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界有两个重要新闻值得铭记：阿黛拉·哈内尔控诉克里斯托夫·卢基亚性侵案胜诉，以及朱丽叶·比诺什将担任2025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这两位在法国MeToo运动中响亮发声的女演员在同一天迎来了好消息。

2020年，哈内尔在法国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高调退出，以抗议将奖项颁给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后者因涉嫌多起强奸罪被通缉。哈内尔说：“接受波兰斯基就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侮辱。”

2023年戛纳前夕，哈内尔为法国的Télérama杂志撰写了一篇专栏信，谴责电影界对“性侵犯”的不作为，详情可见深焦此前的报道：《烧女图》女主阿黛拉退出电影界，发文谴责业界对性侵犯不作为。此后，法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是著名女演员朱迪思·戈德雷什 (Judith Godrèche)早些时候决定公开指控伯努瓦·雅克 (Beno?t Jacquot) 和雅克·杜瓦隆 (Jacques Doillon) 性侵犯，这在法国引发了新一轮的#MeToo 浪潮。

阿黛拉·哈内尔

2024年的同一天，朱丽叶·比诺什接受法国《解放报》的采访，回顾了作为女演员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种种不公，在MeToo运动的光辉下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在访谈中，她谈到了有关电影中的裸露镜头、女性角色的系统性性别偏见，以及拍摄现场的侵犯事件等内容。

比诺什在文中说道，“他们仍未将女演员视为女艺术家。他们认为女演员是可以被控制的工具，他们还没有将女演员视为共同前行的伙伴。这条共同的道路，需要大家团结在作品本身，它漫长而艰难，有时又其实再简单不过。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条道路，这是世间最美好的事。”

据DEADLINE报道，克里斯多夫·卢基亚在法国巴黎刑事法庭接受了审判，阿黛拉·哈内尔表示，她在出演了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2002年的电影《恶魔的孩子》后，就开始被导演骚扰，当时哈内尔 12 至 14 岁，而他 30 多岁。随后又发生了好几次，一直持续到她15岁。卢基亚在巴黎接受庭审时否认了这一指控。哈内尔反驳道：“卢基亚先生，你是个大骗子，你很清楚这一点。” 哈内尔来到法庭时神情严肃但意志坚定。支持哈内尔的活动人士聚集在法庭外，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阿黛拉，我们相信你”。

法庭外支持哈内尔的人们

经巴黎刑事法庭裁定，阿黛拉·哈内尔诉法国导演克里斯托夫·卢基亚性侵案获得胜诉。卢基亚被判处四年监禁，并赔偿阿黛拉·哈内尔精神损失费以及心理支持费。

又是同一天，戛纳官方在今日宣布朱丽叶·比诺什将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比诺什说，“我期待着与评审团成员和公众分享这些人生经历。1985年，我怀着年轻女演员的热情和忐忑不安，第一次走上了这里的台阶；没想到 40 年后，我又以评审团主席的荣誉身份回到了这里。我很感激这份殊荣、深知这份责任以及谦卑的必要性。”

在比诺什痛斥法国电影界的不公后，戛纳将她选为评审团主席，也可由此可见戛纳的立场。比诺什接棒格蕾塔·葛韦格，这也是戛纳历史上第二次连续两届由女性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

下面是朱丽叶·比诺什去年接受《解放报》采访的全文。

所有的伤痛带来了愤怒，但她从未想过停止。

在《解放报》的独家访谈中，这位女演员回顾了她在MeToo女性革命方兴未艾之际电影初体验。她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有关电影中的裸露镜头、女性角色的系统性性别偏见，以及拍摄现场的侵犯事件。

她的言辞凌厉，一如80年代中期，那个急于在艺术领域求索的年轻的自己。她出身于一个戏剧家庭，父母都是喜剧演员。但电影的一切，那些规则、习俗和词汇，对她来说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试镜” (Casting) 就是她未曾知晓的词汇之一。她用自驱力驱使着自己，什么都不能让她泻下气来。她发现的电影世界光鲜亮丽，但却时刻侵噬着她有关正直的边界。应该如何设定这些界限呢？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仅凭直觉，又该如何理解这些界限？她要说的话有关她成为一名世界明星的过程，与那些久负盛名的电影大师针锋相对，那一个个走在他们伟大道路上的名字：莱奥·卡拉克斯、克里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迈克尔·哈内克、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克莱尔·德尼、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安德烈·泰希内等等，那一个个让她荣获了众多最负盛名的奖项（奥斯卡、威尼斯沃尔庇杯、凯撒奖、戛纳电影节最佳表演奖）的名字。

朱丽叶·比诺什

朱丽叶·比诺什有一个特点：即使在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她也从来不是一个沉默的人。不被旧时规矩束缚，而是在MeToo运动的光辉下重新审视自己来时的路，是她与《解放报》这次会面的宗旨。在法国，至今还没有一位享誉国际的女演员做过如此表态。这次访谈分几个阶段进行，朱丽叶·比诺什亲自审阅并微调了一些措辞和细节，她在写作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两个问题：如何生存？如何使对演戏的渴望成为现实？还在高中时，我有机会与多米尼克·贝斯纳尔德（译者注：Dominique Besnehard，法国最负盛名的艺术经纪人和选角导演之一）喝一杯咖啡，他提议我去他的办公室，带一张我裸体的照片，以期在80年代初克洛德·米勒的《真爱大逃亡》（Mortelle Randonnée）中被选中，这个要求让我感到尴尬。我没有得到这个（小）角色，但贝斯纳尔德给了我一个意料之外的礼物：一位经纪人的联系方式。从那以后，我开始四处参加试镜，同时在BHV百货当收银员，晚上还在维拉·格雷格（Véra Gregh）的戏剧课上继续学习，她是我职业生涯的指南针。我的试镜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有时候，我能通过初筛，但在这一场场盛大的女演员拍卖会上，我从未能成为最终被选中的那一个。

《真爱大逃亡》海报

我的第一次试镜（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是为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最终没有拍摄的一部《女凶手》（Les Meurtrières）。那一天，墙上挂着让-雅克·贝内克斯（Jean-Jacques Beineix）的《歌剧红伶》（Diva）的海报，上面是我刚刚遇到的演员多米尼克·皮诺（Dominique Pinon）的剪影。皮亚拉注意到我的目光：“你喜欢这部电影吗？”我回答：“是的”。他说：“那么，请离开吧。”我走了，没有带上门，脑海中一片混乱。不久后，他们又打电话给我……来询问我对死亡的看法。

暴力

几个月后，我在《美丽的自由》（Liberty Belle）中拍摄了两天。导演帕斯卡尔·卡内（Pascal Kané）邀请我在Nikko酒店的高层共进晚餐，他向我保证，是为了讨论另一个项目。当他指着眼前塞纳河的景色时，突然向我扑来试图吻我。我坚决地推开了他：“但我有男朋友了！”我难以置信。我曾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第一次发生在我7岁之时，一位学校老师抚摸了我，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课桌后面边爱抚着我的性器官，边教我阅读。我震惊地发现，这位电影导演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他的阴谋和我的善良，两者缺一不可，使他达成了他的目的。几年后，我在一本电影杂志上写到了卡内对我的侵犯，他要求修改这篇文章，说是采访我的记者误解了我的本意。我拒绝了。除此之外，似乎我仍然深陷沉默之中。

《美丽的自由》海报

有一天，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让-吕克·戈达尔看到了你的一张照片，他渴望见到你。”那个年代，我们需要自备照片，然后到处给各个机构提交，花费一大笔钱。我把我的浴室改造成了暗房，自己冲洗我男友为我拍摄的照片。我成功通过了初面，接着要进行第二轮考核。我当时被我三天前在BHV上班时候感染的眼睛所困扰，担心这只畸形的眼睛会搞砸一切。我来到了现场，戈达尔指示着我。我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在一张桌子旁走动，读诗，梳头，同时他在一旁拍摄。如果他要求我取下月亮，我或许也能设法做到。我最终没有得到那个角色。但几天后，一个留言告诉我戈达尔为我创造了一个“只属于我的角色”。答录机里说：“你将是玛丽的朋友”。那部电影是《向玛丽致敬》（Je vous salue Marie）。

我们在瑞士的一家酒店里等了几个月，没有剧本，我还额外参加了篮球课。于我而言，戈达尔的存在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他不令而信，墨镜后的目光不怒自威。但他给工资非常爽快，我们因此尚且讨着生活。拍摄期间，我去捡一个飞到镜头外的篮球。戈达尔的反应很独特：“别假装殷勤。”戏剧课教会了我如何帮助他人或接受帮助，但在这里，不再有体贴或善意。我需要学会保持分寸感，无依无靠，孤身一人。从那时起，我明白不应该对导演抱有任何期待，我必须在20岁的年纪学会长大成人。皮亚拉和戈达尔的暴力告诉我：漫漫长路独属于你自己，要做的是化孤独为艺术。

《向玛丽致敬》剧照

1984年夏天，在卡内事件之后不久，我获得了雅克·杜瓦隆（Jacques Doillon）的电影《家庭生活》（La Vie de famille）中的一个小角色，与萨米·弗雷（Sami Frey）共演。对我这一代的女演员来说，杜瓦隆是一个标杆。到了拍摄现场，我立刻就要在第一场戏中尖叫着脱掉我的T恤裙。我能做到，这就是最重要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台词中隐藏的下流内容，只是因为能够在朱丽叶·贝图（Juliet Berto）面前被选中——她在影片中饰演我的母亲——而感动不已。回想起来，萨米·弗雷在片中扮演我的继父，他对我说的一些台词令人毛骨悚然：“你母亲希望我爱你。她梦想我们能一起做爱。所以我会去爱你。”当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些台词。尽管如此，我对这次拍摄还是有很好的记忆。萨米·弗雷对我非常尊重。

《家庭生活》剧照

事实上，当他看到安德烈·泰希内（André Téchiné）的《情陷夜巴黎》（Rendez-vous），这部让我得到盛名的电影时，他非常严厉地批评我：“永远不要接受这样的拍摄，你不应该任人摆布。”他特别震惊的是一个我的耻骨的特写镜头，兰伯特·威尔森（Lambert Wilson）的头部在一旁。这是一个俯拍镜头，构图很好。我对他的愤怒感到惊讶。我并不想与导演产生冲突。我的母亲在戛纳首映时也大叫了一声，我当时还以为那是出于赞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其实是惊恐的，我后来才明白。而我当时早已喜不自胜。这部电影在戛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情陷夜巴黎》剧照

在这两年漫长的岁月里，我为了成为一名演员而挣扎求生，经常被要求在试镜时脱掉衣服。我都照做了。但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Sébastien Japrisot），他编剧的作品《杀人的夏天》（L'été meurtrier）让他声名鹊起，在他的注视下，我们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穿着内衣和吊袜带演绎同样的场景。我在试镜中途愤而离场，我意识到这一切并非出于对电影的追求。

我出演《情陷夜巴黎》并没有通过试镜。安德烈·泰希内在拍摄开始前三天，违背制片人阿兰·泰赞（Alain Terzian）的意愿选择了我。安德烈要求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我之前花了大手笔买了一套阿拉亚（Ala?a）的裙子与外套，用来在重要场合穿着。我记得自己在梅森大道（avenue Messine）上哭泣着前往那里的场景，我知道这是在出卖自己。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我，特别关注着他感兴趣的部分。我们没聊几分钟他就打发我走了。

《情陷夜巴黎》剧照

我似乎明白，1980至90年代电影业对裸体的狂热需求仅限于年轻女性，而很少需要男性的裸体，除了谢罗（译者注：Chéreau，应指法国剧场与电影导演帕特里斯·谢罗Patrice Chéreau）和后来的泰希内。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愤怒，我耐心地接受了这种要求。几乎每个剧本都有裸露场景，每一次都很艰难。我渐渐学会了那种一跃而下的感觉，就像头朝前，跳进冰冷的海水。我看到要拍摄裸露画面的那一天在工作计划上迫近，感到恐惧：只剩一周，只剩两天……焦虑与勇气一同增长。在1984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拍摄《情陷夜巴黎》时，我已经被这样的拍摄需求所同化了：严寒、裸体、低声下气。有时还有对我的羞辱。

我热情洋溢地接受了一切。每次拍摄性爱场景时，制片人泰赞都会坐在现场，嘴里叼着他那巨大的雪茄。但他的存在并不能激发我的拍摄激情，我是如此疲于应付那些艰难的拍摄场景，而这就是曾我如此渴望得到的机会：被吐口水，模仿口交，假装在楼梯上做爱。有一场戏，我扮演的妮娜（Nina）对让-路易·特兰蒂尼昂（Jean-Louis Trintignant）说：“这是我的机遇，我不会让它逃走。”被选中出演曾是如此不可思议，我必须全身心投入。如果我没有在身体上那么投入，也许这个角色便永远无法被完全诠释。

《情陷夜巴黎》剧照

背叛

这些考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将自己的脆弱埋入尘土。但我始终坚守着一些底线：不能触碰私密部位。让我痛彻心扉的是，在杜瓦隆的电影里，即使我只是一个小角色，我也会在海报上裸露着上身出现。这样的曝光让我感到十分不安。随后，在泰希内的《情陷夜巴黎》的海报上，我背对镜头，全裸弓身，又一次，我的身体被商业化了。这是制片人泰赞、摄影师贝蒂娜·兰斯（Bettina Rheims）和平面设计师本杰明·巴尔的摩（Benjamin Baltimore）的共谋。他们需要影片大卖，需要成功，需要引人注目。拍摄海报时，制片人在场，我面对着穿着衣服的兰伯特·威尔森被迫脱下了衣服，这让我感到无助，绝望，无法发声。人们因为愤怒而从广告柱上撕下这些海报。而在我父亲的家族中，“比诺什”这个姓氏被这样曝光也让他们感到不满。泰希内本人则反对所有这些营销手段，他不希望使用这样的海报。

焦距、构图、摄影机运动：所有这些术语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几乎从未注意到过摄影机的存在。当然，我们用胶片拍摄，没有回放给演员看。信任是我的救命稻草，而它至今仍然是！正是这种信任使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无论发生什么都与电影保持团结。然而，这份信任在几年后与泰希内的第二次合作《甜蜜爱丽丝》（Alice et Martin）中被背叛。我不喜欢一个裸露的镜头设想。泰希内承诺如果我在电影剪辑完成后仍想要删掉它，他会照做。他没有遵守诺言。

《甜蜜爱丽丝》剧照

这件事最终需要制片人介入才平息下来。这种背叛让我失望至极，可能比那个镜头本身还要令人失望。那一刻，我第一次回想起《情陷夜巴黎》中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动作，那一个我宁愿忘记的瞬间。在电影拍摄期间，有一次，一只手突然触摸了我的性器官。没有人事先告诉我，没有人征求我的同意。这是我甚至难以言说的震惊感。这只手来自于导演的要求，还是演员擅自为之，我从未知道，也不太想去了解。我需要将我的愤怒集中在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吗？何必呢？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在需要的情况下，我可以要求封闭片场，或是在剧本中质疑我认为不必要的裸露场景。在克里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lowski）的《蓝》（Bleu）中，我做到了这一点。在拍摄《布拉格之恋》（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时，我感到非常安心，因为我意识到当拍摄裸露场景时，不如往常，制片人索尔·扎恩兹（Saul Zaentz）并不会在现场。《布拉格之恋》是我第一部在法国外拍摄的大制作电影，主演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

《蓝》剧照

这部电影我也是在拍摄前一周被选中的，裸露场景很多…… 但即便在这部电影中，导演也进入了我的房车试图骚扰我。我把他推开了，他没有坚持。与我共演的另一位女演员莉娜·欧琳（Lena Olin）告诉我，她也遭遇了类似的尝试。

双腿之间

所有的伤痛带来了愤怒，但我从未想过停止。低劣的抨击、不当的举动、性别的歧视：我无法忘记它们，它们荼毒了我的生活，但它们仍然是次要的。在我的心底，一切都被原谅了。一切都随风而去，一切都塑造了我。通过表演给予的渴望甚至更为强烈，表演艺术是一种秘密的、欢愉的认知形式，无法捕捉，也无法被偷走。

我并不总能保护我的同伴们。在《情陷夜巴黎》的拍摄期间，我曾去探班一位红极一时的同龄女演员朋友。她的对手戏演员将头埋在她的双腿之间。她赤身裸体，没有任何保护。他们毫无顾忌地拍摄，我沉默无言。我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她看起来如此自在。我逃离了现场，心事重重。另一次经历更难察觉，我甚至事后才意识到。在《恋恋红尘》（Les Enfants du siècle）的一场在妓院吸食鸦片的戏中，一位临时演员被一位男演员当场强奸。拍摄结束后，我看到那位年轻的女性神色茫然地离开了，好像刚遭受了一记重拳。我怒火中烧。那位演员如今已然不在人世。

《恋恋红尘》剧照

也许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导演的形象曾在我心中如此神圣，我捍卫着那些独立和具有作者性的电影人。我视这种某种程度上的顺从为一种保护。我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阶层，然后以这个阶层身份接近一种崭新而充满活力的艺术形式。服从也是一种不完全展现自我、让我感到安心的依赖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循环。但我必须通过斗争、危机与分离来赢得这种独立。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我不再需要那个父权的保护者形象，也不再需要一位必须被满足的情人来拯救我。

在拍摄《坏血》（Mauvais Sang）期间，没有什么比被莱奥·卡拉克斯（Leos Carax）——我爱的人，也爱我的人——拍摄更让我觉得奇妙的了，和他一起创作就像是为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孩子而战。当泰希内看到这部电影时，他言辞激烈地批评了莱奥拍摄我的方式，那种完美女性的形象，美神的形象。我被理想化了。可能因为对这种新形象感到自豪，我带着某种负担在电影界前行：对完美的追求。后来，我推动了莱奥在《新桥恋人》（Les Amants du Pont-Neuf）中创造更真实的角色，那些会出汗、会洗澡的角色。莱奥本人非常厌恶所有那些他形容为“歇斯底里”的裸露场景。他不想要。是我要求他拍摄了《新桥恋人》中那个我在户外裸体洗澡的远景镜头。这个场景是我在准备拍摄时在街上看到的。

《坏血》剧照

跳伞、在六度的塞纳河中潜水、为了角色筋疲力尽：多年以来，我的原则始终是不虚与委蛇。我热爱这些身体上的挑战。在《新桥恋人》的准备阶段，我陪伴了一位名叫维罗尼卡（Véronique）的年轻女子，她是一位生活在街头的前毒品成瘾者。她在乞讨，而我则在勾勒她的形象。我一直戴着我在电影戴的那个眼罩。感受角色的生活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我与我接触的所有人始终有所不同，我的裤子后口袋里有着他们没有的信用卡。在这些可能持续几周的沉浸式体验中，我两次被攻击。另外还有一次令我真的十分后怕的经历。在斯特拉斯堡-圣但尼的一家破旧酒店里，我差点被强奸，后来发现这家酒店是一个嫖娼场所。

沉溺

在《新桥恋人》的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宿命般的事件。我腰间绑着重达十二公斤的压铅，穿着假发、厚重的大衣和靴子，几乎溺水身亡。按照安排，我和德尼·拉旺（Denis Lavant）在两名专业潜水员的监视下应该是安全的。我们之间有个约定，如果缺氧就向潜水员做手势。当我到达水底时，我已经完全无法呼吸。我做了手势，但潜水员没有回应。我不得不用尽全身力气挣扎，潜水员没有实施救援，最终我还是靠自己挣脱了重重阻碍，冲破五米深的水面。

《新桥恋人》剧照

在漫长的上升过程中，我做出了决定：“现在，为了生存！只为生存！”第一助理看到我情绪激动，正在艰难地喘息：“我们再来一次。”不，我不拍了。”不仅没有人向我道歉，似乎也没有人理解我刚刚从何种危险中死里逃生。当我去找那位负责我的生命安全的潜水员时，他解释说，他被要求必须等到导演同意才能来救我。当我向莱奥提及此事时，他说他不记得了。这是因为一助的糟糕安排，还是另有原因？我永远不会知道，但那一天，我此前还模糊不清的界限突然变得清晰。

女演员之间的团结并非新生的事物。2003年，我原本要与阿诺·德普勒尚（Arnaud Desplechin）合作。但当我看到《国王与王后》（Rois et Reine）的剧本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剧本改编了他的前女友、演员玛丽安娜·德尼库尔（Marianne Denicourt）生活中的某些片段。我觉得我有必要确保玛丽安娜知道这个项目，并且完全同意。她的儿子尚未成年，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我给她打了电话，她对这部电影的筹备毫不知情，并深深地感到伤害。

《国王与王后》剧照

我别无选择，只能不顾一切地拒绝了这个项目，就像之前的艾曼纽·贝阿（Emmanuelle Béart）和后来的其他女演员一样。令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耳濡目染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和男性勇敢地揭露他们遭受的虐待。公开自己的私人经历并不容易，我们应该对所有勇于发声的人心怀感激。在最近的凯撒电影奖上，第一次，有五位角逐最佳女演员奖的演员，而她们的作品由五位女性导演执导。她们展现了坚强有力的女性形象，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

作为演员，我们与导演签订了一份倾注了情感的契约，不论导演是男是女，不论我们是否亲密无间，这些都不重要。关键在于存留着那种将自我向内、外延伸，与此同时，又自洽地向一种未知不断求索的欢愉。不要误解了我的话：我非常清楚这种契约可能带来的滥用与欺骗。我们在我们不可逾越的界限上培养出更敏锐的直觉。我应该学会说不，学会识别应该何时离开。

朱丽叶·比诺什

当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在一种动荡不安、犹豫不决中将自己投入进角色中时，她朝着男性导演所要求的方向努力，以期得到他的认可。那个全身心投入的她，属于他，属于自己，属于这个世间。年轻女演员在这种求索中，难道会不给导演一种错觉，以为一切都是为了他吗？他不会意识到的是，女演员这种极端的渴望背后，隐藏着另一种欲望，这种欲望不必然是肉体的，而是一种隐形的、无法触碰的、超越男性导演的存在的纯粹欲望。

也许，有一种新的视野、一种对知识的渴望、一种献身精神，在一种莫名的恩惠中离我们远去。他们仍未将女演员视为女艺术家。他们认为女演员是可以被控制的工具。他们还没有将女演员视为共同前行的伙伴。这条共同的道路，需要大家团结在作品本身，它漫长而艰难，有时又其实再简单不过。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条道路，这是世间最美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