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捐了，咱们部门也不能掉队。”

会议室里，领导的声音掷地有声，桌上放着一张捐款名单，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同事的名字。金额一栏，从500到2000不等，数字排列得整整齐齐。

轮到我填的时候，手里的笔顿了顿。我咬了咬牙，写下“300”三个数字。

领导扫了一眼，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声音压低却不容置疑：“你这捐得不够看吧？别人都捐了1000以上，你才300？”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意味，好像我犯了什么错误。

我抬头看着他，心里一阵难堪：“我最近家里开销大，实在捐不了那么多……”

话还没说完，他打断了我：“300确实少了些，要不这样吧，我先替你垫1000，写你名下，捐款名单上不好看就不太好。”

那一瞬间，我的脸涨得通红，手里的笔几乎快握不住了。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单位里一个同事重病住院，消息传开后，领导号召全体员工捐款。邮件里写着一长串煽情的话：“同事有难，大家应该伸出援手，体现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我看到那封邮件时，心里五味杂陈。

这位住院的同事，我平日里并没有什么交集，偶尔只是点头之交。可我知道，他家境并不好，突然生病，确实需要帮助。

捐款，我是愿意的。只是最近孩子刚上幼儿园，各种费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家里的开销像一张无底洞，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见底了。

我本想捐300，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可没想到，这却成了一场“攀比”。

领导的那句“这样不好看”像根刺，扎得我坐立难安。

回到座位上，我一遍遍地想：300块，真的不够看吗？捐款不是应该量力而行吗？为什么还要被这样明里暗里地施压？

我的同事小林看出了我的情绪，偷偷凑过来：“你怎么了？”

我犹豫了一下，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她。她听完，冷笑了一声：“我早就习惯了。上次捐款，我本来也只想捐500，结果被领导‘好心’提醒，说‘再加点吧，显得有诚意’。最后我硬着头皮捐了1000。”

我有些愣住：“那你没说什么？”

“能说什么呢？”她耸了耸肩，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奈，“这种场合，讲的不是心意，是面子。”

她的话让我心里泛起一阵说不出的酸涩。捐款，原本该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可为什么，最后却变成了一场谁也逃不掉的‘表演’？

那天晚上，我回家后和老公提起这件事。他听完后，皱着眉说：“你就跟领导说清楚，捐款是自愿的，300也是一份心意，凭什么非要捐1000？”

“可他已经帮我垫了……”我声音越来越低，心里满是懊悔。

老公叹了口气：“你下次就直接拒绝，别让自己为难。”

可我知道，拒绝并没有那么容易。在单位里，捐款这种事，早就成了某种“潜规则”。你捐得多，别人夸你“有爱心”；你捐得少，就会被暗中议论，甚至被领导点名批评。

可这样的“爱心”，到底值不值得？

几天后，我在捐款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后面的数字赫然写着“1000”。

那一刻，我的心里说不出的复杂。

一方面，我知道，这笔钱确实能帮到那位生病的同事。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并不是我的本意。这1000块，代表的不是我的善意，而是我的“被迫”。

后来，我听说，这次捐款里，有不少数字都是“被调整”过的。有人本想捐500，却被“建议”捐2000；有人不想捐，却碍于面子，最后还是掏了钱。

这样的捐款，真的还有意义吗？

再后来，公司又组织了一次募捐。这一次，我直接告诉领导：“我只能捐300。”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不满：“不是我说你，这种时候，咱们还是要大气点，别让人看笑话。”

可我这次没有退缩，语气平静却坚定：“捐款是自愿的，300块是我的能力范围。我觉得心意到了，比金额更重要。”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但“善意”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被裹挟的。当捐款变成一种压力，甚至变成一场面子的“表演”，那它想传递的温暖，也就被消耗殆尽了。

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多一些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让每个人都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表达自己的心意，而不是被迫参与一场“道德绑架”的游戏。

善意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数额的大小，而在于它是否出自真心。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给予的同时，感受到自由和尊重。

愿我们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能报之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