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谈到金融高质量发展，常常会有舆论说，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更多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引入国际通行的金融产品，这样才能让大型国际金融机构愿意进到中国金融市场，并推动中国金融质量不断提高，成为金融强国。有些舆论甚至将“金融强国”解释为：通过发展金融使国家强大。

如此理解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金融强国的人，他们内心是否有着对自由主义金融或金融资本主义的膜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就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几条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不能“新瓶装旧酒”，更不能靠照搬美国，而必须基于“八个坚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原本非常明确。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如此直白而简单的关系，为什么还需要反复强调？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事实是：经济和金融的关系曾经是变味儿的。从2008年向前追溯40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随着“里根·撒切尔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迅速扩散，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实际发生了重大演变：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金融从“经济服务员”的角色，演变为“经济统治者”的角色；从本应与经济高度融为一体，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经济创新发展的力量，蜕变为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独立王国。

问题是：这样的金融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吗？显然不是。由此可见，这是道路问题，是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的系统性问题。

2023年10月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意味着我们要排斥“华尔街掠夺式的金融”，基于“八个坚持”，基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诉求，为金融理论与实践注入新质地、闯出新路径，为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给出新定义。

高质量金融应当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足够的金融能量

建设金融强国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支点，更重要的是摆明了金融各个相关体系的结构性完善，以及各个体系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这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之路，消除金融资本主义的惯性，明确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该要什么多、该要什么少，并依此优化所有金融结构。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础，更是防止“金融跑偏”的基本保障。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伟大的金融系统工程，也必然受到“金融旧势力”的竭力干扰，必然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的耐力，但无论如何，路就在脚下，中国金融应当尽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金融能量。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支撑创新的资本从何而来？这显然是金融高质量发展应当且必须有效破解的瓶颈。

怎样的金融品质才能更好匹配创新？依据不同金融方式所对应的不同功能，首先需要摆脱传统的、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发展路径，并逐步转向另一种金融结构：站在总体的角度上看，金融结构应以长期的资本金融为主，短期的货币金融为辅；从长期的资本金融角度看，金融结构应以股权资本金融为主，债务资本金融为辅。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金融结构？中国经济正处于“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关键时期。但“赶超”势必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追赶”，其二是“超越”。从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历史看，一般而言，处于“经济追赶期”的国家，大都需要采用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方式，因为它可以积少成多，迅速集聚金融资源，并将金融资源集中且快速地投放于建设项目，实现高速增长。比如二战结束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是依托银行业迅速集聚大量金融资源投入经济，从而实现了所谓的“快速追赶”。

以银行业为主体的国家，第一，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货币市场与之匹配，因为银行放出长期贷款之后，为应对公众日常提现需要，需要获得海量的短期流动性支持，而这些短期资金必须在货币市场上拆借；第二，所谓“经济追赶”，意味着投资项目可参考前人的成功经验，这决定了银行对于投资项目的风险认知、评估、控制相对容易。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银行主导的信贷金融模式一般都会是“经济追赶期”国家的标配。

但“超越”就不同了。“超越”意味着前无古人的创新，而从事创新的企业往往一无抵押、二无现金流，失败的风险远超传统企业，超出银行信贷以及债权投资者所能容忍的范畴。所以，它要求金融结构大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从债务金融转向股权金融。因为，唯有股权投资者是“预期投资者”，他们对企业发展未来的关注远大于对企业过去和当期收益的关注，是创新型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本源泉。

所以我们说，应当转变金融结构，推动长期资本、股权资本更多生成，这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正因如此，构建健康的中国股权类资本市场，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找到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法

明确了金融高质量发展要遵从的原则，看清了金融高质量发展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的结构特征，接下来就应当是依据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找到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法。

基于“八个坚持”的要求，金融有必要返璞归真。历史经验证明，层层衍生、繁复异常的金融背后往往包藏祸心，甚至暗藏骗局、孕育巨大风险。这显然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背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所以，对于很多金融衍生品，尤其是那些从华尔街抄来的金融技术，不是规范问题、监管问题，而是要不要的问题。 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八个坚持”为镜鉴，对背离者坚决取缔。

当然，金融是系统性问题，关乎经济全局，对一些明知不妥，但已经存在的金融产品则需要“先立后破”。比如股票市场上的量化交易（高频交易），它不仅有悖于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同时也往往成为金融资本巨头利用资本优势，构建技术特权，对散户投资者实施“降维打击”的工具，但这类金融产品是否说撤就能撤？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A股市场确实存在资本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目前还不得不依赖高频交易提供流动性，哪怕大家都知道这其中存在严重金融期限错配所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怎么办？先立后破。“立”什么？大幅提高A股市场资本流动性。如何提高中国金融市场中的资本流动性？这需要央行实施货币政策方式变革，从作为“银行的银行”的传统角色，从单一关注货币市场流动性是否充裕，从不增加基础货币、仅依靠推高货币乘数增加M2供给的方式，转向大幅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尤其是长期基础货币供给，同时降低货币乘数，以此实现M2合理增长的方式。

现在看，这件事似乎已经有了眉目。因为，最近的金融舆论场上，已经出现了对“央行是否可以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的关注，正在澄清一些错误观念，比如，什么是正常的基础货币投放、什么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等。这似乎是一个重要前兆，说明央行正在向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即“整体金融市场的央行”方向演进，正在从单一关注货币市场流动性转向关注整体金融市场流动性，尤其是资本市场流动性。

当资本流动性足够之时，那些带给股市大起大落，以及极大投资风险的短期流动性需求也会自然降低，限制甚至取缔高频交易也会水到渠成。

一些人认为，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金融市场不能提供足够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国际金融巨头就不会愿意来中国投资。真是这样吗？实际上，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开放都是“双刃剑”，既有“引入建设资本、推升国民经济”的积极一面，也有“进，导致泡沫；退，捅破泡沫”的巨大风险。

面对这个复杂问题，我们同样需要对国际资本有着清醒的认知，即国际资本同样存在不同的风险偏好，有偏好债权投资的、有偏好实业投资的、有偏好股权投资的，也有专门兴风作浪的等等。当我们认清这样的结构，金融开放应当具备怎样的特征才能趋利避害？

不予国际投机套利资本搅局中国的机会，关键就是不能不加分辨地为之提供所谓的“风险管理工具”，因为这些工具往往是金融衍生品，其背后往往是高杠杆、大风险。从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看，金融衍生工具容易被资本巨头利用，他们有钱，可以雇用大量高级技术人员，让金融衍生工具效力最大化。

对资本巨头而言，所谓金融衍生品的效力最大化一般指向两个方向：第一是构建技术霸权，收割其他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第二是把本该自己承担的风险不断地分散给市场其他投资者，在降低自身风险的同时，让全社会金融风险不断积累。2008年美国的次级贷款抵押证券就是这样。金融巨头把贷款投放给根本无力偿债的购买者，然后把这些贷款打包变成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并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其对冲风险，然后再把这些“美丽包装之下的垃圾债券”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结果是什么？底层资产违约，金融危机爆发，而本该由华尔街承担的资产损失，却推给了全世界去消化。

所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同样需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同样需要以我为主，做到“八个坚持”，而绝不是，也绝不能按照别人给定的模式有样学样、亦步亦趋。

当然，金融高质量发展还是体制机制问题，它需要中国金融重新调配管理资源、政策资源、资金资源，甚至重构金融体制、市场机制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加以必要的调整。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