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的囚室里，苏轼面对满桌“罪证”苦笑——他的诗集被朱笔勾画得面目全非。台谏官李定将“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曲解为讥讽新法，更指其《湖州谢表》“愚不适时”是影射神宗。这场以诗文定罪的“乌台诗案”，暴露出宋代台谏制度如何沦为党争利刃。

宋初台谏尚存唐制遗风，御史台与谏院各司其职。至真宗朝，谏官始获弹劾百官之权，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更准台谏“风闻言事”。景德年间（1004-1007）统计显示，御史台年均弹劾仅12件，而庆历四年（1044年）激增至87件，其中六成指控无实据。这种无需举证的弹劾特权，使台谏逐渐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

熙宁变法期间，新旧党争白热化。元祐党人司马光门生刘安世，仅元祐四年（1089年）便发起47次弹劾，将23名新党官员逐出中枢。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立“元祐党籍碑”，借台谏之手将309人定为“奸党”，其子孙三代不得入仕。更荒诞者，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谏官弹劾李格非“诗含讥讽”，仅因其女李清照词作中“绿肥红瘦”被曲解为讥讽花石纲。

庆历四年（1044年）进奏院案堪称台谏攻讦范本。苏舜钦变卖废纸办宴，遭旧党御史中丞王拱辰以“监主自盗”弹劾，牵连范仲淹改革派12人贬谪。御史李定更发明“诗案三法”：摘句断章、穿凿附会、株连唱和。此法在南宋变本加厉，杨万里因“毕竟西湖六月中”被指暗讽临安偏安，遭罢官二十余载。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危前，特擢程颢为御史中丞，三个月内清洗新党官员38人。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借台谏弹劾逼退主战派赵鼎，其御批“风闻之事，宁信其有”道破玄机。据统计，两宋319名宰相中，217人曾遭台谏弹劾去职，而皇帝对弹劾奏章的朱批通过率高达73%。

面对台谏滥权，士大夫群体亦寻求反制。欧阳修遭“盗甥案”诬陷时，联合韩琦等十余名重臣联名作保；苏轼发明“诗注自释”，每成诗文必附注释阐明本意。淳熙年间（1174-1189），太学生首创“伏阙上书”，集体抗议台谏诬陷朱熹。这些抗争虽难撼制度根基，却为后世监察体系改良埋下火种。

元祐党人碑竖立125年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太学博士真德秀奏请“禁以诗文罪人”，标志着士林觉醒。但此时蒙古铁骑已叩边关，宋代苦心构建的台谏体系，终与王朝共赴历史尘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