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军史里，西路军的经历满是悲壮色彩，它宛如一个哀伤的 “符号”，饱含着诸多难以言说的复杂记忆。彼时，西路军被敌人围困，局势岌岌可危，几乎到了全军覆灭的边缘。而李先念带领的部队，同样深陷险境，随时都有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队伍中抽调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去支援准备突围的程世才。面对如此艰难的抉择，李先念为何会这样做呢？他自己给出的答案质朴而又坚定：“我们是同志”。

1937 年 1 月，酷寒肃杀的河西走廊，倪家营子内，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三十军陷入绝境。国民党西北 “剿匪” 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率数倍兵力将三十军团团围住。一路遭敌人围追堵截，三十军损失惨重，仅余 268 和 265 两个主力团，由代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指挥。

九昼夜的血战，倪家营子成了血与火的炼狱。屯庄围墙被炸成残垣，白匪和红军战士的尸体层层叠叠，鲜血在大地上蜿蜒。程世才的 268 团和李先念的 265 团，被七万多敌人隔开，敌人企图分割消灭红军。此时红军每团仅几百人，在敌人强攻之下，随时可能全军覆没。

生死关头，程世才接到李先念电话，得知西路军总部已令九军两个团分两路来援。268 团一面坚守，击退敌人一次次进攻，一面盼着援军。程世才站在寒风中的围墙上，紧盯总部方向，战士们也做好出击准备。夜里十点，枪声传来，战士们以为援军到了，可因敌人防御坚固、兵力悬殊，解围失败。

程世才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打电话给李先念决定突围。李先念表示派一个营接应，程世才担心 265 团本就艰难，再抽兵力更加危险。李先念却坚定回应，困难虽有，但 268 团情况更危急。程世才感动不已，声音颤抖。

很快，接应部队在敌后打响战斗。程世才握紧驳壳枪和手榴弹，大喊：“同志们，冲啊！为了胜利，为了生存，冲！” 战士们呐喊着冲出围子，一场壮烈的突围战就此展开......

2 月 27 日，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后续的战斗更为激烈，但西路军将士没有退缩。红三十军和红九军战士带伤继续战斗，在三道柳沟、梨园口、马场滩、康隆寺等地与敌人厮杀，一次次击退敌人，掩护西路军总部转移到祁连山深处的石窝山。

部队到达石窝山时，兵力大减，加上伤员、妇女和孩子，总数不足三千人。曾经精神饱满的队伍，如今伤痕累累，但战士们眼神里透着不屈。3 月 14 日黄昏，石窝山上气氛压抑，陈昌浩主持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

会上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指挥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现有人员分成三个支队开展游击。李先念率 1500 余人组成左支队去西面大山；王树声带 700 余人组成右支队去南面大山；毕占云率部分兵力及伤员、妇女、儿童在当地转移。

石窝会议后，李先念知道责任重大。西越祁连山，既要面对恶劣环境，又要防备敌人追击。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冷静分析局势后，带领西路军左支队向祁连山深处进发，寻找胜利的希望。

西路军成功脱险后，有人满怀好奇地问李先念：“先念同志，接下来你是打算去苏联，还是去延安呀？” 李先念不假思索，语气坚定地回应：“去延安！” 那时，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苏联的路程比去延安近不少，而且一路上的安全系数也要高得多。可李先念心意已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奔赴延安。

要是李先念当初选择了去苏联，他的人生或许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有几个西路军将领选择了前往苏联，却遭遇了不测，被暗中处决。即便李先念坚定地迈向了延安，命运对他依旧没有丝毫的偏袒。

回到延安后，他遭受了连降六级的处分，从原本高高在上的军政委，一下子被降为营教导员。许多西路军的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愤愤不平，李先念自己又何尝不觉得委屈呢？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心生抱怨，他始终坚信，组织一定会将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因为他明白，自己投身革命的信念是正义的，是不容置疑的。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管它呢，就算把我降成普通士兵，我也要在红军里继续干下去！”

后来，毛泽东听闻了这件事，便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专门接见了李先念。距离两人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再次相见，李先念心中五味杂陈。

那是在 1935 年 6 月 15 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在一座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李先念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而这一次，曾经被寄予厚望、“前途无量” 的战将，如今却被连降六级。毛泽东见到李先念后，第一句话便说道：“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

听到这句话，李先念的鼻子一酸，眼眶瞬间湿润，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这一句话，对他来说，胜过千言万语。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公正评判，更是对两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深切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