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4 月 15 日傍晚，巴黎圣母院屋顶冒起滚滚浓烟，不久标志性尖塔倒塌。大火扑灭后，法国政府多方筹资，于 2019 年 7 月确定修复方案，开始了 5 年多的修复。2024 年 12 月 8 日下午 6 点半，巴黎圣母院正式重新开放。

花费 8.43 亿欧元、耗时 5 年半。为何巴黎圣母院“复生”成本这么高？最终效果怎样？

11 月 29 日傍晚，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和妻子布里吉特·马克龙一起出现在了修缮好的巴黎圣母院。46 岁的马克龙笑得灿烂，站在教堂顶端，饶有兴致地与负责修复工作的建筑师雷米·弗罗蒙特及木匠让-路易·比德交流。相比丈夫的兴致勃勃，71 岁的布里吉特则显得深沉，似乎还沉浸在那场毁灭性大火的回忆里。

法国政府修复巴黎圣母院用了五年多时间和大量资金，这些时间和资金都花在哪了？

整个工程工作量极大。要是时间不是五年而是十年，有些工作或许能完成得更精细。工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前期准备工作和真正的复建（可能只占总工作量的 1/3）。

法国人先用 3D 扫描和全景记录等技术，对火灾后的残存现场做了极为详尽的调查，严格记录所有受损部分。比如哪些砖石还在，哪些木梁从屋顶掉落及掉落的状态。这就像记录犯罪现场，为后续查找失火原因和起火点提供了依据。

木质屋顶坍塌后，残存建筑结构不稳定，中世纪的石墙和飞扶壁可能变形、开裂，有继续坍塌的危险。修复团队用木框架对这些脆弱结构紧急支撑和固定，就像给骨折的肢体装夹板。

环境清理看似和“文化遗产保护”没关系，但在本次修复工程中非常耗费时间、人力和资金。

巴黎圣母院屋顶原铺铅板，玫瑰花窗纹路也用铅材料，火灾致铅板融化，400 吨铅化为烟雾，有毒灰烬污染多处。起初问题未受当局重视，工人和专家抗议后修复暂停，展开铅粉清理，工人要穿戴防护设备限时清洁文物本体及治理周边。

前期工作还有了意外的考古发现，如 19 世纪添加的补强结构等，新发现的文物和历史信息在国立中世纪博物馆展览。

完成任务后复建，邀请传统工匠按中世纪工艺工作，复建持续两三年。

为何法国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复建巴黎圣母院？能和原来完全一样吗？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 12 世纪，在法国的地位就如同故宫在中国的地位。它不仅是一座古建筑，还是一座正在使用的主座教堂，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法国有独特的民族国家传统，民族认同感强，中央政府也比较强大，这在欧洲较为特别。法国中央政府下设文化部，统管全国文化事务（和我国文化部类似）。因此，全国能就文化遗产保护（包括是否修复、如何修复）达成共识，并募集到充足的资金以及政府和社会力量。

法国文化部体系中有“文物古迹主任建筑师”一职，类似于我国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修复事务的总顾问。巴黎圣母院由文化部直接管理，级别与国家博物馆相同。

此次法国选择复建，即完全按照巴黎圣母院过去的状态和样子进行物质性再造。为实现准确复建，需采用考古学方法，依据严格的历史记录（图像、书籍、过往测绘资料）以及现场调研材料。巴黎圣母院的现任主任建筑师菲利普·维勒纽沃负责了整个工程。

这次“复建”以哪个时期为基准呢？团队选的不是巴黎圣母院中世纪建成时的样子，而是 19 世纪的“修复版”。

巴黎圣母院建于 1163 - 1250 年，因法国大革命严重受损。19 世纪，建筑师维奥莱 - 勒 - 杜克进行了“风格性修复”。他是专业建筑师，充分了解哥特建筑技术，与中世纪建造者共情，尊重其审美和创造性，让 19 世纪的修复与 12 世纪原建筑风格统一。但他也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思考，比如给巴黎圣母院加了高调的尖塔。

在法国文化遗产人心中，巴黎圣母院 900 年一直在“生长”，勒杜克最后的修复工作塑造了它至今的形象和风格。这个风格是圣母院建筑最完美状态，也是火毁前建筑表达的“主旋律”。

如何确保能恢复成 19 世纪的模样？

巴黎圣母院详尽的历史档案、19 世纪维奥莱 - 勒 - 杜克的修复记录以及火灾前的数字化扫描，为此次复建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令人惊讶的是，屋顶木架构的建造、木材和石材的选用，不仅与 19 世纪相同，还符合中世纪的建造逻辑。

法国一直拥有很强的传统木结构建造能力，技术得以代代相传，类似我国的非遗传承人体系。

和过去一样，圣母院屋顶“森林”由数百棵生长 150 - 200 年的橡木搭建，加工组合搭建最大限度遵循传统，如木匠用传统工具切削原木，工作量和人员配合依行会规定。石材技术有传承，但所用采石场枯竭，需找相同石头。此次复建前期用了大量现代技术，如激光扫描、3D 建模、AI 辅助分析，保证精确高效。

复建后，有何不同？

每任主任建筑师都会给建筑增添带有个人或时代色彩的特色与理解，这次也一样。

现任主任建筑师菲利普·维勒纽沃把自己的头像放在教堂屋顶，替代了一个中世纪小怪兽，与上一次大规模修复的主任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的塑像相对，就像一次跨越时空的共鸣。

还有尖塔顶部的风向标，原本是金属鸡。这次他们没放回 19 世纪的原物，而是请当代设计师重新设计了一个很前卫的形象：远看像鸡，近看是火焰形状，像一场大火。这只鸡金光闪闪，鸡肚里还填了些材料。有什么呢？这点我觉得很感人：除了几件宗教圣物，还有一个几千人的大名单，是所有参与本次巴黎圣母院复建工程的工作人员。

大火前后，巴黎圣母院的价值有无变化？从文化遗产角度看，笔者认为未变。现任和前任主任建筑师称复建为其增添了“新的真实性”。

要评判复建前后价值有无变化，需先确定价值评判的主体和依据的话语体系。若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话语，巴黎圣母院当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其突出普遍价值在于它是“巴黎塞纳河畔”的一部分，是塞纳河两岸文化景观的重要元素。

作为巴黎城市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复建的小细节变化可忽略不计。

从更广泛的视角，如中国人的看法，多数人会先想到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或者相关音乐剧、电影。此时，复建也未减损其价值。具体的某块石头、某根木梁属于哪个时期，只是具体的物质形式，与人们心中的文学想象和情感寄托关系不大。

火灾发生后的两个月内，对于巴黎圣母院重修的样子，比如是保持火灾后坍塌的原样还是设计成新锐的样貌，有过很多讨论。但法国人很快就明确了他们的想法，在两个月内选定了重建方案：依照维奥莱-勒-杜克的基调，恢复建筑自身风格的统一，还原中世纪架构的建造逻辑，着重强调其审美与情感价值。2014 年以来，法国各界对维奥莱-勒-杜克的肯定和推崇越来越多，圣母院的复建为这种全国性的认知和情绪提供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机会。

1964 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与修复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举行，提出了《威尼斯宪章》，它在真实性方面只强调了物质属性。这是自 19 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的“反修复”主张和法国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的“风格性修复”展开大辩论后，对维奥莱-勒-杜克主观臆造美化古迹的再次否定。不过，这种对真实性的定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话语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同文化对遗产价值的想象，尤其是非物质层面价值的表达。

1994 年，由于受到日本伊势神宫式年迁宫的启发，《奈良真实性文件》在《威尼斯宪章》的基础上对真实性内容进行了补充，表明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具有文化相对性，包含“物质”和“非物质”属性。不过，《奈良文件》的实际影响力比不上《威尼斯宪章》。巴黎圣母院火灾及灾后修复引用了《奈良文件》的相关表述，这为当代建筑遗产保护提供了案例，也为了解欧洲大陆不同的遗产化路径提供了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