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在战争中逐渐觉醒，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划清界限，站到了正确路线上。
应该说，这是一件对红军有利的事情。然而，李德却认为刘伯承在反对自己，因此处处针对，甚至多次当面对刘伯承进行了训斥……
1934年，随着与李德共事时间的增加，刘伯承逐渐对他产生了厌恶情绪，甚至在李德五次到前线视察时，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一次也没有陪同，总是找了借口，避而远之。
对此，李德虽然感觉到有些难堪，但也乐意。因为，自从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后，便事无巨细地进行指挥。
那时候，李德虽然对战场上的情况不大清楚，但却管得十分具体，甚至连迫击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图的等高线上标明，强令部队执行。
此外，在部队调动的事情上，李德也管得十分严格，总是提前在地图上标好，也不管道路是否好走，也不管黑夜白天，便下达了限时赶到的命令。
在敌情变化后，李德也不采取相应的变化，也不管部队防守的地方工事是否坚固和兵力和兵器是否充足，便强行命令部队死守一地，给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关于这些，刘伯承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红军总参谋长的职责，但却不被李德采纳。李德不但不采纳刘伯承的正确意见，还总是越俎代庖，硬生生地让刘伯承变成了一个无事可做的红军总参谋长。
在经历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后，刘伯承感觉到越来越不对劲。这倒不是说刘伯承对自己手里的权力放不下，实在是不愿意红军战士无辜送命。在刘伯承看来，李德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果然，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的损失越来越大。多次的实践表明，李德不行。然而，博古等中央负责人却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不敢质疑，依然支持李德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只得对李德敬而远之。
5月，博古指定刘伯承陪同李德到会昌视察。
接到通知后，刘伯承实在不愿意干这件差事，便以脑贫血为由请了假，让红军总参谋部作战局长张云逸陪李德前往。
事实上，刘伯承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李德的指挥不满的。相反，在李德取得了红军的指挥权后，刘伯承一度成为了李德的幕僚，为红军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
1927年底，在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后，刘伯承在党的安排下，前往苏联学习军事。
在苏联，刘伯承先后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了学习。
1930年，刘伯承学成回国。
回国后，刘伯承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等领导职务。
那时候，刘伯承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
此时的刘伯承，虽然在军事理论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却因为刚刚回国，对根据地的力量和白区工作的基础没有深入的了解。
然而，由于党内军事人才缺乏，有着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背景的刘伯承，便成为了党内一颗璀璨的明珠。
那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了无产阶级的孙武。因此，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许多都是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谈话的。如果周恩来没有时间，便由刘伯承单独谈话。
1931年，上海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临时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
此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成立，掌控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权。然而，博古却不懂军事。于是，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便成为他们倚重的对象。
1932年1月，刘伯承奉调来到瑞金，担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后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任职期间，刘伯承协助朱德和周恩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苏区的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部队也扩大到了10万人。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100万人马，采用了“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此时，中央苏区的范围和红军数量虽然扩大了，但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许多困难。
作为中央苏区的掌权者，博古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和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防守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对此，毛主席提出了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的主张，建议通过诱敌深入的方式，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此外，毛主席还提出了多个正确意见。然而，毛主席的这些正确主张，却没有得到博古等人的采纳。
相反，刚刚来到中央苏区不久的李德，却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那时候，朱德和周恩来虽然职务还在，但却在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此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则成为了李德的幕僚，协助李德指挥红军作战。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过程中，李德推行了“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想要通过消耗战和阵地战，逐步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
然而，这样的改变却无法发挥出红军的游击战传统和灵活机动的优势，导致红军陷入了被动，给红军终造成了重大伤亡。
面对这样的结果，刘伯承心里非常痛苦。想到毛主席领导红军取得了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和他亲自参与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刘伯承逐渐醒悟过来，对李德的那一套不参不谋，开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刘伯承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9月，刘伯承又发表了《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
这些文章都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作用，虽然与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相合，但却不符合博古和李德等人的主张，因此招致了李德的嫉恨。
后来，李德来到红军总参谋部，当面对刘伯承进行了训斥。他指着刘伯承，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那时候，只要提起刘伯承，李德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有一次，李德前往红军总参谋部，越往前走，心里的气就越大。
在快到红军总参谋部的时候，李德看到路上有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感觉到这些人挡了自己的路，便在愤怒之下一脚踢翻了同志们的饭锅。
得知李德的做法后，刘伯承心里十分生气。平时，李德对他训斥，刘伯承想到是为了工作，便没有生气。
然而，刘伯承却见不得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他觉得，李德踢翻同志们的饭锅，是对中国同志赤裸裸的欺负，便与李德大吵了一架。
吵架时，刘伯承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听了刘伯承的话，李德因为没有占理，而悻悻地离开了。
随后，李德便来到博古那里，告了刘伯承一状，大声说：“刘伯承不尊重我！”
此外，李德还对博古说，刘伯承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
很快，博古便找到刘伯承谈话，把他调离了红军总参谋部，降为了第五军团的参谋长。
直到黎平会议后，刘伯承才重新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