职务，总是两边跑比较麻烦，所以就把陕西站的办公点搬到西安市警察局。本来特务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下好了，陕西站的特务们经常进出西安市警察局，弄得很多人都知道了他们身份。
岳烛远对马志超这个决定很生气，他多次在戴笠面前打小报告，说马志超办事太不靠谱。不久后，戴笠免去了马志超陕西站站长的职务，让他只当西安市警察局长，由于陕西站长的位置给了别人，岳烛远对此很不满。马志超没有当陕西站站长后，就把特务处陕西站的办公点搬出警察局，可是电台他却都留下来。
马志超
“西安事变”爆发后，杨虎城的部队在西安城抓捕特务处的人，马志超和岳烛远都逃跑了。当时马志超把特务处的电台都放在警察局里面，所以陕西站的特务们根本没有电台，没有办法和外界联系，南京方面都不知道西安城内的情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岳烛远担任军统河南站站长，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另外还是第一战区长官部调统室主任，是军统在河南的主要负责人，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1939年5月，戴笠收到一个消息，听说日本特务头子吉川贞佐要去河南开封。这个吉川贞佐是日本的皇亲国戚，他是日本天皇裕仁堂妹的孩子，当时担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
吉川贞佐在当上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后，气焰特别嚣张，说要一年内消灭国民党在华北的特务组织。在他任职的五个月时间内，军统在华北的十几个情报站被端，一百多个特工被捕或被杀害，所以听说吉川贞佐去了开封，戴笠非常紧张，觉得他肯定有什么大动作。
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
当时军统在江浙地区处境很惨，被汪伪政府的“76号”特务组织压制，不少高级特工被捕，上海的情报站差点全军覆没，蒋介石大骂戴笠办事不力。在众多压力下，戴笠想反击一下日伪的情报机关，有了刺杀吉川贞佐的想法，由于这个任务太困难，所以戴笠想和中共地下党配合。
戴笠把刺杀吉川贞佐的任务交给岳烛远，让他负责和中共地下党联系，而岳烛远的军统河南站，也有中共地下党的潜伏人员，他就是军统河南站行动组组长牛子龙。牛子龙和岳烛远是结拜兄弟，而且岳烛远也知道牛子龙的真实身份，但他依然很信任牛子龙，岳烛远把刺杀吉川贞佐的计划告诉给牛子龙，让牛子龙当他和中共地下党的联络人。
不久后，中共地下党派出吴凤翔配合刺杀吉川贞佐的任务，而且吴凤翔是牛子的徒弟，二人关系特别好。
牛子龙
1940年初，岳烛远让牛子龙当刺杀吉川贞佐的负责人，牛子龙找到开封伪财务科长徐景吾，徐景吾是我方的潜伏人员。通过徐景吾的介绍，吴凤翔认识了吉川贞佐的卫队长权沈斋，这个权沈斋有一身功夫，但贪财好色，吉川贞佐就是利用权沈斋这个缺点，才把他收买当了自己的卫队长。
当时吴凤翔说自己是开封一带的土匪头目，手下有一百多个土匪，想来投靠日本人，并且了给了权沈斋一些钱，权沈斋决定把吴凤翔引荐给吉川贞佐。毕竟吉川贞佐是一个大特务，不是很容易相信人的，他设计考察吴凤翔几次，都被吴凤翔给成功化解了，因此吉川贞佐决定收编吴凤翔的队伍。
牛子龙收到这个消息后，立马策划暗杀行动，他安排了十几个特工，埋伏在吉川贞佐在开封的住宅附近，配合着吴凤翔的行动。
晚年吴凤翔
1940年5月的一天，那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左右，吴凤翔带着一个特工，一起去见吉川贞佐，由于有特别通行证，吴凤翔二人很容易进入吉川贞佐的住宅。当时吉川贞佐和另外三个日军军官，在客厅里面讨论问题，吴凤翔二人来到客厅后，立刻拿出枪向吉川贞佐等几个军官打去，经过半分钟的射击，吉川贞佐和另外三个日本军官当场被打死。
当时天黑，而且吴凤翔行动迅速，住宅外的日本守卫听到枪神后，朝着客厅跑来，但吴凤翔二人已经翻墙出去，在牛子龙等人的掩护下，顺利逃脱。
1942年3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召开省政府会议，结果发现十二专区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居然消失不见了，李培基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然后发动一切力量寻找韦孝儒。当时洛阳警察局搜索了好多天，都没有发现韦孝儒一点踪迹，蒋鼎文看到警察局办事效率低，就把寻找韦孝儒的任务，交给军统少将参议艾经武。
蒋鼎文
艾经武经过一番调查，觉得韦孝儒很可能已经被杀，怀疑对象范围很大，包括了军统、中统，甚至是胡宗南手下的军官。
过了一些天后，一个钟表行老板跑到洛阳警察局报案，说赵专员的一个勤务兵，以赵专员的身份来店里拿了一块手表不给钱。这个赵专员就是“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家伙，刺杀过杨杏佛、史量才、唐绍仪等社会名人，很多人听到赵理君的名字就会害怕，当时担任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
赵理君的勤务兵被叫到警察局，勤务兵气焰嚣张，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说他们连韦专员都敢活埋，还怕几个小小的警察。勤务兵的话非同小可，立马传到蒋鼎文那里，蒋鼎文觉得这件事不好办，因为赵理君仗着戴笠的信任，在河南走私、贩毒什么事都敢做。
这件事和军统挂钩，蒋鼎文自然也怀疑岳烛远也有参与这件事，毕竟他是军统河南站的站长，于是蒋鼎文让艾经武去探探岳烛远的口气。
艾经武以请客吃饭的名义见岳烛远，二人在喝多的情况下，艾经武从侧面问岳烛远怎么看待韦孝儒失踪案，岳烛远也没有藏着，对艾经武说韦孝儒可能被仇家杀了。等艾经武继续问的时候，岳烛远就没有说什么，毕竟说多了对自己没有好，通过一番观察，艾经武断定岳烛远没有参与韦孝儒的案件，但他肯定知道内情。
戴笠
后来艾经武把这件事告诉给戴笠，戴笠下令严查韦孝儒的失踪，还说抓到凶手就枪毙，戴笠的这番操作，让岳烛远立马转变态度，主动找到艾经武，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
岳烛远告诉艾经武，说韦孝儒已经被赵理君派人杀了，杀人凶手就是赵理君手下的行动队曹银屏。由于韦孝儒在黄泛渡口查走私，而曹银屏一直在那里帮赵理君搞走私活动，有一次韦孝儒没收了赵理君的货物，双方发生火并，赵理君发誓要给韦孝儒一点颜色看。
赵理君得知韦孝儒要去洛阳开会，于是让曹银屏带人把韦孝儒绑架，然后把他给活埋杀害，当时参与杀害韦孝儒的人，有一个是岳烛远的旧部，所以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岳烛远。岳烛远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给艾经武后，希望艾经武能保守秘密，毕竟岳烛远还不想明面得罪赵理君。
不久后，韦孝儒的尸体被找到，艾经武把案件的经过告诉给蒋鼎文，然后等戴笠的回复。不久后，戴笠下令抓捕赵理君和曹银屏等人，而且要岳烛远带人去抓，于是岳烛远带人把赵理君抓到洛阳，最终赵理君被判处死刑。
1949年，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他下令从中共叛逃过来的人，都不许来台湾，这下子让岳烛远没有地方去。于是他和妻子躲藏在乡下，村子里面的人只知道他们是逃难来的，不知道二人真实身份，为了掩人耳目，岳烛远以雇农的身份跟着妻子。
由于岳烛远根本不会干农活，为了不让人怀疑，他们夫妻专门在村里请了一个雇农，平时有什么重活都让他干，这让雇农非常不满，为什么重活都是自己干，岳烛远却什么也不干。而且岳烛远夫妻平时很亲密，加上那个雇农也是个老光棍，他不知道夫妻二人身份，以为岳烛远的妻子只是寂寞了才和岳烛远一起，于是他也对岳烛远妻子有了想法。
这个雇农表白没有成功，还被岳烛远夫妻痛骂一顿，这让雇农越发不对劲，他觉得岳烛远应该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根本不是什么农民，于是把这件事举报到县里。
县里经过调查，发现了岳烛远特务的身份，最终岳烛远被关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75年，岳烛远被特赦，他也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最后被特赦的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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