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庆！然而，也有许多人头脑清醒，他们十分清楚，中国要想走出危机，开创新局面，有两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彻底批判和否定“特殊运动”、清理和平反1966年-1976年期间的冤假错案。

如何处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非常考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胆识魄力，毛主席逝世后的最高领导人华主席也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两大难题。

客观地说，当时处于一个历史交替的时期，加上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解决这两大难题，并非像我们大多数人想的那样简单：快刀斩乱麻，使用武断手段处理只会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

毕竟，前苏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采取“彻底否定”处理问题，结果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惨痛教训依然还在警醒着世人。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虽然晚年有失误，但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永远扎根于中国人民心中。华主席定下了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必须维护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为此，他在1976年10月26日，给中宣部领导人指示工作时强调：

“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

这段话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两个凡是”的雏形，华主席主张对于“四人帮”要大胆主动批判，对于毛主席生前亲批的一些要案和大案“要解决，但不要急”。

华主席稳重踏实，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传承毛泽东思想。关键是作为最高领导人，他要保证国家稳定，稳定大局。

为此，他在多个重要公开场合强调“不能损害毛主席形象”的重要性。1977年初，汪东兴为此指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了一篇社论，不久后又要求撰写了2篇讲话稿，一篇是关于邓公复出，一篇是关于学大庆，讲话稿中出现了这样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

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1977年3月，华主席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使用过。

不过，讲话提纲反复修改后，2月7日以社论形式发表，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个我们所熟知的“两个凡是”，华主席一直也没有使用过，华主席也清楚“两个凡是”表述的“不妥”。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专门为此解释和诚恳道歉，他告诉大家：

当时，四人帮的事情告一段落，但整体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他认为这个阶段，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能让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大受影响。

华主席还做了诚恳地检讨，他承认“两个凡是”（第一个版本）前面一句过于绝对化，第二句是考虑不够周全。

第二个版本刊登出来，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两个凡是”束缚了大家的思想，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华主席还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希望与会人员也向他提出批评意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华主席的胸襟开阔豁达，道歉也十分诚恳，讲话中也暗示出“两个凡是”是不对的。

然而，当时的历史背景特殊，华主席允许“两个凡是”登报并宣传，也有他的良苦用心。

他既要纠正过去“左”引发的错误，又要保证社会稳定，实现平稳过渡，关键是要维护好毛主席的形象和路线思想，绝不允许大肆损害毛主席形象的社会形象出现。

所以，华主席一边按部就班平反冤假错案，一边慢慢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他在等待一个时机，在邓公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提法的情况下，更不刻意阻挠邓公的复出。

这才有了后来“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和激烈交锋，邓公复出渐成不可阻挡之势和众望所归。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主席延续了一段时间的老路，为邓公复出创造了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邓公的领导下，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正如邓公所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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