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从来不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更不是它的一个省。不过最靠近波兰的普鲁士部落，也就是向西进入库尔姆的那些部落，受到波兰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也许只有丹麦人有权声称自己是部分普鲁士人的合法宗主，但丹麦人的主张权很弱。不过在13世纪初，瓦尔德马二世国王曾远征桑比亚和其他沿海地区，企图落实自己的主张权。桑比亚就是淡水澙湖（今称维斯瓦澙湖）和库尔兰澙湖之间那座突出的半岛。[1]瓦尔德马二世于1223年被什未林伯爵海因里希绑架，于是丹麦人对普鲁士的宏图大略戛然而止。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对普鲁士南部的边境地带有主张权，因为除了波美雷利亚公爵希维托佩尔克二世[2]（在位1212—1266，领土在维斯瓦河西岸）之外，他是距离普鲁士最近的天主教领主。所以，康拉德和希维托佩尔克二世最适合复兴12世纪中叶的波兰十字军东征，那几次军事行动未能征服普鲁士并让那里的异教徒皈依。尽管康拉德公爵试图沿着维斯瓦河东岸前进，但顶多只能短暂占领库尔姆。库尔姆和他在上游的几个省份（普沃茨克和多布任）一样，长期是战场，以至于有些地区荒无人烟。普鲁士人的种族和语言都与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罗斯人不同。普鲁士人既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斯拉夫人。和他们东面的邻居立陶宛人与立窝尼亚的部分部落一样，普鲁士人属于波罗的海民族，是那些在民族大迁徙期间没有迁徙、语言与风俗数百年来变化甚微的印欧民族的后代。普鲁士语和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以及好几个较小民族（如雅特文珍人和斯米伽联人[3]）的语言同属一个语族。这个语族的分布一度从莫斯科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但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新来的斯拉夫人的压力使得波罗的语族的分布范围急剧缩小。现代学者对波罗的语族作了研究，集中挖掘它保留的本土成分。尽管许多个世纪以来波罗的语族不断受到更大的语族的侵犯和影响，但还是保留了很多古老成分，从中可以看出这个语族的人在基督教以前的文化是什么样。与三种重要的经济活动——蜜蜂、马匹和大车相关联的词语表明，波罗的海文化远非原始（不过，毫无疑问，因为人口少，普鲁士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有限，挖掘相关潜力的程度也有限）。但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表明，普鲁士社会在经济和政府发展方面落后于邻居。普鲁士社会几乎完全没有与封建制度相关的机构。所以普鲁士人没有希望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也很难促进农业和商业发展，难以分享更广泛的欧洲文化。普鲁士土地沿着波罗的海海岸线，从东北方的涅曼河（德语名字是梅梅尔河）延伸到西南方的维斯瓦河，与立陶宛、罗斯人的沃里尼亚、马佐夫舍和波美雷利亚毗邻。也就是说，普鲁士人的邻居说四种不同的语言。普鲁士分成十一个大区，各自代表一个主要部落：库尔姆、波美萨尼亚、波格萨尼亚、瓦尔米亚、纳坦吉亚、桑比亚、纳德罗维亚、斯卡洛维亚、索多维亚、加林迪亚和巴尔蒂亚。根据14世纪编年史家彼得·冯·杜斯堡[4]（条顿骑士团最渊博的作家之一）的记载，其中最强大的部落是桑比亚人，拥有4000骑兵和4万步兵；索多维亚人也很强，有6000骑兵和“几乎不计其数的其他武士”。他估计其他部落每个有约2000骑兵和相应数量的步兵，但库尔姆和加林迪亚基本上无人居住，尤其是加林迪亚，它是个内陆地区，通常被人描绘为荒野。加林迪亚地形崎岖，林木繁茂，分布着许多湖泊与河流，所有军队都避免经过加林迪亚。现代学者估计普鲁士人的总人口约17万，这比彼得·冯·杜斯堡的数字少很多。普鲁士人的人口虽然不如邻居立陶宛人或立窝尼亚人[5]，但人口分布更稠密，社会组织也更有序。他们有很多要塞，供人们在战时避难。这些要塞虽然不能与一流的西方城堡相比，但防御效果不错。彼得·冯·杜斯堡如此描述普鲁士的宗教：普鲁士人对上帝一无所知。他们很原始，所以无法通过理智来理解上帝。他们没有文字，所以无法通过阅读经文来学习。他们似乎极其蒙昧，对人能通过书写来表达思想也大惊小怪。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所以错误地把所有的造物都当成神，比如太阳、月亮和星辰、雷鸣、鸟儿、动物，甚至蛤蟆。他们有森林、田地和圣河，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些神圣的地方伐木、耕作或捕鱼。在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当中，在纳德罗维亚的一个叫洛姆瓦的地方（它的名字源自“罗马”一词），住着一个叫克列维的人。他们尊崇他，如同尊崇教皇。正如教皇统治着教会的所有信徒，克列维不仅统治这个民族，还统治立陶宛人与立窝尼亚的许多民族。他的权威遮天蔽日，不仅他自己和他的血亲，就连他的信使，只要拿着手杖或其他标志物，跨过这些异教徒民族的边界时也受到君王、贵族和平民的顶礼膜拜。根据古老的记载，克列维守卫着永恒圣火。普鲁士人相信有来世，但他们的观念是错的。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在这辈子高贵或低贱、富裕或贫穷、强大或弱小，那么他复活到来世之后还是原先的样子。所以贵族死后需要把武器、马匹、男女仆人、衣服、猎犬和猎鹰，以及一切属于武士的东西，都带到冥界。地位较低的人死后，人们要烧掉与他们的劳作有关的东西。他们相信，这些烧掉的东西会在冥界供死者之用。一旦有人死去，就要上演这样的魔鬼把戏：死者的亲戚来找教皇克列维，问他在某天或某夜是否看见有人经过他的房子；克列维立刻毫不犹豫地描述死者的外貌、服装、武器、马匹和侍从，并预言死者在自己家中用长矛或其他工具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迹。每次打了胜仗，他们就给他们的诸神献祭，并把战利品的三分之一交给克列维。他则把这些战利品烧掉。[6]彼得·冯·杜斯堡对异教教皇这种概念兴趣盎然，但从其他史料看，普鲁士宗教绝非基督教的翻版，绝不是崇拜黑暗之主撒旦及其同类的魔鬼崇拜。普鲁士宗教其实是印欧人自然崇拜的一种发展，希腊、罗马、凯尔特和德意志神话里都有类似的自然崇拜，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普鲁士宗教里有强烈的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思想的影响，可能是维京人对这些地区实施松散统治的年代产生的；也有一些基督教元素，是近期从东正教的罗斯和罗马天主教的欧洲传来的。10世纪就有西方传教士造访普鲁士，不过没能让很多人皈依。普鲁士人的风俗与他们的波罗的海邻居——立窝尼亚与立陶宛诸部落相似。主宰阶层是武士贵族，他们以劫掠、狩猎和驱使奴隶劳作为生。自由人靠狩猎和农业谋生，所以他们对使用武器有经验，也有部落领土的意识。有少量神职人员，一些手工匠人和商人，以及农奴。各氏族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组建军队并主持司法。所以人在社会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出身。普鲁士人长期以热情好客闻名，但近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波兰人对他们的攻击使得他们的好客风俗发生变化。类似地，过去简单的自然崇拜经历了演化，突出强大的人格化神祇（从这点看类似基督教），如佩尔库纳斯，他有点像战神。与库尔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不同的是，普鲁士人似乎没有参与海盗活动。尽管他们缓慢地向西扩张领土，进军维斯瓦河流域，那个地区可能在他们抵达之前就因为维京人掳掠奴隶的袭击而大体上无人居住了。立窝尼亚人和立陶宛人经常袭击邻居，掳掠牛群和奴隶，但几乎找不到普鲁士人也这么做的证据。但话又说回来，对这些年月里普鲁士人的政治和战争活动，原本就找不到什么证据。[7]索多维亚人肯定侵略成性，但他们的土地与立陶宛人毗邻，而立陶宛人甚至更为好战。所以索多维亚人学习军事技艺可能纯粹是为了自卫。索多维亚人的军事形势与普鲁士人的其他部落迥然不同。类似地，库尔姆和波格萨尼亚部落之所以好战，可能只是在应对波兰人和波美雷利亚人的压力。不团结的普鲁士人以氏族为基础的政府粗糙简陋，但还说得过去，而对于希望获得“公道”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地位和权力，而不是他们在理与否。在这方面，普鲁士人可能并不比波兰人和德意志人落后，因为这两个民族的司法体制仍然依赖于个人权力和亲戚与下属的支持。氏族通过威胁报复敌人来保护自己的成员，让他们免受伤害。如果一个氏族成员死于斗殴，那么他的亲戚会杀死凶手，或者更可能发生的情况上，杀死凶手的一名亲戚。对于较轻的犯罪，受害者会要求赔偿。部落会议负责解决争端，而部落会议由氏族的长老组成，所以他们的决定一般能得到尊重。部落会议定期召开，讨论司法和集体行动，并庆祝宗教节日。部落会议有一定的权威去惩戒不服管教的氏族，但显然很少这么做。普鲁士人的道德观念对描写它的基督徒来说非常怪异，正如基督徒的风俗习惯在普鲁士人眼里一定也很荒诞。对普鲁士人来说，酗酒是全民的消遣方式，他们的斯拉夫邻居、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意志人亦是如此。婚礼、葬礼、出生和宗教节日都要举行聚会，欢迎访客也要宴饮。东道主将盛满酒的碗在客人、女人和自己的子女，甚至仆人当中传递，直到所有人都酩酊大醉。这种行为表现了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他们的酒只有蜂蜜酒和马奶酒或牛奶酒。因为有杀死新生女婴的习惯，普鲁士人当中女人不多，父亲在安排女儿出嫁时可以讨要很高的彩礼钱。但他们施行一夫多妻制，显赫的贵族可以拥有多名妻妾。所以他们需要袭击邻居的土地，掳掠妇女。用金钱买新娘和掳掠女人的习俗可能使得普鲁士社会里女性的地位很低。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提升了本族妻子的地位。有证据表明，女性有时在社会的各层级都发挥重要作用，只是不会把自己的重要性表现得很明显。当地的集市算不上商业中心，也算不上村镇。但普鲁士人并非完全与商业世界隔绝。他们有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琥珀。古罗马人、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都知道琥珀的光泽和光滑，上古时代就有外国商人搜寻琥珀。不管外表粗糙还是光滑，这种化石化的树浆都是漂亮的首饰，而被困在闪闪发光的树浆里的木片或昆虫让它比普通首饰更有趣。另外，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有天然琥珀，而波罗的海琥珀的质量最佳。所以，普鲁士琥珀因为稀有、神秘和昂贵，特别有吸引力。关于普鲁士人的生活有大量趣闻轶事。贵族定期在类似桑拿房的屋里洗澡，但平民从不这么做。有些人相信白马不吉利，有人认为黑马不吉利。普鲁士人没有历法，他们想要开会的时候，就把一根木棍传递出去，木棍上有割痕，表明距离开会还有多少天。德意志人注意到，普鲁士人的菜肴不用香料，他们也没有软床。普鲁士人的房屋分散在树林里，周围是田地，距离木质要塞总是不远。这些要塞是他们的避难所。这是一种原始文明，但他们绝不是所谓的“高贵野蛮人”。普鲁士人的个性原始而好战，再加上他们的森林和沼泽难以通行，所以他们的波兰和罗斯邻居早就接受基督教并发展成伟大王国的很久之后，普鲁士人还维持独立，坚守自己的独特风俗。普鲁士人的领土单位是部落，部落的大小受制于以氏族为基础的政府为其成员提供保护的能力。主要塞是部落活动的中心，也是危急时刻的安全避难所。各个氏族的较小要塞足以庇护人民躲过小规模袭击，但除非迅速得到增援，肯定会被强敌攻陷。所以在高度危险的时期，他们会放弃这些小要塞，逃到森林里躲避。当然，抛下自己的房屋、庄稼和牲口是下下策。如果某氏族的要塞距离其他氏族太远，得不到及时支援，该氏族就可能投降或者转移到更安全的地点。如果氏族的人口足够多，能自给自足，就会发展成新的部落。氏族似乎不要求成员一定要在本族群内或族群外结婚。氏族除了宗教和军事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功能。贵族和长老似乎并不受到氏族职责的很大约束。 普鲁士军事传统普鲁士人惯于独来独往。早期旅行者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8]注意到，在打仗时，普鲁士武士不等朋友来帮忙，就自己冲进战场，挥剑鏖战，直到被敌人打倒。这种狂暴的勇气显然仅仅出现在贵族身上，因为一般的证据表明，普鲁士的普通士兵在遇到强敌时会溜进树林，丢下伙伴，但这样就能保证自己生存下来，将来再战。这符合基本的人性。普通武士的武器装备极差，简直可以说是赤手空拳。普通民兵只有木棒和石块，这在埋伏或者保卫要塞时有用，但他没有信心与拥有战马、盔甲和利剑的强大敌人正面交锋。那是贵族的职责，他们是轻骑兵，装备剑、矛、头盔和链甲。这一套装备不如西方骑士的装备，但很适合普鲁士本地的地形地貌。那里有很多沼泽、生长树木的洼地和崎岖不平、林木茂盛的丘陵。普鲁士贵族即便能够更容易地获取西方武器，恐怕也不会采用。普鲁士贵族在很多方面都和其他地方的贵族很像。他们以狩猎、战争和驱使奴隶劳动为生。他们掳掠妇女儿童当自己的仆人和小妾，但也经常把他们当作商品，弄到地区性的奴隶市场兜售。有证据表明存在一条从普鲁士向南穿过波兰的贸易路线。很多战俘被卖到罗斯的大河流域也不足为奇，因为那是传统的通往突厥土地和拜占庭的奴隶贸易路线。尽管向东的贸易已经处于衰落期，并且经常被游牧民族向罗斯南部的侵袭打断，但这种贸易仍然有利可图。男性奴隶若不能迅速转手就没什么价值，因为他们在小小的森林空地上干农活时很容易逃跑。儿童的价值更低，因为把儿童养大成人的花费很大。对原始农业来说，女性奴隶更合适，她们可以耕作，也可以在树林里搜集食物。普鲁士贵族不劳动，他们的传统将他们与平民区分开。德意志和波兰的贵族也不劳动，但他们不会榨取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把战俘卖为奴隶，从中渔利。掳掠奴隶的传统，以及普鲁士社会与宗教制度背后的荣誉法则，恰恰是波兰和波美雷利亚的基督徒向普鲁士异教徒开战的主要理由。现代观察者也许会说，基督徒统治者扩张领土的贪欲或许比上述理由更重要。不管怎么说，宗教本身并非维斯瓦河沿岸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战争的最重要原因。当然，后来，对各方来说，宗教都变得非常重要。普鲁士人受到挑衅之后，就不再满足于待在家乡安安静静地从事自己的宗教崇拜，而是在他们不断演化的习俗的驱使下，在已经报仇雪恨之后，仍然继续袭击基督徒邻居。显然，就是普鲁士人这种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活动（不管最初是因为纯粹的嗜血好战，还是对波兰人入侵的回应），最终导致不仅波兰人和波美雷利亚人，还有来自遥远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赶来与普鲁士人作战。[1]桑比亚半岛今天属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位于波罗的海东南沿岸。[2]希维托佩尔克二世（1190或1200—1266），波美雷利亚公爵，前文提到的波美雷利亚公爵桑博尔二世的哥哥。他利用皮雅斯特王朝的衰弱和分裂，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与两个弟弟（桑博尔二世和拉契波尔）发生冲突，两个弟弟与条顿骑士团结盟，于是希维托佩尔克二世与异教徒普鲁士人结盟，在普鲁士人的第一次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在教廷调解下议和，不再支持普鲁士异教徒。[3]斯米伽联是拉脱维亚的一个历史地区，在拉脱维亚南部，有时也包括今天立陶宛的一部分。斯米伽联地区的最大城市是叶尔加瓦。[4]彼得·冯·杜斯堡（？—晚于1326年）是条顿骑士团的神父和编年史家，他的拉丁文作品《普鲁士编年史》描述了13世纪和14世纪初条顿骑士团和普鲁士人的活动。1331—1335年，另一位编年史家尼古拉斯·冯·叶罗欣受大团长委托，将《普鲁士编年史》翻译为中古高地德语。[5]立窝尼亚人是一个芬兰-乌戈尔语系的民族，曾生活在今天的拉脱维亚北部和爱沙尼亚西南部，是当地的原住民。他们自己的语言立窝尼亚语于2013年灭绝。2011年，只有约250人自称是立窝尼亚人。[6]关于波罗的海原始宗教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比较新的著作有Marija Gimbutas, TheBalts (Thames & Hudson, London, 1963)和Algirdas Greimas, OfGods and Men: Studies in Lithuanian Myth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这两位作者认为波罗的海原始宗教有一系列神祇和精灵。Endre Bojtár, Forewordto the Past: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altic Peopl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Press, Budapest, 2000)则认为这些神祇和大多数波罗的海民间传说是19世纪的发明，也许可以和现在时髦的新异教和女神崇拜相比拟。对波罗的海原始宗教崇拜的最古老描述，都是原语言，见Wilhelm Mannhardt, Letto-Prussische Götterlehre (Lettisch-LiterärischeGesellschaft, Riga, 1863)。（作者注）[7]虽说不能无中生有，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按照自己的心愿搭建空中楼阁。除了懂得该地区那些小语种的专家，谁能知道那些民族主义者的叙述究竟有多可靠？后来的几个世纪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因为那时波兰人、德意志人和教皇使节写了大量书信、报告和论著，编年史家也编写了质量高得惊人的作品。在19世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开始撰写这个时代的通史，并整理出版原始史料。但遗憾的是，有些政治史著作只不过是论战作品。但在20世纪末，学界开始克服那些最明显的政治偏见，至少能认可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讲述。（作者注）[8]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活跃于961—962）是阿拉伯人统治下西班牙的犹太人（可能是穆斯林）旅行家，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外交官或间谍。他旅行到西欧和中欧，在罗马拜见过神圣罗马皇帝奥托一世。他的回忆录和其他作品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我们只能通过后世的摘录了解。不过他的作品是对波兰最早的可靠描述。他还提到了维京人和北德的一些城堡。另外，他是第一个在文字中提及布拉格及其犹太人社区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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