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蒋介石得知辽沈战役落败后，立即下令处决谢士炎，这是为何？

1948年的深秋，辽沈战役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震惊全国的处决令引发了无数猜测。11月2日，当沈阳城内升起解放军的红旗时，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处决一名正在狱中服刑的国民党少将谢士炎。这位曾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为何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处决？更令人不解的是，谢士炎并未参与辽沈战役，甚至当时正身陷囹圄，与前线战事毫无瓜葛。他的处决令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连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高层都感到诧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谢士炎的命运为何会与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役紧密相连？

一、谢士炎的从军之路

1912年，谢士炎出生在湖南衡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秋，年仅14岁的谢士炎考入了湖南陆军小学，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1927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升入国民党中央军辎学校。

1932年，谢士炎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尤其擅长军事理论和战术指挥。1934年，谢士炎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三战区任职。

＂七七事变＂爆发后，谢士炎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指挥下，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此期间，谢士炎指挥部队在鄂西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的阻击战。1938年10月，在一次关键战役中，谢士炎率领部队在大冶地区设伏，歼灭了一支日军精锐部队，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这次战斗的胜利，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39年春，谢士炎被调任第三战区独立第五旅参谋长。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制定游击战术，组织部队对日军补给线发起突袭。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先后在湖北、安徽边界地区破坏日军铁路线20多处，炸毁桥梁12座，创下了显著战果。

1941年，谢士炎升任第三战区少将参谋处长。在这个位置上，他负责制定战区的作战计划，协调各部队之间的行动。他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得到了顾祝同的高度赞赏。

1943年，谢士炎在衡阳会战中表现突出。当时日军＂一号作战＂计划正在展开，谢士炎临危受命，担任前线指挥官。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成功阻击了日军的进攻，为衡阳守军争取到了补给和增援的时间。

1944年夏，谢士炎参与指挥了湘西会战。在这场战役中，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多次调动日军主力，为我军主力部队创造有利战机。在他的参与指挥下，第三战区部队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抗战胜利后，谢士炎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少将副参谋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主持了战区的接收和复员工作。然而，就在他事业达到顶峰之际，一场意想不到的变故正等待着他。

二、转折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

1946年春，谢士炎被调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作战科科长。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在一次军需物资采购过程中，谢士炎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武汉前进指挥所的几名高级将领与当地军火商勾结，以三倍于市价的价格采购劣质武器装备。

这些劣质装备不仅浪费了军费，更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1946年6月，谢士炎向上级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揭露了这一贪污网络。然而，这份报告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引来了一系列打击报复。

1946年8月，武汉前进指挥所的某些将领联合伪造了一份文件，指控谢士炎在抗战时期与日军有勾结。这份毫无根据的文件很快被呈送到南京，谢士炎随即被停职查办。

在停职期间，谢士炎目睹了更多令人震惊的腐败现象。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公然挪用军饷，克扣士兵口粮。在湖北襄阳，一个师的军饷被师长中饱私囊，导致基层士兵三个月未领到饷银。在河南信阳，某旅长将原本用于购买军需物资的资金，全部投入了黄金投机。

1947年初，谢士炎被调任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处长。这个调动表面上是复职，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贬谪。在保定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诸多乱象：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而军队高层却在豪宅中挥霍度日。

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军队高层甚至与土匪勾结，默许其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在保定城南，一个团级军官与当地土匪头子分赃，每月从土匪抢掠的财物中抽取五成。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民众利益，也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1947年夏，谢士炎再次遭到不实指控。这次，他被诬告为＂包庇共党分子＂。这个指控来自于他拒绝参与一项针对当地进步人士的非法逮捕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保定绥靖公署的某些人员借＂清剿共匪＂之名，大肆敛财，甚至对无辜群众实施抓捕和勒索。

就在谢士炎准备再次上书揭露这些问题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和见闻，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失去了信心。在这种背景下，地下党组织开始秘密接触他。

三、秘密接触与加入地下党

1947年深秋，在保定城内的一家茶馆里，谢士炎与一位自称陈融生的商人相识。这位看似普通的商人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专门负责策反国民党军队中的进步军官。两人初次见面时，陈融生以讨论军需物资采购为由与谢士炎攀谈。

在随后的几次接触中，陈融生逐步向谢士炎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多次深入交谈，谢士炎向陈融生详细介绍了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况，包括军队部署、武器装备状况以及高层将领的贪污腐败行为。

1947年12月，谢士炎通过陈融生的引荐，正式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他开始系统地向地下党组织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在1948年初的三个月里，谢士炎先后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的部署图、兵力分布情况，以及即将进行的军事调动计划。

在保定期间，谢士炎利用自己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建立起了一个秘密情报网。他将几名志同道合的部下安排在关键岗位上，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传递体系。这些情报通过特殊的暗号和密码，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地下党组织。

谢士炎还积极参与策反其他爱国军官。1948年2月，他成功说服了保定绥靖公署一位营级军官加入地下组织。这位军官后来为解放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包括国民党军队在河北南部的防御工事布置图。

1948年3月，谢士炎获得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华北地区实施大规模军事调动，其中包括东北战场的兵力部署计划。这份情报被迅速转交给了解放军指挥部，为后来的辽沈战役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谢士炎与地下党的联络方式十分讲究。他们采用了＂互不见面＂的联络原则，情报交接多在夜间进行，地点经常变换。有时是在城郊的荒庙，有时是在热闹的市集，有时则是在偏僻的农舍。每次接头都要经过严密的反侦察。

为了掩护身份，谢士炎表面上仍与国民党军队高层保持着正常交往。他经常参加军队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以此消除可能的怀疑。同时，他还特意在家中摆放着蒋介石的画像，书架上摆满了国民党的政治理论书籍。

然而，1948年7月，一次意外的情况打破了这种平衡。北平地下党的一个情报站被国民党特务破获，其中一份文件涉及到了谢士炎的活动。国民党保密局很快就对谢士炎展开了秘密调查。这个消息被地下党及时获知，但谢士炎坚持继续留在岗位上搜集情报，直到最后被捕。

四、被捕入狱与审讯过程

1948年8月15日清晨，保定城内突然戒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处处长郑介民亲自带队，在谢士炎家中实施了突然搜查。搜查人员在谢士炎的书房里发现了一部短波收音机和几份密写的军事情报。当天上午10时，谢士炎被押送至南京保密局总部。

这次抓捕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此之前，保密局已经秘密监视谢士炎长达一个月。特务们记录了他的日常活动轨迹，包括他在深夜时分频繁出入城郊的可疑行为。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截获了一封写给谢士炎的密信，信中暗含与地下党联络的暗号。

在南京保密局，谢士炎被关押在特设的秘密审讯室。这间审讯室位于地下二层，四周墙壁都经过特殊处理，能够隔绝一切声音。审讯工作由三个小组轮流进行，每组由一名审讯官和两名记录员组成。

第一轮审讯持续了整整七天。保密局采用了车轮战术，不让谢士炎得到充分休息。审讯官反复追问他与地下党的联系方式、情报传递渠道以及其他同伙的身份。面对审讯，谢士炎始终坚持自己是被诬陷的，并指出短波收音机是用来收听天气预报，而那些所谓的军事情报只是正常的工作记录。

9月初，保密局又找到了新的证据。他们在保定一个被捕地下党员的住处，搜出了一份手写的军事部署图，笔迹与谢士炎的字迹高度吻合。随后，审讯强度进一步加大。特务们开始使用各种刑讯手段，包括电击、水刑等，试图迫使谢士炎认罪。

9月下旬，保密局调来了谢士炎的通讯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在1948年上半年，谢士炎曾多次与一个可疑的商号联系。经过调查，这个商号是地下党用来传递情报的掩护点之一。这个发现让保密局确信谢士炎就是他们要找的地下党员。

10月，审讯进入最后阶段。保密局试图通过谢士炎挖出更多的地下党员。他们向谢士炎展示了大量文件和照片，其中包括几名已被捕获的地下党员的供词。这些供词中提到了代号＂老谢＂的一个重要情报员，显然就是指向谢士炎。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保密局始终未能从谢士炎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供述。他们也无法查明谢士炎究竟向地下党提供了多少军事情报。但仅凭现有证据，保密局已经可以确定谢士炎的叛国罪行。审讯报告最终上报到了蒋介石的案头，成为后来处决令的重要依据。

五、最后的抉择与牺牲

1948年11月1日，南京保密局向最高军事法庭提交了关于谢士炎案件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中详细列举了谢士炎的叛国行为，包括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策反国民党军官、建立地下情报网等罪行。11月3日，最高军事法庭对谢士炎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在庭审过程中，检方出示了大量物证，包括密写的军事情报、短波收音机、可疑的通讯记录等。作为关键证据的还有几份经过笔迹鉴定的军事部署图。这些图纸上的笔迹与谢士炎的笔迹完全吻合，而这些军事部署图后来被证实确实落入了中共手中。

11月5日，最高军事法庭作出判决，认定谢士炎犯有叛国罪，判处死刑。判决书特别指出，谢士炎利用职务之便，长期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其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确凿。判决作出后，国民党当局给了谢士炎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愿意公开揭发其他地下党员，可以考虑从轻处理。

11月10日，谢士炎被转移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死刑犯专区。这里的每个牢房都配有全天候监视，防止死刑犯自杀。狱方还特意安排了两名狱警轮班看守谢士炎的牢房，并严格限制他与外界的任何接触。

在这期间，保密局派人多次前往监狱，继续对谢士炎进行劝说。他们提出，只要谢士炎配合调查，揭发其他地下党员，不仅可以免除死刑，还能获得优厚待遇。面对这些诱惑，谢士炎始终保持沉默，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11月15日晚，狱方通知谢士炎，处决将在次日黎明执行。按照惯例，死刑犯可以提出最后的遗愿。谢士炎只要求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写下了三封信：一封给家人，一封给战友，还有一封信的收件人至今仍是个谜。

11月16日凌晨4时，执行死刑的军警来到谢士炎的牢房。他们按照程序为死刑犯戴上手铐和脚镣，然后将其押往刑场。刑场设在南京郊外的一处荒地，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凌晨5时30分，随着一声枪响，谢士炎倒在了刑场上。处决结束后，军警立即将现场清理干净，连带着谢士炎的遗体一起处理掉。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当局对谢士炎案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禁止任何媒体报道相关内容。直到南京解放后，谢士炎的事迹才逐渐为人所知。

谢士炎牺牲时年仅42岁。他在狱中写的那三封信中，只有给家人的信被保存了下来。至于另外两封信的内容，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根据后来的调查，谢士炎在狱中的这段时间，始终没有暴露任何一位地下党员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