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对六君子的处决毫不手软，宛如快刀斩乱麻，连司法程序都省略了。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六君子家属不仅没有遭到清算，反而有的还升了官。
比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只是丢了湖北巡抚的职位，没受到更严重的惩罚；而林旭的岳父沈瑜庆，不仅没有失去官职，反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升官，成为了漕运总督、按察使，最后甚至当上了贵州巡抚。
为什么慈禧太后对这些与她有深厚背景的家族却无法下手呢？是慈禧心软，还是她背后有更复杂的政治考量？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更揭示了清朝末期宫廷内斗的血腥与复杂。
戊戌变法，或称百日维新，始于1898年，标志着中国试图从封闭的帝制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场由光绪帝发起的改革运动，意在改变清朝衰败的局面，进行一系列制度、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方案，尤其是在教育体制、行政管理以及军事现代化等方面。可惜，这一切美好的构想最终被慈禧太后和保守派阵营摧毁。
变法期间，光绪帝显得非常“热血沸腾”，他力图通过“乾纲独断”的方式推进改革，然而由于多方势力的干扰，特别是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改革遭遇了巨大的抵抗。
而慈禧太后作为当时清朝的实际掌权者，最终发动了戊戌政变，迅速终结了这场变法，光绪帝被软禁在瀛台，而变法的主力——六君子，也被以“叛国罪”处决。
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林旭、杨锐等人，原本并未直接参与兵力上的反抗，但他们却通过提案、策划等方式推动变法，显然，这让慈禧非常忌惮。
在慈禧看来，变法代表了清朝传统政体的解构，变法一旦推行，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力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因此，六君子的处决，虽然并未经过正规司法程序，却迅速而果断。
慈禧之所以敢于不走法律程序，甚至连必要的审判程序都省略，完全是因为她深知此刻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零和博弈的阶段。她不容许任何挑战自己统治的势力崛起，尤其是那些能够威胁她权位的“维新派”。
不过，六君子的处决并未平息慈禧的内心恐惧，反而因为一部分未被处决的“反叛者”及其家属，进一步加剧了她对稳定政权的担忧。
对于一个如慈禧这样权力集中的统治者，面对变法失利后的政治抉择，六君子的家属本应成为报复的首要对象。
然而，慈禧竟然选择放过了这些人，甚至有的家属在六君子死后，官职不仅没有丢，反而得到了升迁。尤其是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和林旭的岳父沈瑜庆，他们的命运与其他变法派支持者的家属截然不同。
比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只是被撤去湖北巡抚的职务，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惩罚。沈瑜庆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六君子死后迅速升职，最终成了漕运总督。
再加上他还曾任山西、广东等地的按察使，最终甚至成为了贵州巡抚。看起来，这与慈禧本人的意愿完全不符，难道她真心就放过这些人？
沈瑜庆之所以未遭清算，与他背后强大的政治关系网息息相关。沈瑜庆的父亲沈葆桢曾是清朝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且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着深厚的关系。他的岳父林则徐，更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林则徐提拔了左宗棠等大将军，还为湘军及淮军的稳固作出了贡献。因此，沈瑜庆作为沈家的一员，其背后的关系网非常庞大，也让他在变法后的清算中得以幸免。
沈家所拥有的这种强大背景，不仅仅是沈瑜庆个人的福气，更体现了清朝朝廷内部的复杂性。即使慈禧太后再如何讨厌某些家族，她也不得不面对庞大的政治网络，轻易地将这些家族“扫除”并非易事。与其说慈禧太后“宽容”，不如说她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权力博弈。
另一个令慈禧无奈的例子是林旭的岳父刘坤一。刘坤一不仅是两江总督，而且和张之洞、荣禄等权力人物有着紧密的关系。
林旭通过岳父的关系，不仅得到了刘坤一的推荐，还得到了荣禄的庇护。正因为有了这些保护，林旭的家属在变法后并未受到清算，反而继续在清朝的官场上攀升。
虽然慈禧太后通过迅速处决六君子来表现她的强硬，但她深知，这种极端手段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防止戊戌变法的余波继续发酵，慈禧不仅要迅速消除六君子的影响，还要避免变法派的更大反扑。
因此，她在执行这次政治清洗时，不得不忽略了很多正规法制程序，甚至连传统的司法审判都跳过了。
然而，六君子家属的“宽容”并非全因慈禧的仁慈，而是她不得不在复杂的宫廷斗争和外部压力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她需要保障自己的统治稳定，但又不敢轻易与那些庞大的家族背景发生冲突。
另一个促使慈禧不敢对六君子家属下手的原因是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外国公使已经对戊戌政变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于清朝内政的干预。
慈禧深知，若她在六君子的清算上过于苛刻，很可能会引发外界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而且，随着光绪帝被软禁在宫中，他对慈禧的威胁并未消失。若六君子家属遭到过度清算，势必引发光绪帝与慈禧的内斗，甚至激化成一场宫廷危机。
因此，慈禧的决策并非单纯的个人情感因素，而是她必须要在多方面的压力下作出政治上的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