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上将军衔授予仪式，李德生等17人荣获上将军衔。这次授衔距离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已有33年，而距上一次取消军衔制度也已过去24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曾在1955年就有资格获得元帅军衔，但他主动推辞了。在当天的仪式上，邓小平身穿深灰色中山装，面带微笑，精神焕发，逐一与这些新晋上将握手道贺，并一同拍摄了纪念照片。
1998年2月，已退休的李德生深情回忆道：“在我的一生中，对邓小平同志有着特别的感情和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两个时期让我难以忘怀。”在战争年代，“我多次聆听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指示，阅读他的电报和文件，参与他指挥的战役和战斗。”在“文革”后期以及他“第二次、第三次复出时，我有幸与他有更多接触。除了共同参加会议，我还多次到他家中拜访。在我调任沈阳军区工作后，他曾五次到东北，每次都会与我亲切交谈”，“这些经历让我不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强烈的震撼。”
李德生最初在八路军第129师服役，这支部队后来扩展为晋冀鲁豫、中原和第二野战军，成为刘伯承和邓小平麾下的重要力量。从1938年初到1950年底，李德生在这支被称为“刘邓大军”的部队中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和师长。他回忆道：“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心中是一位值得尊敬、信任且亲切的老政委，他与刘伯承司令员如同两棵紧密相连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崇敬的刘邓首长。他们默契配合，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共同导演了无数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篇章，其中许多事件我都亲身参与。”他还强调：“刘邓与129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辉煌成就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刘邓的卓越领导和指挥，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可能会截然不同。”
邓小平和李德生在四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共同参与讨论，最终决定由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同时李德生被调往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
1973年3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依据3月10日中共中央的决定，邓小平恢复了党内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正式加入国务院业务组，同时获准列席政治局会议参与讨论。同年8月22日，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第十次党代会的组织人事安排。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考虑到一些老同志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可以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他本人愿意担任主席，并强调不仅要“顾”，还要“问”。次日，政治局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邓小平和李德生均出席了这两次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时提到，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设立顾问委员会的建议非常重视，并提议由自己担任主席。但周恩来表示反对，政治局其他成员也持相同意见。根据毛泽东关于“老中青”结合的提议，尤其是“中”应来自军队的意见，周恩来推荐李德生为第十届中央政治局九人常委候选人。最终，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经过四个月的酝酿，毛泽东果断采取了一项重大举措，对全国11个大军区中的8个进行了司令员轮换。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如此大规模的高层人事调整。在这次调动中，李德生被调离北京，转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从1973年12月12日至15日，毛泽东在连续四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强调这一轮换的重要性，并不时带领与会人员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2日，毛泽东在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他转向邓小平，提出让他加入军委担任委员，至于是否成为政治局委员，将在未来的二中全会上确认。毛泽东建议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共同商讨军区领导互换的事宜。他指着叶剑英表示支持其观点，并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行动必须协调一致。随后，毛泽东详细阐述了调换方案，包括李德生和陈锡联互换至沈阳军区。他特别提到李德生刚到北京军区不久，幽默地称他为“陪绑的”，并开玩笑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岁，上帝会请他喝酒。毛泽东指示叶剑英迅速召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讨论军事事宜。会议结束后，政治局成员转至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参与政治局和军委的工作，并支持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于13日继续进行会议。
1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讨论人员调动问题。他提到要举行欢迎会，让双方互相介绍情况。比如在东北，陈锡联要介绍李德生，而在北京，李德生则要介绍陈锡联。随后，毛泽东转向在场的邓小平，说道：我们请了一位军师，就是邓小平。他已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政治局负责全面事务，涵盖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我想在政治局增设一个秘书长职位，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头衔，那就担任参谋长吧。我们现在有了一位总参谋长。虽然有些人对他有所顾忌，但他做事果断。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也请回来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毛泽东接着对邓小平说，有些人确实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对外要温和，对内要坚定。过去的不足，慢慢改正吧。不做事就不会犯错，但做事总会犯错。不做事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1972年，叶剑英与李德生（左）等人一同前往军事博物馆，参观了专门展示反坦克武器的展览。这次活动旨在了解当时反坦克武器装备的最新发展情况。
毛泽东转向李德生，提到他即将离开，询问是否还要继续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建议他不要兼任了，因为司令的工作流动性大，如果在新岗位上遇到困难，还可以再讨论。接着，毛泽东询问各大军区司令员是否还兼任省委职务，并明确表示不应兼任。他还两次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最后，毛泽东强调要做好战斗准备，甚至表示自己仍有能力参战。
12月21日，在中央军委调动会议接近尾声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的客厅会见了43位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资深将领。毛泽东重点讨论了领导岗位的轮换问题。他指出：“陈锡联司令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过长，而李德生的任期相对较短。你们需要做好交接工作。无论是党政军还是社会各界，都需要时间适应新的安排，逐步就会顺利。”
毛泽东在会见中逐一问候了朱德、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并坦诚地表示自己对贺龙的错误处理负有责任，承认因听信林彪的一面之词而犯错。他还提到邓小平对1965年上海会议中罗瑞卿遭遇的突然袭击表示不满，他对此表示赞同。毛泽东特别提到朱德，称他与自己共事多年，同时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如此。他强调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并表示自己欣赏他，尽管有些人对他有所忌惮，但认为他在战争中表现优秀。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大家再次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会后，叶剑英与李德生商讨了第二天的会议总结事宜。22日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的调动命令，叶剑英进行了总结发言。会议规定各军区司令员需在10天内到任新职。
从23日到25日，李德生连续三天行程紧凑。他先是和陈锡联一起出席了北京军区的欢迎仪式，接着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了工作，最后去叶剑英那里告别。26日，李德生搭乘飞机抵达沈阳。抵达的第二天，他就出席了军区机关及军师级领导干部的见面会。
在李德生的记忆中，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经历第三次重大挫折前后的两次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进入中央任职，而李德生继续在军队服役，两人见面的机会明显减少。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以及结束后，他们再次有了频繁的互动。除了共同参与会议外，李德生多次前往邓小平家中拜访。当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后，邓小平在五次东北视察期间，每次都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这些交往中，李德生深刻感受到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的非凡气度和卓越风范，这给他带来了多次深刻的教育和强烈的心灵冲击。
1974年冬天，李德生从沈阳回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特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拜访。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王近山的工作安排。王近山是原二野六纵的司令员，战功卓著，许多老同志都希望能在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为他谋得一个合适的职位。那天天气晴朗，邓小平精神焕发，热情地与李德生握手，并兴致勃勃地聊起了二野的历史。李德生提到自己曾在六纵十七旅工作，邓小平立刻回忆起定陶战役中的大杨湖战斗，提到自己和刘伯承曾到过十七旅的安陵集指挥所。他还提到1947年冬天，自己与李先念、李达带领前线指挥所在大别山与国民党部队周旋，十七旅一直负责掩护。在淮海战役的南线阻击战中，十七旅的表现也十分出色。谈到二野的几位杰出将领时，邓小平特别提到陈锡联心胸宽广，善于作战；王近山则勇猛果敢，敢于打硬仗。李德生借此机会反映了王近山目前的处境和老同志们的建议，邓小平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同志。他提到全国人大的代表名额已经确定，可能没有军队代表的位置，但会向刘澜涛建议安排王近山为全国政协常委。李德生对此深感感动，后来王近山果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这次谈话让李德生深刻感受到，邓小平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关心和爱护干部，善于发挥他们的才能。邓小平还谈到了当时的形势和工作，表示现在问题不少，需要抓紧解决，军队也要克服派性，加强团结，增强纪律性。
1978年，李德生与邓小平一同前往东北进行实地考察。
1977年春天，李德生前往北京西山探望叶剑英。当时，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尚未恢复名誉，叶帅将他从解放军总医院接出，安置在西山居住。叶帅对李德生说：“你去看看你的老政委。”这正是李德生心中所想。见到邓小平时，李德生发现他虽然略显消瘦，但依然充满自信、乐观且坚韧，展现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气场。邓小平一边与李德生握手，一边请他坐下，并询问他此次来京的原因。李德生如实回答，并关心地询问了邓小平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叮嘱他保重身体。在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邓小平谈吐自如。他强调，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的力量巨大，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李德生听后深刻领悟到，邓小平所指的人民革命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如果没有全国亿万人民的支持，就不会有“四五”悼念活动，也不会有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李德生对这两次谈话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它们发生在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点。第一次谈话时，邓小平刚刚重返工作岗位，第二次则是在他尚未完全恢复职务期间。尽管当时邓小平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但他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及个人得失，而是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这种无私的态度让李德生深受触动，也成为他终身难忘的原因。
在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过程中，邓小平采取了积极行动，他首先肯定了李德生的清廉形象，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调。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沈阳军区党委召开会议。作为政治局成员的李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最新指示，安排了军区内部对"四人帮"及其相关人员的调查和批判工作。到了11月15日，在军区高层干部会议上，李德生依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强调要在军区内部深入开展学习、揭发和批判工作。他特别指出，军区党委、机关及各级领导必须率先学习，并有效组织和指导部队进行这些活动。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北京家中会见了前来参加会议的沈阳军区政委甘渭汉。甘渭汉是开国中将，抗战时期曾在邓小平领导的第129师385旅担任政委。两人会面时，甘渭汉首先汇报了沈阳军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进展，随后提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军区对李德生的批判情况。这次谈话中，邓小平针对沈阳军区的领导班子发表了重要意见，被形象地称为"点了一把火"。
1978年9月16日，李德生（右五）与彭冲等人陪同邓小平在长春市会见了吉林省的干部。
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为了达到其反党乱军、篡夺权力的目的，于1974年3月5日策划了“放火烧荒”事件。江青与张春桥联手发表讲话，矛头直指军队。江青公开宣称要“整顿军队”，并指责军队没有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她还污蔑当时的中央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军阀”，称其“为坏人辩护”，并批评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政委制度是“破坏革委会”和“否定文革成果”。在此之前，江青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将李德生批准的总政通知斥为“废话”。这一事件不仅针对李德生和总政，更是将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企图扰乱全军。同年9月，王洪文在北京组织了对李德生的批判。
当时，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委员，早已看穿“四人帮”的阴谋。他清楚他们如何逼迫李德生违心检讨，最终迫使其辞去中央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因此，听完甘渭汉的汇报后，邓小平直接表示，李德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他指出，1974年的会议完全是“四人帮”针对李德生和几位大军区司令员的打击。李德生同志清白无辜，与“四人帮”毫无瓜葛！他还强调：“揭发、批判、清查工作必须抓紧，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小螃蟹’。”
1977年12月，沈阳军区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党委五届二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清理“四人帮”的影响。甘渭汉回到沈阳后，不仅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揭发、批判和清查“四人帮”的指示，还特别强调了李德生的表现。李德生随后在军区内部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清查。在处理犯错误的同志时，李德生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不仅给予他们真诚的帮助，还向中央汇报了他们的实际情况，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工作机会。李德生认为，那些人在特定环境下说的话，未必代表他们的真实想法。
李德生的冤案直到1980年才得以澄清。同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正式文件，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份文件针对1974年“打倒大军阀”事件中李德生遭受的诬陷，明确表示“四人帮”的指控不实。文件内容传达至全国党员干部，总政治部的报告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撤销对李德生的所有不实指控，并为受牵连的家属子女妥善处理后续问题，消除负面影响。此外，文件还指出，1974年9月召开的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四人帮”逼迫李德生承认“推行林彪路线”和“上林彪贼船”的行为毫无依据，这些不实指控也应一并推翻。
在1977年至1978年12月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委及多个大军区，如沈阳、广州、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一决策由邓小平等领导人迅速执行，对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和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德生与邓小平一同前往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深入了解当地情况，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李德生任职沈阳军区的十多年里，邓小平先后五次前往东北，每次都与李德生进行了深入交流。1978年9月的那次东北之行，尤其让李德生印象深刻。9月8日，邓小平带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前往平壤，参加朝鲜建国三十周年的庆典。9月13日，代表团乘专列返回，随即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视察，行程持续到18日结束。在此期间，李德生全程陪同，亲历了这次重要的考察活动。
在辽宁本溪车站，邓小平会见了当地市委、国务院工作组、驻军、钢铁公司和矿务局的负责人。他简短地谈到，必须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否则只能一直落后。他建议前往发达国家考察，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在哈尔滨，他指出，我国现有的体制和机构主要借鉴自苏联，导致人员冗余、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这些体制已无法适应现代化需求，上层建筑也难以满足新形势的要求。
1978年12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工作汇报时，重点谈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指出，当前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从具体实际出发。这是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明确表示，这并非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认为，如果不根据当前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并作出决策，很多问题就无法提出和解决。他提出，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毛泽东思想同样需要发展。对于理论需要通过实践检验这一基本问题，当时还存在争议，这反映出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僵化。
李德生（前排右侧）在东北地区接待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到访。
17日，邓小平在沈阳发表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指出，昨天在长春已经简要提到，核心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如果不恢复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我们要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敢于思考、提出并解决问题，不能设置“禁区”。“禁区”只会让人思想僵化，不敢根据实际情况思考问题。仅仅依赖上级或中央、省里下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我们要鼓励和教育所有干部独立思考，对不合理的东西大胆改革，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在谈到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时，邓小平强调，不能孤立地引用毛泽东的某句话，有些话甚至是假的。即使是真实的，也要看是在什么条件、时间、地点讲的，随意套用到其他地方是不对的。
当天下午，邓小平与沈阳军区机关及师级以上干部会面，听取了李德生代表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及战备工作的汇报。随后，他提出了批判林彪和“四人帮”的五项准则。首要且最关键的是重振军队的优良传统。其次，要彻底清除派系斗争及其负面影响。第三，当前军队在地方和民众中的形象已受损，声誉不佳。第四，必须严守纪律，确保所有行动服从指挥。第五，整顿干部队伍，彻底查清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关于运动，邓小平建议深入研究，通过运动主要是优化领导班子和改进作风，但运动不宜拖延。这五项准则作为运动成效的标准，是他首次提出的。在讲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第一条准则，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李德生陪同邓小平访问东北的经历让他感触颇深。在这次行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通过回顾邓小平的革命历程，并深入理解他的观点，李德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生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也是他多次遭遇挫折后又重新崛起的关键因素。邓小平因坚持实事求是而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压，但同样因为坚持这一原则，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支持，最终得以重新崛起。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场关键演讲，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次讲话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紧接他重要的东北考察之后。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与过去革命时期的要求一致。他特别指出，必须打破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僵化局面，鼓励解放思想。这篇讲话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李德生回忆道，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关键思想是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的结果。1978年9月，邓小平亲自前往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李德生全程陪同，亲眼见证了邓小平在各地与领导干部交流时，不断强调要突破“两个凡是”的限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的讲话深刻有力，令人深思。李德生及其他随行的地方和军队领导一致认为，在当时错综复杂、亟待恢复的局面下，邓小平首先敏锐地抓住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及其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问题。这一关键举措为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工农业生产等复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方向。
1981年4月17日到19日，正值东北春暖花开之际，邓小平在沈阳接待了来访的金日成。李德生等人随同邓小平于17日早上到火车站迎接金日成。当天下午，邓小平与赵紫阳等人与金日成进行了会谈，听取了朝鲜国内情况的介绍，并讨论了国际局势。18日下午，邓小平与金日成进行了单独会谈，主要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评价。他提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间，华国锋有一定的责任，但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他，这样并不公平。19日上午，李德生等人陪同邓小平到火车站为金日成送行。在此期间，邓小平多次与李德生讨论了东北战区的战略防御和部队建设问题。当天下午，邓小平在李德生的陪同下，在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沈阳军区的负责人。他精神饱满，面带微笑，与在场的每一位同志握手，并询问了他们的籍贯、参加革命的时间以及最初所在的部队。随后，他听取了沈阳军区党委常委的工作汇报。
李德生明白邓小平不喜欢照本宣科的汇报方式，因此在汇报军区战略防御和部队建设的关键问题时，他采用了简洁明了的方式，既有实际情况的描述，也有深入的分析和具体的建议。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不时插入自己的见解，使得原本严肃的汇报变成了一个互动的讨论会。他们特别深入探讨了组建合成军和预备役部队的议题。李德生和军区党委通过一系列战役训练和演习，认为在东北战略区实施积极防御战略，需要在西部建立守备区，并将陆军发展为多兵种的合成军（即后来的集团军），以应对现代战争的需求。守备区的建立还有助于减少常备军规模，同时增强边境防御能力。当李德生向邓小平详细阐述这一计划时，邓小平表示支持，并建议可以先选择一个军进行试点，编制包括5到6个师，其中3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高炮部队则分配到各师中。在实战中，可以适当增加兵力，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集团军的规模。
1997年5月，李德生前往徐州，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
邓小平对李德生提出的关于组建预备役师、实现精干常备军与强大后备力量结合的建议表示支持。1981年，李德生在沈阳军区领导下，于辽宁阜新、吉林通化、黑龙江嫩江分别成立了预备役坦克团、通讯团和汽车团。1982年2月，根据李德生的提议，辽宁锦州地区开始试行组建陆军预备役师，并在后续进行齐装满员试点。经过一年的探索，预备役师逐渐成形。1983年7月底，李德生与辽宁省领导一同前往锦州，对预备役师的快速集结、车辆输送和战术演习等进行了全面检阅。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在和平时期精简军队、寓兵于民的有效方式。经过一年多努力，锦州成功组建了全国首个预备役步兵师，并进行了全面检验。1983年8月，李德生陪同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在黑龙江镜泊湖向他汇报了这一成果。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高兴地表示：“组建预备役师是个好办法，预备役好，好！”此后，预备役师、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03年8月，在预备役部队组建20周年之际，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表彰了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认为组建预备役部队是基于我国国情军情、顺应世界军事变革潮流的战略决策，是完善我军快速动员体制、增强国防整体实力的重要举措。
李德生深刻认识到，邓小平作为解放军最高领导人，通过深入调研，为新时代军队建设提出了关键理念，推动了军队和国防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每当回忆起邓小平的谈话，他都深受鼓舞。1982年4月25日至30日，在中共12大召开前，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进行内部访问，并顺道视察东北。在此期间，李德生全程陪同，亲自接送，并接受了邓小平的直接指导和教诲。
1997年春节期间，李德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研读《伟人邓小平》这本书，二是观看12集纪录片《邓小平》。每当回想起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卓越成就，李德生内心总是难以平静，对邓小平的敬仰之情愈发深厚。然而，2月20日凌晨，邓小平去世的消息传来，李德生顿时泪眼模糊，陷入深深的悲痛中。如今，这些伟人虽已离世，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