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3，邓小平下放江西：见不到主席，只能通过汪东兴写信！

1969年10月18日，虽然已是中秋，但南昌的气温还是不低，大家都习惯性地穿着短袖衬衫上班。

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当时省主要领导人在婺源视察工作，接电话的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他拿起听筒，电话里传来带有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我是周恩来。”

程惠远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额头沁出细细的汗珠，领导们这时都不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到底是出了什么重大事情呢？

程惠远拿着听筒，大气也不敢出，只听总理在电话的那头说：“中央决定，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还有王震同志……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他下去是劳动锻炼……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放下电话，程惠远不敢怠慢，连夜驱车赶往婺源，向省委领导请示。得到的指示是：“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并具体指示，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

这一安排上报中央之后，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江西省委，提出自己的建议：“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得个病怎么办？”

总理专门指出：“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而且相当周到地安排了细节：“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

4天之后，邓小平夫妇起了个大早，他们带上不多的随身行李，和年迈的继母以及大女儿邓林，上了一辆简陋的绿色军用吉普车。

由于大件的行李是别的车拉的，邓小平夫妇只带了很少一点随身的物品。他们生活十分简单，生活用品本来就没多少，但书却带了许多，包括马列著作、文史经典等。邓小平并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过多久，他只是尽可能多带些书，因为这些书是他未来这些年的精神食粮。

临行之前，邓小平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给主席和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并重申他之前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

就要离开北京了，离京意味着他和主席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不能见面，那只能写信了。凡是写给主席的信，邓小平都是通过中办汪东兴转交的。

出发那天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虽然没有下雨，但给人的感觉十分灰暗。

载着邓小平一家的吉普车从中南海开出，他们根本不知道车子走过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路，因为车窗的窗帘紧紧地闭着，不准掀起来。

不知走了多久，车子终于停下来，邓小平一家人从车里下来，揉揉发昏的眼睛极目四眺，这明显是一个军用机场，但规模并不大，具体在什么位置，谁也说不上来。

大家往飞机上搬行李，但只能载一小部分，其它的行李，特别是装书的那几个大箱子太大了，上不了飞机，只能先放下来，以后再想办法。

大家通过一架特别简陋的舷梯上飞机，其中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老人因为缠过小脚，又上了年纪，走得很吃力，必须靠别人搀扶着。

邓小平上了飞机，在机舱口顿了一下，他回过头来，想再眺望一下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北京。他自从1952年夏天从大西南到北京之后，一直住在京城，特别是从1966年之后，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但这天早上的北京布满阴霾，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

上午9:03分，这架机号为3287、载有邓小平一家的伊尔-14军用飞机，在北京郊外拔地而起，穿过厚重的阴云，向南飞去。

飞机大约飞了有3个小时，机上大家无话，连机组人员问大家要不要喝水，都只是拍拍暖水瓶，大家的回复也只是摇摇头或摆摆手。

邓小平不说话，谁也不敢问他。他本来就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最近这几年越发沉默寡言。如今就要到离北京数千里之外的江西了，去干什么？住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待多久？都不知道！

大家就在飞机的颠簸中各自沉默着，想着自己的心事。

在南昌向塘机场，已经有人准备接机，他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程惠远，邓小平等人走下飞机，程惠远走上前去，握着邓小平的手寒暄道：“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邓小平听了程惠远的话，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车子在江西的大地上飞驰，邓小平在车上心潮澎湃，近40年前，他曾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道在这片热土上奋斗，中央苏区是邓小平战斗过的地方。虽然南昌并非中央苏区的范围，但还是激发了邓小平的无限情怀。

随后，江西省领导人接见邓小平，和他谈话，要邓小平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

接下来，就是要解决住处的问题。

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小楼，这栋小楼原来是由南昌步兵学校校长住的，独门独院，也比较僻静。离这里几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新建的拖拉机修造厂。经过中办的同意，这里就成为了邓小平在江西这些年的住所。

住下之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和邓小平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虽然只有10几分钟，但算是正式谈话。主要询问邓小平对住处、劳动地点的意见，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邓小平对此进行了一次正式表态：

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过了几天，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离开他们在南昌的暂住地，正式迁到南昌步校。

前面车上坐的是邓小平一家三位老人，后面的大卡车拉着他们的行李。车子一路飞奔，从“八一大桥”上穿过波光粼粼的赣江，再开了十几公里，逐渐进入了市郊的新建县境内。

车子拐下大路，开上一条沙石小路，再开了不多久，在沙土路的尽头，就是已经废弃的南昌步校。

南昌步校原属福州军区（江西省军区本来就是福州军区的下属军区），现在已经不再办校，但学校的面貌却还是原来的样子。路两边是高大而茂密的梧桐，在起伏的丘陵上，就是一排院墙，在座砖红色的小楼逐渐显出它的轮廓，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它那灰色的屋顶。

这里就是邓小平在江西的住处！

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一楼有一个中厅，一个饭厅和一个厨房；再沿着吱吱直叫的木楼梯上二楼，有一个起居室（客厅），两间卧室，再有一个卫生间。二楼还有一个大阳台，朝南，看出去正是起伏连绵的绿色丘陵，满眼苍翠。这里本来就少有人来，再加上小楼掩映在青山绿林之中，更显得像一个世外桃源。

总算是有了新家！邓小平一家人都十分兴奋，就像是分了新房一样。三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开始了忙碌，打扫卫生，收拾房间，搬运行李，整整忙到天黑。收拾好之后，电灯亮了起来，给这幢在黑暗中沉寂了多年的小楼带来了久违的人气。

和邓小平一家住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人，他们成为邓小平新家的“新成员”。

一个姓黄的军区干事，负责对邓小平一家的保护和监管，另外一个姓贺的小战士负责买菜、打扫卫生等勤杂琐事。

一直到晚上10点多，把一切都忙完之后，大家才吃上晚饭：小贺到附近一个炮团食堂买了十几个馒头，又煮了一大锅鸡蛋汤，大家就在手忙脚乱中吃完了在这里的第一次晚餐。很快，三位老人就在南方稍带潮湿的被褥里入睡，做起了他们到江西来的第一场梦。

安顿下来之后，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老人做了分工：

邓小平是壮劳力，重活全包，不客是拖地板、劈柴、砸煤块等，全是他的活儿；

夫人卓琳虽然比邓小平小整整一轮（他俩都属龙），但由于身体不好，就负责轻一些的家务，如扫地、擦桌子，洗衣服；

而夏伯根老人，虽是邓小平的继母，但只比他大5岁，邓小平夫妇把她视为生身母亲，老人身体不错，就负责生火做饭，担任一家人的“行政总厨”。

安顿下来之后，夫人卓琳给分散在各地的孩子们写信。邓小平家的孩子较多，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有的读书，有的下乡，虽然自身的情况并不乐观，但邓小平夫妇最挂念的还是孩子们。当时较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已经大学毕业，有自己的工资；但在北大读书的邓朴方端瘫痪在床，两个较小的孩子邓蓉和邓质方还在农村插队，吃饭没问题，但买衣服的闲钱都没有，更不要说买车票来江西看望父母了。

所以，邓小平夫妇必须得进行生产活动，以节约工资来帮助儿女们。

他们的生活非常节俭，不买新衣服，多吃素，尽可能少吃肉，对邓小平而言，唯一不能省的是烟。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建国后的日子，邓小平烟瘾很大，因为他要面对繁重的工作量和心理压力，不抽烟就很难保持思考，这一点和主席很像。

但为了支援儿女们，邓小平抽烟也大幅度减少了，有时一支烟分几次抽，一次抽半支，另外半支留在下次抽。凡是节约下来的钱，都给儿女们留着。

刚到江西时，步校小院已经完全荒废，院子里长满杂草，夏伯根老人很勤奋，又能干，经过她的“大力整顿”，原来是杂草乐园的院子成为蔬菜之家，老人的辛勤劳作很快结出硕果，能够自给自足，她还在院子里养起了鸡，一举解决了“鸡蛋”和“鸡肉”的问题。

生活问题落实好之后，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在上文提到的那个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这是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厂子不大，只有80几个人，生产农机配件。工厂的领导叫罗朋，是一个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干部。说来也巧，罗朋当年是在冀鲁豫解放区工作，这里正是刘邓大军的活跃范围，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的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干部分，就是罗朋工作的冀鲁豫军区。

所以，罗朋对邓小平很熟悉，当年多次听过邓小平的报告。

因此，对于老领导能够到这里来，他想都没有想到。他忙前忙后，在全厂布置，并亲自安排一间小屋，以备邓小平夫妇在劳累的时候能休息休息。

11月9日，邓小平夫妇起得很早，吃罢早饭，两人换上深蓝色的中山装（这是那个年代最为普遍的服装），卓琳用松紧带把袖口绷紧，就做成了一套得体的工作服，他们穿着草绿色的军用胶鞋出门，一起步行到工作，开始了在江西的劳动生活。

从步校小院到拖拉机修造厂，大约只有几里地，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闲庭信步，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厂里。厂里的工人师傅对邓小平很热心，他们不会想很多，不认为北京来的大干部和平常人有什么不同，他们只觉得邓小平年纪大了，就在他工作边放一把椅子，累了可以坐坐；卓琳身体不好，也不用干得那么劳累，能做什么做什么。

但给邓小平安排工作时，遇到了麻烦。

原来师傅们想给他安排个轻活，让他用汽油洗零件，但邓小平年纪大了，手发抖，拿不住东西，也不能总弯腰；后来就想着让邓小平看图纸，因为这个活不累，也“有技术含量”，但邓小平眼睛花了，看不清楚……

后来没办法了，邓小平自己提出，还是干点体力活。最后，给邓小平分配的是当钳工，用锉刀锉零件。

等邓小平拿起锉刀开始干活，大家一看都呆了，这根本不像是新手，完全是一个老师傅啊！

工厂的工人师傅哪里晓得，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著名的雷诺汽车当过钳工，绝对是世界500强钳工水平！如今虽然多年不拿锉刀了，但人老心不老，邓小平一见锉刀就技痒，结果当场震惊！这对工厂的师傅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

邓小平当钳工，夫人卓琳则被安排和一帮姑娘媳妇儿洗线圈，大家说说笑笑就把活干了。

邓小平和卓琳在这里干活，丝毫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大家很快就熟了，工人师傅们喊邓小平夫妇为“老邓”、“老卓”，他俩也总是乐呵呵地答应着。

时间过得很快，11月26日，已经来了一个月了，邓小平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信写得很详细，从几号离京，几号到南昌，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几号到新居，在新居都做了什么，何时开始到工厂，几点起床，几点从家出发，走到工厂多长时间，劳动多久，几点回家，包括吃午饭和睡午觉以及自己做饭都写了进去。

这些，邓小平总结了一句话：“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接着，邓小平把在工厂劳动的情况做了汇报，在信的末尾，他表示：“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向你做一次报告。”

除了这封信外，邓小平还附了一封便函，请汪东兴安排把没有运来的行李（主要是书）帮着查下，看能不能运过来。

汪东兴接信之后，同时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几位领导人，不久，邓小平一家的全部行李就都送到了江西。

邓小平一家在别人的帮助下，把这几个装书的大箱子抬到楼上，对这位65岁的老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书更让他兴奋的了。

从北京带来的书很多，门类也很广泛，当然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同时还有囊括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著作，以社科类居多，有古典名著，还有欧洲的经典著作，邓小平涉猎极其广泛，博览群书。

每当夜深人静，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就打开书开始阅读，在南昌郊外那个人迹罕至的步校小楼，书本陪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过了几天，就到了12月上旬，对年迈的邓小平夫妇来说，发生了一桩喜事：他们远在陕北插队的二女儿邓榕（毛毛）来南昌探亲了！

女儿这次回来可不容易，在她插队所在的生产队和公社，别说出远门，就是到五里以外的地方都得请假。邓榕的请假申请交到队里，队里不能决定，又交到公社，公社也不能决定，又交到县里，县里又交到延安地区，最后地区给回复，说要邓小平夫妇所在的江西省革委会给开证明，皮球被一脚踢到江西省！

江西省革委会也说他们决定不了，又向北京中办请示。最后等到的结果是：邓的子女可以来，但省革委会不给出证明。

为了见到孩子，邓小平夫妇再次申请，多方联系，最终省革委会同意了申请 ，终于出具了证明，邓榕得以从大西北赶往江西去看望父母了。

年方19岁的邓榕，带了一大包陕北老乡们给的米糕、煎饼等，先步行了30多里路，然后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搭上长途汽车，在漫天的灰尘中颠簸了9个小时到铜川，从那里坐小火车到较大的城市西安，再等了一夜，天亮乘火车到郑州，又从郑州坐火车到株洲，再等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到江西向塘，再换火车坐两小时，终于到达江西南昌——这一路一共用了七天七夜！

但这还不算完，到了南昌，找到省革委会，等了半天说有个人要带她去。他们先坐公交车，再换郊区长途汽车，下了长途汽车，又走了半天，才看到步校那幢掩映在树丛中的小楼……

爸爸邓小平使劲往小锅炉里加煤，好让洗澡水快点烧开。

奶奶夏伯根在厨房叮叮咣咣个不停，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菜。

妈妈卓琳把女儿带来的所有衣物都洗了，又拿开水连烫带煮，说是怕有虱子。

一家人几年不见面了，一会儿老的问，小的答，一会小的问，老的答。

妈妈告诉邓榕，两个姐姐邓林和邓楠请假没有批准，回不来，但小弟弟邓质方应该能回来，还有，大儿子邓朴方最让人牵挂，也不知孤零零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胖子”现在怎样了。

1月初，邓质方来看父母了。他已经两年没见父母，那时还是16岁小男孩的“飞飞”，现在已经长成了身材高大魁梧，一身破旧军装的男子汉！

对这男子汉的卫生状况进行过彻底清理之后，大家把苹果拿出来给邓质方吃，大家一个一个递，他一个一个吃，到最后一数，竟然一口气吃了12个大苹果！

孩子们的到来让邓小平一家十分高兴，平日里邓小平生活得与世隔绝，两个孩子把外面的情况向父母讲了之后，邓小平陷入了沉思。但不管怎样，家人团聚总是让人兴奋的，而且这种心情治好了邓小平一个顽疾：

原来邓小平和很多领导人一样，睡觉靠吃安眠药，而且剂量还不小，但这双儿女回来一笑一闹，和三位老人住了几个月后，邓小平从这年的元旦起，安眠药居然停了，而且人也长胖了些！

元旦刚过，邓小平一家就遇到了一桩麻烦事。

1月份发工资的时候，夫妇俩一共才收到205元。而按之前的标准，邓小平是行政2级，月工资是404元，卓琳是12级，月工资120元，两人一共发524元才对。

邓小平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请保护和监管他们的黄干事去问问，江西省又请示了中办，答复说工资没变，不过现在发的是生活费，其余的工资暂由中办代为保管。

一般来说，由发工资改发生活费，往往意味着之后将面临不测的前景，到底会迎来什么，谁都不知道。

2月9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又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邓小平还是按惯例汇报了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情况，接着提到了孩子们，特别是大女儿邓林，因为即将毕业分配工作，邓小平问能否适当给予照顾，因为邓林的身体实在不行。

随后，邓小平提到了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主要是工资的事。如今他和卓琳两个人工资，要负担9口人的生活（邓小平、卓琳、夏伯根老人、5个孩子，另外还有卓琳姐姐的一个孩子，尤其是大儿子邓朴方每月费用也是要由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中出的），实在困难。

不过，邓小平表态说，如果这是党的统一规定，即使再困难，自己也要想办法克服，“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信送走了，邓小平等啊等啊，没有见到回音，不过，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生活陷入困境的邓小平一家必须开源节流。

节流的办法是能想的都想过了，为了节约开支，邓小平连茶也不喝了。

接下来就考虑开源的事，自己在家开荒，种各种作物，辣椒，豆子，番茄，茄子，白菜……又开辟了一些新的菜地，种丝瓜和苦瓜。菜多得吃不完，不仅可以节约不少开支，还使整个院子生机盎然。

春天很快就来了，小儿子和小女儿也要回插队的地方了。卓琳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哭出声来。邓小平一言不发，看起来一切如常，却在工厂劳动的时候突发低血糖，有离家近的工人师傅赶快回家冲了一碗糖水给邓小平喝下去，情况才略有好转。邓小平被一辆拖拉机送回了步校的家中。

儿女都走了，原来热热闹闹的小院瞬间恢复了宁静，这个长满蔬菜的小院就又剩了三个老人。

1970年9月份，邓小平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信，对江西期间的邓小平来说，给汪东兴写信就是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

这次写信是因为从新闻上看到，在北京召开了重要会议。他给毛泽东写信主要是表态。毛泽东接到了信，阅读之后又转周恩来和其他的领导人传阅。

但邓小平并不知道毛泽东等人能否看到他写的信，也不知道这些信能起什么作用，但他还是坚持每过一段时间就给毛泽东写信（一般情况是半年），一是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在江西的劳动情况，二是用了很多篇幅写自己的生活，有些生活上的困难实在解决不了，只能向中央求助。

但邓小平不是个轻易向别人张嘴的人，除非遇到了大困难。

这次写信给毛泽东的同时，他就附了一封写给汪东兴个人的信，信写得很多，说了很多细节，但几乎全是自己家里的事。邓小平一向关注大局，很少把家务事拿出来跟别人说，连当年在刘邓大军中当政委的时候，也只是管战略，而具体的事务都交给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人去做，为什么步入老年之后，却如此不厌其烦地关注家务事了？

这是邓小平的智慧，他借此一方面向中央通报情况，另外把家里的事做做铺垫，因为他家的情况特殊，孩子多，星散各地，大儿子又瘫痪在床，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北京住院，万一有什么困难，还能指望汪东兴报中央，帮着解决一下。

果然，一个月之后，困难来了，他只好写信给汪东兴。一般他隔半年写一次信，但这次只隔了一个月，因为这次的困难是邓小平一家这三个老人实在无法解决的：瘫痪在床的大儿子邓朴方要被送到南昌和三位老人一起生活。

这对邓小平太突然了，如果儿子送来南昌，不仅丧失继续治疗的机会不说，更重要的是，一个完全瘫痪的病人，再加三个年事已高的老人，这怎么生活？

在给汪东兴的信中，邓小平写道：“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岁了，我六十七岁了。卓琳虽然只有五十五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一百上升到一百一十六，高压一百八十几），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指邓朴方）的。”

信发出去之后，邓小平一家就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也不知等了多久，上面终于来了通知，邓朴方不来南昌！三个老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71年1月21日，离过年还有一个星期，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更加难以解决的事情：这一天中午，有几个人闯进邓朴方的病房，勒令他马上搬出去。瘫痪在床的邓朴方毫无办法，只能任人摆布，他没有带任何东西，就被抬上车子，离开了301医院。

车子开了好久，终于停在了位于清河镇的社会救济院，这里离市区几十里，邓朴方被扔在一间大屋子里，和11名残疾人住在一起。刚来的时候，给他发了一个被子，一个褥子，还有一套棉衣棉裤，他没有内衣，就这么光着穿上了棉衣棉裤。整个屋里只有两个人能动得了，一个是七十多岁的半聋的老爷爷，一个是智力有问题的傻孩子，他们负责一屋人的起居。

而这一切，邓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邓朴方就这样无助地躺在救济院的病床上，原来在301医院的时候，床头上有一个吊环，他可以拉着翻身，甚至还可以做些活动。但在这里，连翻身都成了奢望……

一个星期之后，邓朴方的情况才被发现。他在天津工作的姑姑和姑夫回北京过年，大年初一去301医院看望住院的侄子，才发现邓朴方已经被送走了，他们多方辗转，终于在清河镇找到了那家社会救济院，当看到侄子的一刹那，姑姑和姑夫立即揪紧了心。

邓小平一家人在南昌刚刚过完春节，邓小平和卓琳也开始像往常一样到工厂去劳动，突然接到了大儿子邓朴方被赶出医院的噩耗，一家人顿时陷入愁苦交加的境地。没有办法，邓小平再次给汪东兴写信：“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在信中，邓小平希望能够把瘫痪的儿子接到南昌起来，由三位老人照顾，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再派一个人帮着护理最好。当然，邓小平怕麻烦组织，加上了这么一句：“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指派一个人护理）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料理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

信写完之后，邓小平立即交给了江西省革委会，请他们转交北京汪东兴。

信送走了，邓小平一家异常焦急地等着回音，但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以后不要再写信了！

不让写信，就意味着不仅邓朴方只能无助地躺在那里，而且，从此和中央的联系就彻底中断了！

邓小平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让写信，就不写了，只能不安地等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邓朴方在北京，也曾经试图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以极大的毅力请人帮忙，弄到了一个破轮椅，自己就这么摇着，从清河县一直摇到了北京。那已经是5月份，邓朴方还穿着他那身沉重的棉衣棉裤，当他到了地方说明来意后，来了几个人，把他连人带轮椅抬上一辆吉普车，一路疾驰，下车后邓朴方一看，又回到了救济院。

不过，也许是邓小平写的信被汪东兴看到了，也许是邓朴方的“自救”有了效果，这一年的6月份，在救济院躺了整整半年之后，邓朴方被送到南昌，回到了父母身边。

这一年的11月8日，距离上次写信11个月后，邓小平终于再次提笔，往北京写了一封信，这一次既不是写给中办的，也不是写给汪东兴的，而是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这在邓小平江西劳动期间，还是第一次。

尽管上面说不让邓小平再写信了，但这一次情况特殊，邓小平心情无比兴奋，他一定要直接给主席写信。

两天前，邓小平收到通知，要他到厂里听传达中央文件。他和夫人卓琳到工厂后，发现全厂80多人都已经一排排坐好了，厂长罗朋看到邓小平后朝他招手：“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邓小平坐到前面一看，县工业局的局长也来了。

这次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913”事件的。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传达之后，各车间讨论，但邓小平在大家热烈的讨论声中，一言不发。最后，他拿着罗厂长给他的文件回家了。两天之后，邓小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主席直接写信。

他先是对中央文件精神表示坚决拥护，又谈到了自己的由衷高兴。邓小平意识到这是给主席写信，两人上次的直接沟通已经过去很久了，从那以后，他就按毛泽东嘱咐他的，有事或给汪东兴写信，或者请汪东兴转交中央。但这一次与往日不同，邓小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在信中，邓小平详细汇报了自己这两年的在江西南昌的劳动情况，并表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

在信的后面，他提了一点个人的小小希望：“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后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小女儿邓榕）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然后，邓小平提到了往北京写信的事：“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我因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送走之后，和往常一样，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但事实上，毛泽东的的确确看到了这封信，他还专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不让邓小平写信的事，汪东兴完全不知道。

在邓小平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写下了自己的指示意见：“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1972年1月6日，主席的老战友、开国元勋、邓小平的挚友陈毅元帅不幸病逝。

陈毅和邓小平交情莫逆，两人都是勤工俭学的骨干，又都是四川人，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共同指挥中原战事，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和随后的渡江战役中，邓小平是总前委书记，陈毅是常委，邓小平还一度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毅则是第三书记。后来两人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是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两人在中南海的住处都挨着，在怀仁堂旁边一共四个院子：一院李富春，二院谭震林，三院邓小平，四院陈毅。

在陈毅追悼会当天，病势沉重的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毛泽东来得很突然，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外面罩着一件长长的大衣，但里面却还穿着睡衣。他缓步走到自从井冈山时期就和他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对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

就在这次追悼会上，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他和刘伯承并列，并说他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提到邓小平，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机敏的周恩来马上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再次出山创造舆论环境。

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环境明显得到改善。

1972年初，邓小平的小儿子和小女儿都上了大学，他们都在邓小平劳动的江西省：小儿子邓质方是南昌理工大学，小女儿邓榕上的是南昌医科大学。

这说明，上次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他不但收到了，还一直在关注着千里之外的老战友邓小平。

为此，邓小平专门给汪东兴写信表示感谢，同时在家庭生活上提出一点请求：是否能派个人操持家务，因为他的继母夏伯根老人马上要去天津帮邓小平的妹妹带小孩，还提出瘫痪的大儿子邓朴方还有医治的可能，问能否送回医院治疗。

邓小平在江西期间所写的信，绝大部分是关于家庭的，特别是关于子女的，从里面充分诠释了什么叫“舐犊情深”。

信的末尾，邓小平再次表达了想继续工作的愿望：“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

这封信主席也看到了，并批示：“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

邓小平在1972年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

1月份，毛泽东说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2月份，恢复组织生活。

4月份，小儿子和小女儿在南昌上了大学。

6月份，工资照发。

6月27日，周恩来总理对于邓朴方的医治问题做出指示：“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亦施手术。”10月初，邓小平一家接到通知，中办同意邓朴方回北京，仍到301医院接受治疗。

邓小平长出一口气。

1972年8月1日，在听完工厂传达的中央文件之后，邓小平回家再次给中央写信，表达希望出来工作的愿望。

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

主席很快看到了邓小平的来信，并写了长长的批示，要求“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

在批示中，主席谈了历史上邓小平的功绩，还专门罗列出三点，为了强调，最后他还专门加上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总理接到指示后，立即印发给了中央领导同志。

此时远在江西的邓小平的处境也进一步好转：由于步校经常没水，无法洗澡，省里特批邓小平一家人一周一次去省委招待所洗澡，也批准了邓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夫妇来江西帮着料理家务，同时两个较大的女儿也来到父母身边（小儿子和小女儿本来就在南昌上大学），这样，一大家子人大部分都团聚了。

1972年11月12日，在邓小平的要求下，组织上同意他去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等革命老区走一走。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没有上过井冈山，但在中央苏区工作和战斗过。一路上，他生平第一次上了井冈山，短暂回到南昌之后，再下赣州，参观著名的将军县兴国，到达于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就是在于都踏上漫漫长征路的），进入会昌（邓小平当年曾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然后来到当年的红都瑞金（邓小平当年从上海到苏区第一个职务，就是瑞金县委书记），再经宁都到达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长征前的最后一战）。

次日在回南昌的路上路过抚州，邓小平知道王兴和张九九夫妇在这里，就请地方上的同志去找他们，大家一起吃了顿饭（王兴不在家，只能张九九来了）。

王兴就是革命先辈王若飞的儿子，张九九的父亲则是邓小平的老战友张鼎丞。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1973年到来之际，毛泽东主席也在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一方面，国内错综复杂的局势要依靠总理这个大管家勉力支撑，另一方面，总理却得了不治之症。对于中国来说，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做出了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

1月的一天，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来看望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近期回北京。

全家人都很高兴，邓小平本人当然也高兴，但他是见惯了大场面的人，已经到达宠辱不惊的境界。在江西这三年，他在酷暑天坚持上工，三九天坚持洗冷水澡，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间断。对于南昌人的热情和友好，邓小平始终铭记在心。

他说：“不忙，过了春节再走。”

春节之后，邓小平又在大年初六再次出发，去赣北的景德镇视察。在这里，邓小平还见到了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这一老一小再次见面，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自从新中国建立之后，邓小平一家多次搬迁，一家人早就练就了搬家的好本领，夫人卓琳和继母夏伯根老人指挥若定，邓小平和几个孩子们忙前忙后，把生活用具和大批书籍装箱打包，准备搬到车上运走。

临出发前，邓小平专门请卓琳买了糖果和点心，去工人师傅家道别。这三年多来，师傅们对邓小平一家十分热情，多有照顾。而大家听说老邓要走了，都自发前来送行，邓小平很受感动：“谢谢你们。我们在厂里三年多了，麻烦了大家。”工人们也七嘴八舌说：“老邓、老卓，你们回北京后，有机会来江西，一定要来厂里看看啊！”

2月19日，邓小平全家告别了厂里的工人师傅和江西的父老乡亲，告别了居住了三年的步校小楼，告别了曾是漫山油菜花的新建县，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里，他们乘火车前往北京，火车在上饶临时停了一会，上饶当地的领导人上车看望邓小平，这是火车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了。

火车隆隆前进，穿过美丽富饶的浙江，一路向北。2月22日，火车缓缓停在北京站一号站台。在阔别了首都三年多之后，邓小平再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