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许多领导人都被会议的风向所震惊。

此时的谢富治看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一线领导即将崩溃的迹象，他意识到中央日常权力机构将出现真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选择邓小平作为攻击目标，因为当时江青和张春桥的重心都放在刘少奇身上，还没有人提到邓小平。

谢富治的首次攻击显得谨慎而有分寸，他只是说邓小平在全国解放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这个言论一出，江青立马意识到，这个人可以拉拢过来，这为谢富治在全会结束的当天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铺平了道路。

他在日后与江青等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多次得到江青的赞扬。江青曾说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

在批判“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取而代之。江青向毛主席提议让谢富治加入中央文革小组，但毛主席不同意：“成员不扩展，但他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

为了防止大权被江青等人独揽，周总理主动提出参加这次会议。能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大多是林彪、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周总理在其中周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在此期间，谢富治作为国务院成员之一，多次让周总理感到寒心。

1966年12月26日，江青在接见一些学生和群众时，公开鼓动他们去占领劳动部和总工会。谢富治立刻效仿，12月31日，他与周总理接见北京一些学院的学生时，大胆提议：“你们是不是可以，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

周总理听到这话后，简直以为自己听过了，你谢富治怎敢，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于是他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件事不是你我能定夺的，必须经毛主席批准才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当时的谢富治并不敢对周总理有所顶撞，因此简单附和了几句。但在批判“二月逆流”后，谢富治胆子变大了起来，也不再满足于为中央文革敲边鼓，他成了“冲锋陷阵”的主将。接下来的日子里，谢富治愈发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1967年8月15日，外交部长陈毅身处逆境，一些人在谢富治的支持下，试图召开批判陈毅的会议。此前，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不要打倒陈毅，要允许他改正错误！”但谢富治根本不听劝告，暗中指示要将陈毅打倒。

周总理得知谢富治的行为后，非常生气，当场质问道：“把陈毅同志打倒了，谁来当外交部长？你谢富治来当外交部长吧！”谢富治却毫不理会，可见此时的他已经非常骄横。

在批判陈毅的那天，周总理因外事活动离开，谢富治则坐在陈毅旁边，装作局外人的样子，什么都不管也不控制场面。随着局势失控，谢富治依旧置身事外，幸好外交战线的一位同志挺身而出，将陈毅元帅搀扶到后台。

1966年之前的谢富治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出身贫苦，当过苦工，深知旧社会的黑暗。投身革命后，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建国后也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然而在1966年之后，谢富治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众多老战友都认不出他了。他的所作所为，也为他日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因病去世，享年58岁。与同年病逝的陈毅元帅相比，谢富治的追悼会的规格及重视程度更高。和谢富治的追悼会相比，陈毅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享受到天安门新华门降半旗的标准。

悼词的评价也有明显不同，谢富治之死被称为“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而陈毅之死只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历史总会有公断，八年后，党中央和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了谢富治，为此决定将他的反革命罪行公布于众。这样的人怎么与开国元勋陈毅元帅相提并论，他应该是人民群众唾骂的对象。

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让人唏嘘。从一个出身贫苦、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变成了在“文革”中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的反面人物。

正如周总理在批判陈毅时愤怒质问，他的骄横和错误行为，最终让他走向了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的结局。

除了上述的行为，谢富治在“文革”中还犯下了许多罪行。他积极参与批斗老干部，导致许多有贡献的老革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还支持和推动了一系列极左政策，造成了大量无辜群众的伤害。

在他的指示下，公安机关多次进行非法拘捕和审讯，使得社会秩序严重混乱。谢富治甚至在一些场合煽动群众暴力对抗政府，破坏社会稳定。

他的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也背离了革命初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谢富治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最终导致了他的彻底失败和悲惨结局，也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