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文坛恩怨录（下）|文士龃龉，祸及弟子，李贺杜牧也未幸免

文：枯木

（续上）

上文谈到中唐中期文化繁荣，涌现了很多诗文大家，其中以韩柳为首倡导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元主导的新乐府运动相互争鸣，然而由于派系、主张、性格、爱好等原因，造成文人小团体之间出现龃龉，甚少往来，由此甚至波及到门人弟子，其中恩怨，相互交织，不少诗人都被裹挟其中。

就诗文小团体而言，其中以韩愈为首的“韩门”名家众多。其原因是韩愈多次任职国子监，以传道授业为己任，深孚众望；并且韩愈以奖掖后进、扶贫助弱著称，因而门人弟子众多，诸如半师半友的孟郊、张籍，门人弟子李翱、皇甫湜等，极力举荐的李贺、贾岛等等，即便是后来素味平生的诗人，也非常尊重韩愈，诸如杜牧、李商隐等，笔者将其划归为“韩派”。

而另一小团体，元稹、白居易、李绅、李德裕等，主导新乐府运动，以通俗明白的诗词迅速传播，妇孺皆知，然而由于其中骨干，攀附权势，结党营私，在品行上有瑕疵，因而并没有得到传统士大夫和文士的一致赞誉，以至于相比“韩派”，知名诗人相对要少，笔者将其划为“乐府派”。

不过，韩愈虽然名满天下，却因为性格耿直，直言敢谏，以至于基本上没有进入权力中枢，只能游走在谏官和言官职位上，至于门人弟子，更是处处受阻，因而可以说韩派位卑言轻。而乐府派虽然人数较少，可是却都登过高位，诸如李德裕、李绅、元稹都担任过宰相，曾经炙手可热，一言九鼎，白居易虽然没有担任宰相，却因长寿不断升迁，因而总体来说，乐府派要位高权重。

于是，在双方一次次的“交锋”中，乐府派掌握权柄占尽优势，往往受到排挤仕途失意的是“韩派”。不过，大概挫折困顿更容易激发诗人的才气吧，因而在诗词成就方面，韩派却大放光芒，诸如“诗鬼”李贺，“小李杜”杜牧李商隐，“郊寒岛瘦”孟郊贾岛等等，都是鼎鼎大名的唐诗名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少书籍中，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划分为晚唐诗人，事实上，若是按照生活年代划分，都应该是中唐诗人，只不过是比韩柳元白等稍晚，准确来说，应该是中唐晚期诗人。并且这些诗人之间有着不少恩怨，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几个故事。

一、“诗鬼”李贺，才华横溢，却被当权派排挤

李贺（790年～816年），字长吉，和李白、李商隐同称“三李”，是中唐时期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八•文艺下》记载，李贺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后来员外郎韩愈和皇甫湜读其作品后不信，便前去测试，结果李贺挥笔写下《高轩过》，其中结语：“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让二人大惊，于是广为传播赞誉，李贺从此名扬京洛。

然而，李贺恃才傲放，得罪了元稹。晚唐文人康骈的《剧谈录·李贺传序》记载：“元稹以明经中第，愿与贺交。贺见刺曰：‘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稹惭而退。”元稹15岁中举是明经科，后来在24岁调判入等，因而用现在俗话来说，第一学历并不是“985”，因而李贺比较傲慢，没有接待，要知道李贺当时也不过是没有“文凭”的士子，于是元稹非常恼怒。

“（元稹）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祢讳‘进’（‘晋’），不合应进士举。贺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轗轲。文公惜其才，为着《讳辨录》明之。”大意是，元稹指责李贺的父亲（并非祖父）名字叫李晋肃，犯了“进”讳，因而要避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据考据元稹并未当过礼部郎中，而当时是监察御史，不过康骈和二人相差几十年，即便是捕风捉影也应该有一定的蛛丝马迹，以元稹四处弹劾嫉贤妒能的性格，自然有可能睚眦必报。

为此，这让到处推荐李贺的韩愈非常郁闷，便写下了名篇《讳辨》，韩愈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如此辛辣的讥讽，不知道元稹等有没有感到脸红？然而韩愈位卑言轻，结果依然是李贺不能参加科举，最后在二十七岁时因病英年早逝。

二、杜牧和白居易交恶，痛贬元轻白俗、目不识珠

杜牧（803年~852年），字牧之，贞元、元和年间宰相杜佑之孙，是中唐晚期诗文大家，文以《阿房宫赋》脍炙人口，诗作明丽隽永，绝句尤受人称赞，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然而杜牧却和白居易交恶，以至于后来痛斥元白二人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引导。

白居易和杜牧交恶源自白居易的一篇诗词，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前后，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创作了一首讽喻诗《不致仕》，讽刺那些贪恋权位者，其中有“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坠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而当时宰相里面，年龄最大的就是杜佑（76岁），因而很明显白居易意有所指，就是讽刺杜佑。

虽然白居易出发点是好的，不过当时宰相之间相互争权夺利，杜佑还是一位比较有操守的重臣，四次请求致仕得不到皇帝允许。因而白居易不太了解朝廷内部事宜，错误地指责了杜佑，这就使得杜佑的孙子杜牧对白居易非常不满，再加上白居易属于前辈，杜牧要晚，因而二人从无交往。

而杜牧对元稹不满在于认为元稹人品太差，嫉贤妒能。当时元稹为了谋取相位，攀附权贵，打击异己，因而针对其他势力，极尽可能予以排挤，这就发生了讥讽张祜“雕虫小技”事件。而杜牧非常赏识张祜，于是替其不平，写下了《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其中有：“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候。”指责元稹“目不见睫眼不识珠”。

杜牧对白居易和元稹不满，不但在于私人恩怨，还在于对于诗词文化的发展上，见解不同。于是杜牧在后来给他人撰写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痛斥元白：“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於民间，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而杜牧虽然倜傥不羁，然而对于韩愈，则是敬之有加。杜牧成年之时，韩愈病逝，二人无缘相见，不过，杜牧经常阅读杜甫韩愈的诗篇。诸如杜牧的《读韩杜集》，其中赞誉道：“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可见杜牧是非常钦佩韩愈的诗文，对元白二人则是深恶痛绝。

三、元白辩才失偏颇，张祜徐凝各不同

说起元稹和白居易，二人虽然是中唐名家，不过在对待才子上，却显得没有韩愈等人的奖掖后进，反而有点嫉贤妒能，尤其是二人一起贬低当时著名诗人才子张祜，受到后世讥讽。

张祜（约785年~849年），字承吉，才华横溢，诗词风格清丽幽婉，凝练隽永，以《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最为知，被当时宰相节度使令狐楚器重，并予以举荐。然而元稹和令狐楚是政敌，再加上嫉贤妒能，便肆意贬低张祜。

在唐末王定保编撰的《唐摭言》有记载，“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元稹）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词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元稹此事非常不地道，以至于杜牧写诗大骂“目不见睫眼不识珠”。

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六·张祜传》中对元稹痛加指责：“令狐公其庶几，元稹则不然矣。十誉不足，一毁有余，其事业浅深，于此可以观人也。尔所不知，人其舍诸稹谓祜雕虫琐琐，而稹所为，有不若是耶忌贤嫉能，迎户而噬，略己而过人者，穿窬之行也。”认为元稹的行为是嫉贤妒能的小偷小摸的无耻伎俩。

而白居易，对张祜也是看不惯。当时有一位才子徐凝，和张祜交好，也擅长诗词，由于恭维白居易，得到白居易的褒奖，而贬低张祜，唐末范摅（shū）撰著的《云溪友议·钱塘论》中记载了这件事。说当时牡丹在南方不易成活，因而很少有，杭州开元寺僧人从京师移栽一株，精心栽培成活。

白居易当时从中书舍人转任杭州刺史，听说后前去赏牡丹。徐凝题诗：“此花南地知难种，惭媿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妬，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居易读后大喜，便邀请徐凝同醉。恰巧张祜也来，二人同献诗篇，希望能得到白居易举荐，然而白居易认为徐凝第一。

故事较长，其中白居易评价张祜的《观猎诗》说：“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意思是张祜如果和王维相比，我不能分出优劣，并且认为《宫词》也不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过却不如徐凝的《庐山瀑布》，尤其是其中“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为佳，这就是因为徐凝第一首诗恭维自己，明显有点偏颇。张祜要知道徐凝和张祜交好，并且非常佩服张祜的诗才，因而说：“如我明公荐，岂唯偏党乎？”于是二人都不赞同白居易的观点，“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给白居易也是一个大红脸。

虽然这些都属于稗闻野史，不够也可以看出，元稹和白居易，在对待后进上面，还是有一定的欠缺，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宋代大词人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评价：“元轻白俗，郊寒岛瘦”，非常经典。

四、婉约诗人李商隐，对待韩白皆师尊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和杜牧交好，合称“小李杜”，是中唐晚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绮丽，辞藻华美，声律和谐，尤其是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以至于自成一家，被称为“西昆体”。

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虽然不愿参与党争，奈何自身被裹挟在党争之中，无法摆脱，受到双方排挤，以至于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只好从诗词中寻找解脱。李商隐少时受到牛党人物令狐楚赏识，从而被举荐中进士，被看做是牛党。

令狐楚死后，李转投河阳节度使王茂元门下，并成为其女婿，王茂元倾向于李党魁首李德裕，因而被牛党人物排挤。然而李商隐还积极结交令狐楚儿子令狐绹，因而又被李党贬低。其实李商隐并不阿附任何一党，只是身不由己，夹缝之中艰难生存，以至于仕宦困顿，抑郁而终。

不过，对于当时文坛的两位领军人物，韩愈和白居易，李商隐都是非常尊敬。李商隐因为年龄原因，没能认识韩愈，不过自认为韩愈弟子，《唐摭言·卷四·师友》记载：“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呼小赵公为‘郎君’，于文公处称‘门生’”。并且后来在《韩碑》诗词中替韩愈鸣不平，其中有：“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盛赞韩愈。

而李商隐和白居易，则是忘年交。《唐才子传卷七李商隐传》记载：“时白乐天老退，极喜商隐文章，曰：‘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死数年，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长，殊鄙钝，温飞卿戏曰：‘以尔为待郎后身，不亦忝乎’。”白居易佩服李商隐的才华，竟然说要下一世当他儿子，李商隐也把自己儿子称呼“白老”，可惜儿子智商较低，以至于温庭筠笑话说：“你儿子是白侍郎转世，这样的智商难道不有愧于白老吗？”

白居易不但佩服李商隐，而且自己死后请求李商隐给自己做墓志铭。有的人问为何不请以写碑帖铭文更加有名的杜牧？这前面都说了，二人交恶，自然不会请也请不动，于是有李商隐书写的《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传世。‘

五、结语

以上就是关于中唐时期文坛诗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由于正史简洁概括，诗人之间关系大多不述及，或者一笔概过，稗闻野史虽然众多，其中难免有穿凿附会之文，因而笔者从中相互对比，详尽考据，希望能得出最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不过，关于诗人之间的关系深浅薄厚，其实从墓志铭书写也能看出一点端倪。比如柳宗元病逝，韩愈、刘禹锡为之书写五篇碑文并序；韩愈去世，刘禹锡为之书写墓志铭；元稹去世，白居易为之书写墓志铭并祭文；白居易去世，李商隐为之书写墓志铭等，虽然其中多为夸誉之词，不过从中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人物生平，因而是考据历史的重要史料。

另外，由于中唐文化兴隆，诗人众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因而笔者只是从中撷取比较知名的部分诗人进行介绍，虽然严格依据史料，从中剖析总结，然而难免以管窥豹，以蠡测海，敬请诸位读者谅解。

（全文完）

2021/4/26榆木斋

主要参考资料：

《剧谈录》唐康骈编撰

《云溪友议钱塘论》唐末 范摅撰著

《唐摭言》唐末五代 王定保编撰

《旧唐书》后晋 刘昫、赵莹等编修

《新唐书》北宋 宋祁、欧阳修等编撰

《太平广记》宋代 李昉等编纂

《册府元龟》宋代 王钦若、杨亿、孙奭等编撰

《唐才子传》元代 辛文房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