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天，一封陌生的来信经王海容，送到毛主席的手里，毛主席读信后，竟控制不住地泪水长流。

这封信，让许多人的目光迅速聚焦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上，也关注到一批特殊的群体：下乡知青。

这名普通人，叫李庆霖，1929年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县（已撤销）一个贫困家庭的平凡人。他的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当过学徒，母亲打工供养一家人生活。在战火连绵的时代，在温饱难捱的环境中，父母还是节衣缩食，给了李庆霖读书的机会。

李庆霖也知道学习的机会是多么来之不易，他读书时发奋刻苦，凭着自己的努力，1948年，李庆霖被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任小学教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庆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李庆霖也有了自己安稳的新生活。1951年，他结婚了，妻子是个善良朴实的农家姑娘，叫张秀珍。婚后，二人儿女双全。

看上去，平凡却又顺遂的一生！

李庆霖和许多老百姓一样，当然知道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崇敬、爱戴毛主席，感谢党中央、毛主席让他们这些百姓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而有一天，他竟然真的和毛主席产生了交集。

是因为他的儿子李良模。

李良模是李庆霖和张秀珍的大儿子，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即知青。

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就开始组织农场，积极鼓励、年轻人，到农村去，参加垦荒运动。

1969年，年轻的李良模受党中央、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毅然决定报名下乡。李良模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可也面对着日常生活问题，口粮不够吃，生活极其艰难。

李庆霖为儿子的情况忧心不已。一方面，孩子上山下乡务农，接受实践锻炼，他很支持和赞同；另一方面，面对孩子生活上、甚至是温饱上的困境，他无能为力，迫切地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周总理与知识青年亲切交谈

绝望中，李庆霖想到了给党中央、给毛主席写信。

他毕竟和远在中南海的毛主席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李庆霖想到了“曲线寄信”的办法，写完两千多字的长信后，李庆霖选择将信寄给王海容。

王海容，1965年就进入外交部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她，人们对这个年轻的姑娘不甚了解，可她的显赫身份、神秘光环，还是让她成为深受大家关注的人物。

李庆霖当然对王海容也没有多少深入的了解，但却知道一点，王海容能见到毛主席。

思虑再三，李庆霖鼓起勇气，将自己写的信给王海容寄了过去。当然，把信寄到外交部，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海容帮忙交给毛主席；一种是王海容没有转交，李庆霖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王海容（左四）

结果是，王海容选择了前者。

1973年4月下旬，王海容将李庆霖的信送到了毛主席的手里，毛主席认真地读了起来。

信中，李庆霖如实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儿子李良模的经历，他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的。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

他字字真切，言明儿子、或者说是许多知识青年的困境，毛主席读之，也难以压抑自己的情感，知道百姓的苦楚，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毛主席当即向汪东兴作出指示：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他亲自给李庆霖写了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这封回信连同300元，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寄往李庆霖的家乡。

而另一边，李庆霖在向王海容寄出信后，内心就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这封信究竟会收到怎样的反馈。

很快，李庆霖就得知了结果。5月初的一天，他收到了印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信，他心中“咯噔”一下，又紧张、又激动、小心翼翼地将信封拆开，看到了毛主席的关怀，还有300元。

信中只有短短几个字，李庆霖看了一遍又一遍，忍不住泪流满面；寄来的那3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李庆霖小心翼翼地用红绸包好，保存起来。

周围邻居们听说这件事，皆闻讯来到李庆霖的家中，争相抚摸李庆霖拿来包钱的红绸，还不忘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

毛主席记挂的不止是李庆霖一家，还有许多的知识青年。

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二天，周总理就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关于知青的问题。在李庆霖的家乡，中共莆田县委组织干部实地考察。

在中央领导、以及地方领导的关怀下，许多知青的生活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就连一些女知青收到欺负的恶劣事件，也得到严肃处理，周总理亲自下了指示：“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

因为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情，过去籍籍无名的小学教师李庆霖，一下成为了人人皆知其姓名的名人，他也受到各级领导人的关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曾派人将李庆霖接到福州来，赞扬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举动，并表示：“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难，尽可以直说无妨。”

至此，李庆霖的人生也发生剧变。

毛主席与汪东兴

毛主席当初在向汪东兴作指示时，主动问起来：“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李庆霖当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于是，后来在福建省委的关怀下，他参加了四届人大。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李庆霖的命运发生改变。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他受过党中央领导人重视，周总理、毛主席先后辞世后，李庆霖又经历了身陷囹圄的失意。

当他重新回到家乡时，已经是1994年，李庆霖是个快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

他和妻子张秀珍每个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块的生活困难救济费，维持生计。张秀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终在1997年与世长辞。

李庆霖为此伤心悲痛，好在他过去充满勇气的举动深为人们敬重，身陷囹圄时，人们也爱围在他身边，听他讲给毛主席写信的故事。张秀珍去世后，李庆霖家乡的百姓们选择自发为他捐款，这让他还清了给妻子治病的钱款，也得以妥善处理好妻子的后事。

他的晚年，再不复当初那样大红大紫、为人所知的光景，只过着平凡、普通、简单的日子。

依然会有人记得他。

那就是许多的老知青们，当年毛主席写给李庆霖的回信是印发全国的，当时的许多知青们都知道他的“壮举”，他的“壮举”在那个时期，改变了许多青年人的命运，也让他，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传奇人物。

几十年后，当李庆霖垂垂老矣，很多与他素未谋面的老知青们还在记挂着他，写信问候他，关心他的身体。李庆霖晚年时，更有一些当年的知青来到他的家乡，来看望他。

再说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

李庆霖就是为儿子才鼓起勇气写信的。他后来进了工厂，并在工厂数百名职工参加的考试中，夺得第一名，脱颖而出，事业上取得成就；他也娶了一位曾是知青的女职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除了大儿子李良模，李庆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有各自的生活。儿女们都过着普通、简单的生活，李庆霖也为此欣慰。

晚年时，有人主动问起李庆霖：“是否后悔当年给毛主席写告状信？”

李庆霖坦坦荡荡地回答：“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谈到自己，他说：“至于我个人，一生坦诚，问心无愧，功过任由评说。”

2004年，76岁的李庆霖离世。

李庆霖去世后，与妻子张秀珍、还有父母合葬在一起。墓碑的正面刻着他们的生平，而在墓台之上，镌刻着当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背面则刻着一位作家为他写的墓志铭。

儿子李良模记得十分清楚：

“生性耿直的乡村教师在苦难无望时，竟上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毛主席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聊补无米之炊，把他的来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全国。由此改变了下乡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

关于这位普通人不普通的人生故事，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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