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将见证很多全球化大事件：11月5日，第七届进博会开幕；18日至19日，G20峰会在巴西举行；19日，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美国大选结果在月初揭晓，这将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气候变化也是11月的重要议题。在冲突加剧的全球语境里，在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关键领域，全球化将走向何处？

在我参加的最近一次以世界发展趋势为议题的小型研讨会上，一位资深的经济学者通过回顾欧盟发展历程及战后以来欧洲结束战争状态，感慨地提出：如果回到二三十年前的历史进程，全球化一直延续，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还会发生吗？世界会像当前这样充满紧张吗？没有想到，另一位与会者马上插话：“这是做梦，回不去了！”无疑，这代表着对“全球化”一种业已强化的悲观主义认知，它与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普遍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05年，美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出版《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曾给人们带来诸多对于全球联通、合力发展的美好遐想。然而，当进入这一轮全球化的后半程，特别是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世界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变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地域和阶层之间，甚至在不同的发达国家之间，都在出现明显的裂痕和拉大差距。甚至可以说，以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脱钩断链”为标志，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已告终结。没有人还认为我们可以回到二三十年前的全球化轨道，特别是经历了前几年新冠疫情的“洗礼”，人们似乎开始习惯隔绝，接受对立，默认国际秩序的崩坏。

全球化为何会退潮？当代世界是否真的已经抛弃全球化？如果以往的全球化有缺陷，是否有一种新的全球化可以在不远的未来开篇？

全球化的政治性

在谈论“全球化”时，常见的一个误区，是把全球化等同于经济全球化，又认为经济全球化乃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忽略了政治才是将全球化转化为现实进程的重要因素，也给全球化内设了逆转机制。全球化存在政治限度，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力量，无意塑造，也并不真的希望看到一个“平”的世界，这是弗里德曼没有观察到的一面。

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际，世界也曾发生过一次全球化浪潮，它是如何启动，又是如何终结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一书中，指出支撑19世纪欧洲文明的是四种重要制度：欧洲均势(balance of power system）、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自律性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和自由主义国家(liberal state)。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和平，乃是自律性市场和国际金本位制得以运行、全球化得以展开的国际制度条件；这一波全球化的崩溃，则在于自由市场与保护社会的“双向运动”，当资本力量脱离社会总体需求时，反制资本的力量就会出现。

每一波全球化浪潮，都不是无缘无故、自生自发而来。全球化的物质表象，是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全球性交易和流动，但它是在一定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下展开的。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类似，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同样有其政治基础，乃是雅尔塔体系所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没有1994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繁盛复杂的全球贸易难以实现。WTO的前身是1947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它的宗旨和功能同样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GATT与战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共同构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它们能够较为畅通地运行，又与1945年联合国的创建密切相关，后者为追求全球范围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而生，使“国际社会”成为可能。以上这些国际制度，都源自1945年2月由当时的“二战”战胜国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的战后安排。1991年苏联解体，被一部分人认为象征着雅尔塔体系的结束，但从制度安排角度来看，其实它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

战后秩序回应的是上一波全球化终结之际出现的问题，从20世纪上半叶来看，主要是两种问题：一是资本运动的无序扩张，冲击了社会总体需求；二是英国霸权和维也纳体系不能接纳新的工业化国家的出现，它所导致的是大国间的战争和很多国家内部的混乱。战后秩序因此为世界和平和国际贸易建立起新的制度体系，以往无序的资本力量也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受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有效节制。然而，战后秩序虽然去除了以往欧洲殖民体系中宗主国-被殖民国之间的绝对不平等性，但国际关系仍存在明显的等级性，具体表现为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国霸权，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独家的权力优势。这也使得最新一轮主要由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如同百余年前主要由英国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一样，存在着两种政治限度：一是国际关系的平等限度，即当有新的国家兴起、冲击到守成国家的权力优势时，后者会放弃以往对全球化的坚持；二是资本意志与政治意志的互进限度，即当资本运动再次损害到社会和谐和政治安定时，全球化进程也将要遭遇反转。

美国曾经是此轮全球化的旗手和推动者，如今却成了“逆全球化”的发起者，原因就在于，以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为标志、进入此轮全球化的后半程后，全球产生了新的资本积累中心，对美国的优势地位形成冲击，美国认为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霸权收益已少于其付出。同时，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运动助长了资本回报率对经济增长率的畸高，由此制造了大量失意者，以往他们主要在发展中国家，最近十几年来在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多。美国在最近几十年来随虚拟资本主义兴起、实体产业弱化，带来了“乡下人的悲歌”和“阶级战争”场景的重现。战后秩序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两个政治限度，都已经被突破，以往推动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也就消失了。

开新全球化在于重建政治

未来一些年间，想重续以往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没有可能。世界主要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经济技术和人员交流的大大减少，给世界带来的是进一步的分裂和对立，这也意味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世界已进入动荡变革期，未来世界格局将向何处演变？世界体系论者乔万里·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在经历20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化和金融扩张后，资本主义的美国积累体系已出现历史资本主义在其晚期的常见现象，这也使得未来世界秩序面临三种可能：一是在美国的金融和军事霸权加持下，形成一个世界帝国；二是以中国和东亚的生产与贸易优势为中心，形成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三是无休止的体系混乱局面。从中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可能。

以往为人熟知的全球化模式已经远去，但全球化进程不会真的就此停止。在总结过往得失时，需要为未来某一时刻全球化的再次开启探索路径，避免陷入长久的政治混乱。对应上文所说的两个限度，未来全球化的开新，应从这两处破题：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角度来说，构造更加平等的全球化；从国家内部的阶层关系来说，构建政治可以节制资本、福利共享的全球化。全球化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受到改造，而其要害又是增进国际关系的平等性、重建政商关系，在逐步消除隐藏在战后秩序中的少数国家的特权的同时，使资本在重新受到政治的规制中保持其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金融改革的难点在于政治领域，不在经济领域”。为此他提出了三种全球化方案：增强华盛顿共识、新保护主义和共享繁荣的公平全球化。他所青睐和认为行得通的是第三种，又将它分为两个部分：1.管理每个国家内部的全球化结果，以确保减少损失；2.不受公司和金融利益主导，以对发展中国家较为公平的方式改写全球化规则。也就是说，要通过包容性制度设计使全球化为每个国家服务；同时，制定使全球化为所有人服务的国内政策。斯蒂格利茨仍然对全球化实施全球治理抱有期望，这在一个全球治理渐成奢语、全球化也在退隐的时代，是很宝贵的一种坚持。

↗ 插图 Conny Schneider

中国的追求：复线的全球化

以往以资本运动为主要指征的全球化是单线条的，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在解决其内部问题及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实际上是有利于少数人的全球化，它带来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广泛的不同人群间的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也削弱了各国的自我维护能力和对公共福祉的承诺。单线条的全球化及其内化中所产生的国家失能问题，不可能以去全球化的方式来解决，只能通过调整全球化的演绎路径来改进。需要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建构起共同的国际协调和行动机制，帮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改善财政状况、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丰富应急治理手段。这种升级版的复线全球化是包含了危机应对、财政共济、政治协商等功能和机制在内的多方向的全球化，也是包含了人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全球化。多方向展开的全球化和国内国外资源的结合，才有可能化解全球化的单骑突进给很多国家带来的政治失能问题。

复线全球化也是有责任感的全球化，不能完全以逐利为动机，要在资本的扩张中有机楔入对各国和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全球化真正有利于各国维护公共秩序、拓展公民福利、促进利益共享，也就是说，在全球化使各国内部事务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弱化了主权国家的自我调节功能的同时，需要为各国内部问题的外部解决创造出途径。复线的全球化不应只为资本的世界扩张创造条件，同时也要通过一定的全球性机制的创设，为资本在世界扩张中的责任承担做出规制。缺乏国际中介来监督、评价和约束的资本流动是利润导向的，复线全球化并非不讲利润，但同时也要追求公共利益，要防止在资本流动中的公共物品流失和多数人的福利受损。

在构建平等互惠的复线全球化方面，中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一方面，中国坚定维护战后秩序和全球化进程，认为它是人类和平和普遍发展所系；另一方面，中国也注意到了战后秩序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一直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在实践层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落实为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行动，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中国先后免除了多个国家的积存债务。在近年来全球治理遭遇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建设，在促进国际关系平等化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搭建起新的制度平台。为突破以往的全球化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局限，中国近年来还陆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追求的是普惠包容、多方向共进的全球化，它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但值得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