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这位新中国的杰出领袖，曾在建国后肩负着国防部长的重任，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他因错误的批判而失去了职务，这无疑是对他的一次沉重打击。

幸运的是，历史的车轮总会滚滚向前，1965年，彭德怀得以复出，出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继续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后，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彭德怀再次面临困境。

1966年12月，正在四川成都的他被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强行带回北京。这一行动的背后，有一个关键推手——戚本禹。

戚本禹，1931年出生于山东威海，他的早年求学经历跨越了山东和上海，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阅历。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中南海，担任机要工作，这无疑是对他能力的肯定。然而，人生总有波折，1958年，他曾被打成“右派”，一度陷入困境。

但他不甘屈服，趁毛主席在中南海散步时主动喊冤。在田家英的帮助下，他最终得以平反，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此后，戚本禹投身于历史领域的创作，撰写了多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他的才华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在1965年底的杭州文艺创作座谈会上，他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事业开始步入巅峰。

1966年，戚本禹被任命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这本杂志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地位。

同年5月，他的好友田家英自杀，这一事件对戚本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接替田家英的部分工作后，他还曾兼任江青的秘书，与权力中心更近了一步。

身居高位的戚本禹开始与红卫兵头目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等人紧密合作，他们尊称他为“戚大帅”。

然而，在他的指挥下，红卫兵对彭德怀、刘少奇等开国元勋进行了迫害，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段历史成为了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段痛心篇章。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个人的野心而停滞。1967年七二零事件后，戚本禹的权势开始衰落。

1968年1月，他被要求“请假检讨”，随后被关入秦城监狱，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涯。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戚本禹才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经过法院的公正审判，1983年，他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刑期自1968年起算。这一判决为他的罪行画上了句号。

1986年，戚本禹终于获得释放，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担任图书管理员。晚年的他在上海度过，利用闲暇时间撰写回忆录。

然而，他的回忆录却充满了争议。他试图美化江青并为自己开脱责任，这种行为令人不齿。

尤其是关于1966年底红卫兵押送彭德怀的事件，尽管他是背后的具体指挥者，但在回忆录中却极力为自己辩解，推卸责任。这种行径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