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视频显示，在拉姆安拉（Ramallah），刚从以色列监狱释放的巴勒斯坦青少年从红十字会大巴上走下来，在数千人的欢呼人群中含泪拥抱他们的母亲。在另一张照片中，9岁的奥哈德·蒙德（Ohad Munder）——曾与和他的母亲、祖母一起被哈马斯扣为人质——跃进了父亲的怀抱。当父亲从地上抱起孩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自11月24日以来，这些欢腾和宽慰的场景广为流传，当时，在以色列发动的为期七周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至少 15,00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之后，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为期四天的停火协议，该协议在今早到期前又延长了三天。最初的协议于周五生效，以囚禁人员（所有妇女和儿童）为交换条件：哈马斯将释放在10月7日袭击中劫持的50名人质，以换取被以色列监禁的150名巴勒斯坦人。随后两天的延期都取决于进一步的交易，在此期间，105名人质和240名巴勒斯坦囚犯获释。

这些临时而脆弱的协议虽然受到欢迎，但只不过是几周前向以色列提出的一项更有力的提案的表层外壳——该提案为更严格的变革愿景指明了道路。10月28日，以色列在经过两周的空中轰炸后切断了加沙的互联网和电力供应，已经造成7000多人死亡，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家属代表向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人人为人人。”（“Everyone for everyone.” ）他们说，以色列政府应该满足哈马斯提出的条件，释放其监狱中的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以换取数百名人质。“你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承诺是把他们都送回家，”其中一名代表对以色列政府说，“人人为人人，不论代价如何。”

政府断然拒绝了这项提议。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驳斥了交换囚犯的想法，称其为“心理游戏”。他以一种发人深省的措辞说，释放人质只是以色列寻求的“胜利的一部分”——以色列官员将这一“胜利”描述为消灭哈马斯、摧毁加沙的基础设施，以及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该地区。尽管加兰特强调，确保把被俘的以色列和外国国民的释放，作为更广泛领域的国家优先事项，但以色列政府利用人质作为其在加沙日益加剧侵略的基础理由。

“压力越大，（成功解救人质）的机会就越大，”内塔尼亚胡告诉这些家庭，并传达了国家的立场，即军国主义是确保犹太人安全的唯一可靠途径。为了施加这种“压力”，内塔尼亚胡通过组建“团结政府”来巩固以前支离破碎的政治机构，以进行“长期战争”。然而，在早些时候，总理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以停火换取部分人质的建议，继续轰炸行动。哈马斯声称，这些轰炸已经导致了数十名人质的死亡。人质家属则指出，轰炸直接威胁着其他人质的生命。

“人人为人人”尽管更像是一种务实的要求，而非全面转型的命令，但它仍然提出了一个针对国家剧本的重要替代方案——拒绝政府将人质牺牲的意愿，后者不仅是以色列当前战争的附带损害，也是为了实现战争更大的目标，即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和流离失所。

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社区，让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回到他们的社区，并不能消除以色列种族隔离的底层结构。尽管如此，在确认这个减少大规模监禁的计划中，人质家属已经打破了以色列公共话语的藩篱，将巴勒斯坦囚犯集体自由的可能性带入了讨论。在这些迫切希望亲人回归的人们的紧急呼吁中，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变化着的废奴主义愿景（a protean abolitionist vision），一种摆脱零和框架的方法——在这种零和框架中，一些人的安全被用来作为伤害其他人的借口。在一个坚持生命可以被利用和抛弃（disposable）的殖民制度下，人质家属提出的建议蕴含着一个彻底变革的社会的种子——用监狱废奴主义者（prison abolitionist）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的话来说，这样的社会认可“在生命宝贵的地方，生命就是宝贵的”（where life is precious, life is precious）。

囚禁是在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构成部分。

在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袭击之前，以色列在20多所监狱和拘留中心监禁了5200多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数是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居民。一些约旦河西岸居民被监禁，是由于1967年战争后颁布的一项仍然生效的军事命令，该命令有效地将公共活动（例如未经许可的十人以上集会、分发政治性材料、展示旗帜）犯罪化，定为“煽动和敌对的宣传行动”。

目前存在着数百个这样的军事命令，这些命令将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抵抗占领的行为定为犯罪。这些将巴勒斯坦人定为非法之做法的泛滥，为大规模监禁提供了授权：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项估计，曾有100万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监禁，“其中包括数万名儿童”。五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五分之二的巴勒斯坦男性，曾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被捕。截至2021年，超过100名巴勒斯坦儿童因投掷石块而面临长达20 年的监禁。

并非所有被捕的人都面临指控。以色列经常且越来越多地利用“行政拘留”（administrative detention），这是英国托管时代的遗留物，它允许不经指控或审判就无限期监禁，表面上是为了收集证据。它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标志，并在埃及、英国、印度、美国和其他地方被用来镇压反对派，特别是在反移民和“反恐”计划的背景下。

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指出，“自2002年3月以来，以色列没有一个月没有将至少100名巴勒斯坦人行政拘留。”通常，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在10月7日之前，超过20%的巴勒斯坦囚犯是被行政拘留者。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指出，上周谈判的以色列释放名单上的300名巴勒斯坦人中有233人是被行政拘留者。据巴勒斯坦囚犯组织Addameer称，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威胁、脱衣搜查，并被剥夺医疗保健和与家人的联系。目前受监禁的以及最近几天获释的巴勒斯坦人报告说，自10月7日以来，情况有所恶化。

与此同时，就在释放囚犯的同时，以色列继续加大逮捕力度：截至周二，作为停火交换的一部分，已有180名巴勒斯坦囚犯被释放，但在同一时期，以色列逮捕巴勒斯坦人的速度几乎相同。今天，有7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

没有哪个地方比加沙更容易看清楚以色列的监禁政权（carceral regime），这个140平方英里的地区经常被描述为“露天监狱”。加沙的居民现在估计有220万人，其中80%是难民或难民的后裔，以色列建国前后，他们在一场被巴勒斯坦人称为Nakba的大规模驱逐中被迫逃离。自2006年以来，他们被陆地、空中和海上的封锁所包围。

与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绝食抗议，并写下关于监禁恐怖的文章——加沙人也在与他们的监禁进行激烈的斗争。在2018年至2019年间，他们每周在边境举行非暴力抗议活动，名为“回归大游行”（Great March of Return）。以色列以残酷的暴力作为回应，造成260人死亡，20,000人受伤，其中许多人永久残疾。在以色列目前对加沙发动袭击一周后，“回归大游行”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艾哈迈德·阿布·阿特玛（Ahmed Abu Artema）在《国家》（The Nation）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呼吁，呼吁世界“帮助我们拆除隔离墙，结束我们的监禁，实现我们的解放梦想”。10月24 日，以色列的一次空袭使阿特玛身受重伤，并造成他的五名家庭成员死亡，其中包括他 13 岁的儿子。

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对等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了劫持人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ostage-taking）：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从巴勒斯坦到巴西再到美国等地，资源匮乏的战斗人员利用人质来获得政治筹码。武装分子自己的生命不受其所面对的权力的重视，他们就俘虏了那些他们假定其生命被认为更有价值的人。这种策略往往能成功地改变对话的条件——将先前不被理睬的人质劫持者，声明为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其诉求的政治行动者。

但是，导致武装分子劫持人质的动力也是这种策略经常失败的原因：监狱国家从根本上贬低生命的价值，最终可能会牺牲人质来维护其统治。以色列官员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现在必须狠下心，不要过多考虑人质，”财政部长Bezalel Smotrich在以色列发动战争时的内阁会议上说。

这个难题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反帝武装斗争中的中心问题。1970年，17岁的乔纳森·杰克逊（Jonathan Jackson）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庭上劫持了一名法官、地区检察官和三名陪审员作为人质，试图释放包括他的哥哥在内的黑人囚犯。但人质的存在并没有阻止狱警向杰克逊开火，在杀死杰克逊和他的两名战友的同时，致使一名人质瘫痪，另一名人质死亡。1971年，纽约州阿提卡监狱的囚犯将39名狱警扣为人质，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这些监狱的消亡”的要求。经过四天的叛乱，当纽约州警察重新夺回监狱时，他们杀死了29名囚犯和10名人质。第二年，“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组织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劫持了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以图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和两名被监禁的德国革命者。以色列政府拒绝与德国当局拙劣的营救任务进行协商，导致所有人质被武装分子杀害。

2014年，以色列士兵哈达尔·戈尔丁（Hadar Goldin）在入侵加沙地带南部的行动中被报道失踪后，以色列军队颁布了《汉尼拔指令》（ the Hannibal directive），这是一项直到2016年都存在争议的措施，其中规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绑架，甚至不惜以打击和伤害我们自己的部队为代价”。以军向戈尔丁最后一次出现的地区开火，不久之后，戈尔丁被宣布死亡。那些劫持人质的人打赌，他们临时俘虏的生命将比他们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但这个监狱国家把一切都押在了维护其统治上。

人质可能会因某种原因而获得关注并暂时改变交战条件，但其无法带来范式的转变，从而令劫持人质者的生命（或一般而言的生命）受到重视。在以色列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劫持人质可能会使巴勒斯坦囚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事实上，2004年，真主党在劫持一名以色列上校为人质后，使400名巴勒斯坦囚犯被释放；2011年，哈马斯争取到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以换取他们在加沙关押了五年的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

但这无法颠覆以色列国家的主导框架：犹太复国主义将犹太人的安全等同于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坚持认为只有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能保证犹太人的安全，它强化了犹太人的安全总是受到迫在眉睫之威胁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巴勒斯坦囚犯的激增充其量只能被理解为必要结构的不幸后果。乔·拜登（Joe Biden）支持这一立场，他说：“没有以色列，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犹太人是安全的。”这是一种伪装成承诺的威胁，意在强化一种幻觉，即以色列国对于防止另一场大屠杀是必要的，并使犹太人始终处于恐惧状态。

但安全并不是通过加强边界就能永久实现的。安全是一整套社会关系。正如美国反监狱组织“批判性抵抗”（Critical Resistance）和“煽动：有色人种妇女反对暴力”（INCITE： Women of Color Against Violence）在2001年的一份声明中所定义的那样，废奴主义者对安全的愿景是“基于保障所有人民的生存和照护的集体承诺”。

废奴主义坚持安全必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来保障一些人的安全实际上根本不是安全；废奴主义同样坚持认真对待安全问题，这既是出于它的好处，也是因为当社区护理的替代性结构萎缩时，监禁和军国主义的解决方案就会盛行。

它为转型提供了一种解决根本原因、而不是暂时和部分缓解症状的方向。“真正的安全永远不能以牺牲人权和人类尊严为代价，”活动家凯·惠特洛克（Kay Whitlock）写道。相反，它存在于“相互依存中，使我们能够拆除特权的堡垒，在它的位置上建立一个赋予生命的爱和治愈正义的基础。”废奴主义不仅要拆除监禁国家，摒弃以安全为名授权的统治和惩罚结构，它还涉及到发展基础设施，使人们得以生活和繁荣，解决食物、住所和医疗保健等物质需求，以及尊严和安全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其最广阔的愿景中，“人人为人人”可以被解读为废奴主义者的呼吁——一种基于团结和互惠，在可怕和不稳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思考安全的方法。这既是一项务实的要求，满足了当前确保释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俘虏的需要，也是一种对不以俘虏为代价的政治愿景的广泛呼吁。每个人为每个人，所有人为所有人，本能地走向一种与民族国家不相适应的关系：只有在一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安全。它证实了巴勒斯坦囚犯长期忍耐的需要，同时坚持认为解放是可能的；事实上，这是唯一的办法。

交还俘虏的图象让我们得以一睹恢复社区的正确性。当奥哈德·蒙德（Ohad Munder）紧紧地抱住他父亲，当安瓦尔·阿塔（Anwar Atta）和他的堂兄穆拉德·阿塔（Mourad Atta）在离开奥弗（Ofer）监狱的公共汽车上相遇，然后被聚集在拉姆安拉街头的人群拥抱，一个没有监禁的世界的正义以一种引人共鸣的清晰来维护自身。毫无疑问，这些短暂的一瞥是片面的、不平等的：“我们仍然害怕感到快乐，同时，由于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快乐的心情。”索桑·巴克尔（Sawsan Bkeer）说，他24岁的女儿是被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之一。

随着停火协议的结束，以色列重新投入其“长期战争”，对“人人为人人”的呼声变得愈发暗淡；然而，这是摆脱这场过去两个月、以及上个世纪的大屠杀留给我们的烂摊子的唯一途径。用组织者雷切尔·赫辛（Rachel Herzing）和玛丽亚姆·卡巴（Mariame Kaba）的话来说，“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天空豁然开朗，天使们唱着‘废奴主义！’”但是，设法拆除监狱国家、并确保共同的安全，为我们提供了微光般的联结。

在这最后的时刻，这种联结仍然是我们明天最大的希望。人人为人人。

‍作者：丹·伯杰（Dan Berger）是多本关于激进主义、黑人权力和监狱国家的书籍的作者，其中包括《坚持自由：黑人权力在一个家庭的旅程中的悠久历史》。他策划了华盛顿监狱历史项目。

译者：井下麻里忍，卖字过活的毕业社科人，互联网函授阴阳师，维持生产力。

文章信源：Jewish Currents

媒体简介：Jewish Currents是一本关注犹太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杂志。它始创于1946年，最初名为 "Jewish Life"，后于1958年改为现名。这本杂志以左翼和进步的观点出名，经常探讨与犹太社群相关的各种话题，如政治、艺术、宗教、以及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相关的问题。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犹太社区内部的事务，它还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议题，包括社会正义、环境保护、以及全球人权等。杂志的目标是为犹太社群提供一个多元、批判性和深入讨论的平台，旨在促进对重要社会议题的深思熟虑和开放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