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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老知青，曾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多。在陕北插队落户期间，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现在想起来还心生温暖。特别是那位淳朴善良的大憨哥，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也成了我们北京知青心中放心不下的牵挂。
去年秋后，我们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五名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当我们看到在村子里扫大街的大憨哥时，大家都流泪了，当年到陕北插队落户的情景，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虽然时隔半个世纪，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1969年1月19日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专列到达陕西境内的铜川车站后，我们在铜川住了一晚，第二天乘坐大卡车继续北上，夜宿延安城。次日早晨在延安吃过早饭，我们乘坐卡车又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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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下午，我们达到了插队落户的目的地—延安地区的石窑子大队，我们九名北京知青成了石窑子二队的插队知青。
那天上午我们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吃过午饭，是石窑子二队的马队长带领六个后生在公社驻地帮我们挑回的行李。从公社驻地到石窑子大队九里路，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山路，挑着近百斤重的担子走这么远的路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快到村口的时候，挑着两个大木箱子的那个后生不小心跌倒了，两个木箱子重重地摔在地上。马队长赶忙撂下肩上的担子跑过去，翻动着两个木箱子看了半天，直起腰来狠狠踢了那个后生一脚，没好气地说道：“你个哈怂，还能干个甚，摔坏了人家北京娃娃的箱子，你赔得起嘛……”
那个后生没还嘴也没吱声，小心翼翼地挑起两个木箱子，慢慢往村子里走去。看看他面无表情的样子，再看看他擦破的额头上渗出的血迹，我心里突然难受起来，尽管我那个崭新的木箱子磕坏了一个角，我一点怨恨他的意思也没有。
来到队部大院后，马队长告诉我们，队里那两孔破旧的窑洞就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四名女生住那孔好一点的土窑，我们五名男生住那孔宽敞一点的窑洞。外面很冷，但窑里很暖和，土炕热乎乎的，灶上的那口大铁锅里还冒着热气。日头还有一竿子高，两位婆姨和两个女子已经开始为我们准备晚饭了。
吃过晚饭，马队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石窑子大队的情况，他说石窑子大队是个穷山沟，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口粮年年不够吃，烧柴和吃水也很困难。但马队长一再表示，就算乡亲们再苦再难，也不会让北京来的娃娃饿肚子。考虑到我们北京知青年龄都不大，马队长安排了一位婆姨教我们做饭，还说让大憨帮我们挑水。
第二天我们刚起床，打开房门一看，窑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来帮我们做饭的婆姨，另一个是头一天帮我挑行李的那个后生，他挑来了一担水。原来，帮我们挑水的这个后生就是马队长说的大憨。看着挺好的一个后生，马队长为什么喊他大憨，我们弄不明白。
做饭的婆姨（大嫂）告诉我们，挑一趟水要走三里路，得去前队（一队）沟口的那眼水井去挑水，水井很深不说，路还不好走。马队长让大憨一天给我们挑两担水，队里一天给他记二分工。大嫂还告诉我们说，她帮我们做饭，队里也给她记工分，每天四分工。四分工虽然不多，可也有人眼红，因为当时是冬季农闲，社员们都在家闲着没事干，想挣一分工也挣不到。
经过几天的接触了解，我们发现大憨一点都不憨，就是有点木讷，不善言辞。因为他比我们大两岁，我们都叫他大憨哥。
又过了几天，我们说一天两担水不够用，除了做饭，还要洗洗涮涮，还要刷牙洗脸。大憨哥二话不说，每天就给我们多挑一担水，队里也不给他增加工分。
春节过后，马队长就对我们说：“眼看就要春耕农忙了，大憨不能总为你们挑水，他也要出山劳动，你们要学着自己挑水哩。”
打那天起，我就跟着大憨哥去学习挑水。跟着大憨哥挑了一趟水，我再也不浪费水了，因为挑一趟来回要四十分钟，耽误时间不说，确实很辛苦，压的肩膀生疼，还要出一身汗。
一次我问大憨哥：“大憨哥，你为什么叫大憨，这个名字也不好听呀。”“哦（我）大（父亲）给哦（我）起的名字，我有甚办法嘛。”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队里就不让大憨给我们知青挑水了，队里也不给他记工分了。可每天收工后，大憨哥都会摸着黑给我们挑一担水。有时看我们去场院挑秫秸（烧柴），他也会帮我们挑到队部来。我们说谢谢的时候，大憨哥只是笑一笑，转身就走，从不喝我们一口水。
第一年麦收的时候，我们拔麦子很慢，大憨哥拔完他的，就来帮我们拔麦子，还帮我们把拔下的麦子捆扎好，让我们挑着麦子下山了，他才捆扎好自己拔的麦子，挑着担子快步下山，回头再返回来替我们挑担子。每次他都是替我们男知青干活，从不帮女生。我们问他为啥不帮女知青，他总是用手挠着头皮傻笑，从不言语。
1971年冬季，我们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大憨哥看我们背着大包小包去公社汽车站坐车，他就跑回家拿来扁担，把我们的几个大提包用绳子绑好，一直给我们挑到公社汽车站，还帮我们装到客车上。
那年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给大憨哥带来了烟卷，带来了北京糕点，大憨哥很高兴，他冲我们笑了笑，拿着糕点和烟卷就跑回了家。
我们去队长家串门的时候，看到大憨哥刚从马队长家的院子里出来，原来他把我们给他买的烟卷给马队长送来了几盒，还有一把糖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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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3年，大憨哥都二十三岁了，他还没找到对象，前队的媒婆刘大妈给大憨哥介绍了一个带娃的寡妇，大憨哥的父母都同意，可大憨哥不同意，他说那个寡妇好吃懒做，还跟男人撂跤（摔跤）。刘大妈当即就指着大憨哥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挑肥拣瘦，人家都不一定看上你。”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给大憨哥介绍对象，到了1977年秋天，二十七岁大憨哥还打着光棍。之前我们也给大憨哥张罗过对象，可人家女子都说大憨哥人挺好，就是话太少，憨呼呼的，就连村里那个身高不到一米四的马秋玲，她都看不上大憨哥。
村里的乡亲们不看好大憨哥，我们知青对他的评价却很高，队里分口粮的时候，他把自己家的口粮挑回家，再帮年老体弱的老乡把口粮挑回家。他家院子里有两棵老枣树，每年打枣的时候，他都会喊我们去他家吃枣。
中秋节那天，我们知青点的赵永新偷了老乡家的一只鸡，正好大憨哥来我们知青点串门，赵永新就谎称在集市上买的鸡，让他帮我们杀鸡。大憨哥刚把那只鸡杀死，丢鸡的老乡突然找上门来，要我们赔他家的鸡。
大憨哥看那位老乡要去找大队书记告状，就拉着那个老乡不让他去。那个老乡就问大憨哥：“大憨，我家的鸡是你偷的还是他们北京学生偷的？”大憨哥不回话也不让那个老乡走。那个老乡急眼了，挣脱大憨哥的手就去了他家，硬是逮走大憨哥家的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大憨哥落下了一个偷鸡贼的坏名声，还搭上了一只老母鸡。为此，我们都觉得挺对不起大憨哥。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上了天津纺织学院。离开石窑子大队那天，也是大憨哥挑着我的行李把我送到的公社汽车站。在去公社的路上，我问大憨哥：“大憨哥，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光知道你家姓刘，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我叫刘玉秋，可没有人喊我的大名，三岁的娃娃都喊我大憨。”大憨哥苦笑着说。
到了公社汽车站，看大憨哥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就把我身上穿着的海军蓝棉大衣脱下来，想送给大憨哥，大憨哥说啥也不要。等汽车开动以后，我把那件没舍得穿过几次的海军蓝棉大衣从车窗里扔给了大憨哥，大憨哥抱着棉大衣在车后追了好远，实在追不上了，他才停下了脚步。
回到北京后不久，还没离开石窑子大队的赵永新给我写信说大憨哥有对象了，就是那个马秋玲。赵永新还说，多亏了我那件棉大衣，要不然马秋玲也看不上大憨。得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欣慰。
后来因为学习忙，我也就没和陕北联系过。再后来参加了工作，结婚成了家，渐渐也就把陕北给淡忘了。
2023年秋后，我们当年一起到陕北插队落户的几个同学聚会，我提议回陕北看看，大家都表示赞同。
说走就走，10月28日动身，10月29日上午我们五名男知青（女同学没去）就来到了阔别多年的石窑子大队。看着村子里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心里很欣慰很高兴。可惜的是村子里的人很少，几乎看不到一个年轻人，村里的人几乎没人认识我们。
在村子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大憨哥的家，我就走进超市，打听刘玉秋家的情况。超市老板是一位中年婆姨，她听我问刘玉秋家在哪住，脑袋摇的像拨浪鼓，她说石窑子没有叫刘玉秋的。我说他小名叫大憨。超市老板笑了：“你说的是大憨啊，他家就住在这坡上。大憨是我们村里的保洁员，这会也不一定在家，可能在村委会那边打扫卫生哩。”
我刚从超市里出来，只见不远处一个老汉扛着扫帚往这边走来，我迎上去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位老者，他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脸上的皱纹就像核桃皮一样纵横交错，两颗门牙也不见了，胡须都是白的。那位老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惊讶地喊道：“李富东，你是李富东。我是大憨，你不认得我哩。”
听老者说他是大憨，大家都围了过来，看着一脸沧桑的大憨哥，我们五个人都流泪了。大憨哥要是不报出自己的名字来，我们还真认不出是他。大憨哥的容貌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很多，特别是看到他佝偻着的身子和缺失的门牙时，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一番交谈后我们才知道，大憨哥的婆姨早就死了，也没留下一儿半女，年过七旬的大憨哥孤身一人生活，他给村子里打扫卫生，村委会一个月给他四百五十块钱的辛苦费。大憨哥说他有责任田，吃饭没困难。村主任还说了，等他不能打扫卫生时，村里就给他申办低保。生活不能自理了，就送他去养老院。
那天中午，我们在乡里的那家饭店请大憨哥和村主任吃的午饭。离开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一人掏了两千块钱，想给大憨哥当零花钱。大憨哥说啥也不要，他说他有一万多块钱的存款哩，一辈子都花不完。我们离开的时候，大憨哥还给我们买了陕北小米，一人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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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北回来后，我们心里总是牵挂着大憨哥，当时我们劝他把牙镶上，他说不知还能活几天，才不花那个冤枉钱哩。他家窑里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更没有什么电器，烧火做饭全村就他一家还拉风箱，我们说给他买台电视机他都不让。每当想起这些事情，我们心里就陕北的大憨哥，成了我们心里放不下的牵挂。但我们已经计划好了，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望大憨哥，帮他改善一下生活环境，让他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毕竟当年他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应该报答他的这份恩情。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李富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