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的反抗暴君理论没法完全用在法国当下的情况上。

雨格诺派当下反抗的只是对他们怀有最强敌意的天主教激进势力，这股势力的代表是吉斯家族。所以，他们搞出了一种日尔曼反抗暴君理论的变化形式，把反抗的目标从最高统治者变成了在宗教方面敌对的大贵族。

【反抗吉斯公爵】

这就是为啥在 60 年代，雨格诺派教徒觉得武装反抗躲不过了的时候，他们明着说打仗不是冲着国王去的，是为了跟吉斯公爵对着干。

是要对抗“吉斯、陆军统帅和圣安德雷元帅”的作恶行为，拦住“他们以及手下搞出的那项不吉利的、会引发灾、祸的事儿”。同一时候，弗朗索瓦·奥特芒还打着孔代亲王的名号给国外各个宫廷写信，给孔代亲王的举动做解释。

宜说他是要把法国国王从篡夺其权力的人那儿解救出来。但雨格诺派在孔代亲王的带领下展开的军事回击可不是被动防守，他们早就做好了周全的准备。

罗伯特·金顿表示，第一次宗教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吉斯公爵能调动私人军队和王室军队，而雨格诺派军队迅速全副武装地集结起来，这更让人吃惊。在普瓦西会议举行的时候，身处巴黎的贝兹和科利尼曾写信给日内瓦教会，说战争快要来了。

就是说啊，起码在战争开打前的3个月，雨格诺派就着手给战争做必需的准备跟动员了。所以呢，战争一爆发，孔代亲王那儿就已经聚起了一支队伍，里面有6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

在战争爆发前，雨格诺派搞的军备，让米歇尔·费雷蒂的看法挺有道理，他觉得雨格诺派最终想要的不是能不被宗教压迫的信仰自由，而是政治权力。

信仰自由就是个顺带的结果，龙萨曾跟泰奥多尔·德·贝兹讲：“这就是个诱饵，把各个行省弄得心痒痒的，想搞叛乱呢，就为了得到一种不是国王给的自由。”

所以，虽说在第一次宗教战争刚打响的时候，雨格诺派没把反抗的目标指向国王，可他们跟天主教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实际上正让整个王国陷入无政府的境地，进而使国王的实力被削弱了。

不光这样，宗教战争里这两派的存在，本身就对法国的王权以及国家统一构成威胁了。

代表天主教极端势力的吉斯家族和神圣同盟，想跟同样反对新教的西班牙联手，好把国内的雨格诺教派给灭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让西班牙公主继承法国王位，就是为了不让身为丽格诺教徒的纳瓦尔国王亨利当上国王。

同时，雨格诺派所秉持的教会自治原则，还有在日内瓦颇为成功的政教结合的例子，让法国南方早就蠢蠢欲动的贵族分离自治倾向变得更加强烈了。

对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的两类领导者，也就是日内瓦的牧师和雨格诺派的贵族来说，政治权力那是相当有吸引力。

加尔文本人对新教教会掺和进世俗政权的纷争这事特别谨慎。就算是在被看作政教合一的日内瓦，教会对世俗政权的干涉也相当克制。

可出身法国贵族等级、被誉为加尔文接班人的泰奥多尔·德·贝兹，把替雨格诺派去争夺法国王权的掌控权当作一件特别紧急的事，他对于干涉世俗政权行为的立场和态度，在 50 年代的安布瓦斯阴谋里早就清楚显现出来了。

这场阴谋被戳穿后，贝兹以及其他好些日内瓦教士，被人觉得暗中支持了这起密谋的政变。

对法国境内的雨格诺派贵族来说，宗教战争不过是他们用来在贵族之间、贵族和王室之间抢夺权力的另一个场所。

约翰·艾伦（JohnWAllen）觉得，行省和市镇一直以来就有的独立自治倾向，跟贵族的政治野心很对路，最后还和宗教改革运动走到一块儿了。就是它们产生的那种强大力量，对法国君主制的中央集权以及绝对王权的构建过程造成了威胁，这才引发了宗教战争。

【3个大致的发展阶段】

接下来，他把十六世纪雨格诺派的政治思想发展划分成了3个大概的阶段：一是普遍认可加尔文教派的不抵抗教义；二是出现日内瓦政治思想的苗头；三是让武力反抗变得合法。艾伦把这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武力反抗合法化的阶段。

发展阶段定在 1550 年到 1560 年之间。而且他还表示，加尔文教派对待武力反抗合法性的发展，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态度：在最高统治者支持加尔文教派信徒的地方，他们照旧宣扬不抵抗的教义，然而在法国。

因为 50 年代宗教迫害加上政治局势不稳，雨格诺派教徒得有除了不抵抗教义之外的新理论来撑着，哪怕这理论跟加尔文起初搞出来的教义对着干。就这么着，给武力反抗找正当理由的反抗暴君理论就又往前发展了些。

虽说兴起者在反抗这事上的行为动机和最终目的不是最关键的，可要是雨格诺派的斗争目标从争取宗教自由变成争夺政治权力了，那反抗活动及其理论就会走出宗教和神学的领域，进到世俗政治里头去。

在日内瓦，安布瓦斯阴谋被揭穿后，这种反抗暴君理论的转变就出现了，这就是艾伦说的日内瓦政治思想的开端。加尔文和泰奥多尔·德·贝兹，他们不光是两代神学家，在反抗这件事上，也体现着两种不一样的看法和态度。

前者跟路德一样，清楚地晓得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间有很大差距，并且严格遵守神学家的职责，还有“两个王国”以及使徒保罗“不反抗”的教义。

后者已经着手支持更具世俗化、更激进的反抗暴君理论了——贝兹不光在给反抗暴君理论找能摆脱保罗“不抵抗”教条神学基础的办法，还在更世俗化的方面找契约理论来解释反抗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在宗教战争初期，法国的大贵族部分地取代新教教士，拿到了雨格诺教派的领导权，这一情况使得反抗暴君理论的侧重点产生了变化。马克·尔特表示，起码从 1562 年在尔良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宗教会议起，政治议题就已经被雨格诺派到了。

孔代亲王是雨格诺派的头儿，他不光被称作“法兰西王国加尔文教派的保护人”，还被定为法兰西王室和国王的守护者。另外，好些不在日内瓦教会里的贵族，已经把从50年代起就是新教教会根基的牧师给替了。

这一趋势因为战争的持续而越发显著，这时候贝兹曾盼着雨格诺派的贵族在高层政治事儿上能听听牧师的想法，把在法国新教里挑战牧师权威的那股子苗头给压下去。可像孔代亲王这类的一些雨格诺派领袖，没答应他的这个请求。

在这般历史情形之下，行政官反抗暴君的理论于法国与日内瓦逐步形成。

【加尔文与反抗暴君理论】

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宗教战争里，加尔文教派起着关键作用。在那个时候，一些加尔文教派的政治思想家搞出了挺激进的反抗暴君的理论，用来给雨格诺派对抗法国国王的军事行动撑腰。

不过要是咱回过头去看加尔文教派的创立者让·加尔文在对抗暴君这事儿上的态度，会发现他的立场挺保守的。斯金纳在梳理路德教派反抗暴君理论发展的大致情况时，得出了一个很具革命性的论断：

【是加尔文而非路德提供了一种消极服从的理论来面对危机，是路德而非加尔文首先把积极抵抗的概念引进了关于“行政官制度”改革的政治理论中。就加尔文主义者在16世纪50年代整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革命理论而言，这并非如人们常常暗示的那样由于他们对危机作出了比路德救派更有创造性的反映，树反而是由于施们继承并重中于路德裁派在16世纪30年代已经逐步形成的、随后又为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在1546年对皇帝进行的战争合法化而再度提出的论点。】

在反抗暴君这事儿上，20 年代的路德起初是保守且谨慎的。农民战争那时候，他坚决不赞同农民起来对抗诸侯。

在《致萨克森诸王有关叛逆诸灵的信》里，路德把以闵采尔带头的、公开搞叛乱的激进分子说成是“想要使用暴力，靠武力对抗掌权者的、会毫不犹豫地制造动乱的人”

从 30 代起，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以及越发严重的宗教压迫这样的大环境中，路德在反抗暴君这件事上有了激进的变化，从一开始的不抵抗态度变成了赞成积极抵抗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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