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任正非如是说。

创办华为公司的时候，任正非43岁，他原来在一家大型企业的下属公司任职，后来工作不顺利，做生意被骗，不得不走上了创业之路。1987年，任正非找人凑齐了21000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1988年开始任华为公司总裁。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背景，在那个年代，人们心目中最好的出路就是稳定、确定的，有编制的单位，只有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才需要去做买卖，当个“小个体户”。

事实上，作为曾经一个专业化、知识化全占的“顶级红人”，突然成了一个扛货卖钱的个体户，身份的落差太大，以至于任正非遭受了很多讥讽，“刚开始公司就一、两个人，货物要运回来，不可能租车，只有自己扛着一包包的货物往公共汽车上搬。货物装卸时，我搬20公尺放下来，再去搬另外一包，20公尺、20公尺……搬到马路边，再扛到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很好，允许把货运到南山蛇口，我卸下来，再20公尺、20公尺……，否则看不见会被偷的，一包包再搬上楼去。”

不要说几十年前，就是现在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从天上落到地上”，那滋味也不好受。毕竟人的势利心几千年都没有变过。

任正非是一个有思想有本事的人才，这点毋庸置疑。但现实也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才都能够有用武之地，一展才华的。

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任正非不是在1987年创业，而是1937年创业，那情况恐怕就不一样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任正非那一代企业家都是面临时代的机遇，天时和地利是他们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打电话邀请朋友加盟的时候，任正非就告诉对方，“现在是中国经济万里长征时代，这个时代从深圳开始，不来你会后悔的。”后来任正非也多次讲过时代机遇的重要性：

90年代初，当中国大地开始“大哥大”蜂窝移动通信时，华为还是一个婴儿，十几年前，只有七八条枪的我们，无线通信还是我们望不可及的事情。当时我们刚刚研究成功40门模拟程控交换机，对通信的理解还是懵懵懂懂的。是时代给了我们机遇，让我们坐在时代的船上漂到了今天，当然我们乘船的时候也划了桨。

事实就是如此，成功要有奋斗，但奋斗必须基于历史的进程。“华为能发展首先是这个行业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又引进了很多人才，我们把这些人才用好，把他们激励起来以后，又获得了产品的开发能力，生产出产品，最后获得更大的机会，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任正非这番话就说明白了华为发展壮大的逻辑。

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毕竟人是环境下的人，人终究是渺小的，谁也无法超越时空、环境的局限。时也运也命也，只有时势来了后，英雄才能造时势。

但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与任正非一样同时期创业的很多老板为什么没有成功，或者说不如华为的成就大，甚至很多知名的企业都折戟沉沙了呢？

改革开放是必要条件，而市场经济是改、开的核心，市场经济的本质逻辑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没有时代的机遇，没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没有国家这个大平台，就没有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

而民营企业的所谓“野蛮生长”，其实就是企业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是企业家精神，如眼光、洞察力、格局、领导力和组织力等，都非常重要。所以任正非有“企业文化在第一次创业阶段是由企业家个人的风采决定了其特色”的说法。

等到后来淡化个人成就感和个人英雄主义，“随着企业不断发展，企业家的个人风采在群众的智慧下淡化，更加规范和丰富。”“淡化英雄色彩，特别是淡化领导人、创业者的色彩，是实现职业化的必然之路。只有职业化、流程化才能提高一个大公司的运作效率，降低管理内耗。”这些都体现了任正非作为卓越企业家的素质和品质。

为什么是在深圳？如果不是在深圳，任正非再厉害，也无法把华为公司做到后来的规模和高度。在恰当的时机，处于恰当的地点，找到一群恰当的人，这样才能做大做强。

“……我需要另外寻找工作。正好深圳鼓励进行科技创业，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在旧体制下，我没法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不如自己建立一个公司，自己想什么，自己做什么，好坏自己承担。所以，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去做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

新的环境，足够开放和包容，允许尝试，没有很多条条框框，敢于探索，没有包袱，没有旧的格局的阻碍，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在深圳这个地方，确实是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热土。

在华为的发展过程中，深圳作为一个大的平台，积极构建了让小企业可以发展壮大的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很多必要的支持。如果是换个地方，未必就有类似的环境便捷性。

当然国家是更大的平台，所以任正非也说要感谢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我们对中国社会最感谢的是什么？最感谢中国的教育，因为教育才能给我们提供这么多人才，我们才能作战。教育最感谢的是农村教育的改进，因为没有农村几亿孩子的进步，就没有高等教育的基础。”

我曾经想，假如任正非一开始是像很多老板一样追求个人财富的利益最大化，那他就不会想要去构建一个企业的平台。要知道不成平台，就无所谓企业。

如果不是构建平台系统，那就还是单打独斗或散兵游勇，最多是雇佣兵，雇佣兵打仗也可能厉害，但终究是一盘散沙不可持续。因为它没有组织力，没有形成资源规模，没有文化和竞争力的沉淀。如任正非所说：

华为创建在科技个体户泛滥的时代，要重建集体奋斗的组织平台，是何等艰难、悲壮，但我们迈出了这正确的一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高科技产业稍有不慎，就会落在后面，以至消亡。发达国家是几千人、几万人同做一个软件，我们起点本来就低，再进行商业个体户的行为，必定失败。华为推行集体奋斗的阻力可以想象，纷纷有骨干跳槽，使公司经常面临危机。华为坚定不移的钉子精神、压强原则，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突破一点，局部领先，使华为渡过了起步的艰难。

平台的建立非常难。团结就是力量，而要团结众人就需要以利益共同体为核心的平台。有了这种正确的理念，华为也是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才建立起一个优质的平台，拥有一定的资源。而这个平台对于华为员工意味着什么呢？

有老员工表示，作为一个无背景无关系无资本的普通人，不会攀附，不会拉关系，那最好就是找个像华为这样规则透明、更接近公平公正的平台环境，唯有在这样的环境里奋斗才能得到足够多的回报。

这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启示，不管个人还是企业，机会永远有，时代一直在发展，但有利于自身“成长最大化”的平台环境则需要自己去寻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