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当教师的女友陪我报名入伍,四年后我成功提干与她订婚

乖乖日常记 2024-05-23 03:09:18

(声明:本文纯属虚构故事,非作者亲身经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972年,当教师的女友陪我报名入伍,四年后我成功提干与她订婚

我和她相识,是在1970年的初冬时节。

那年我作为一个下乡知青,被生产大队安排在鹤岗市萝北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门户过日子,真是啥都得从头学起。

尤其是做饭,对我来说更是一大难关,和面不会,生炉子不会,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就饿着肚子去上工。

这一切,被住在我邻院的一个大姑娘看在了眼里,她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吴亚琴。

吴亚琴家是从县城搬到这个村子的,她父亲是个老工人,为人特别和善,她当时是个民办教师。

有一天我收工回来,发现炉子生好了,屋里暖暖的,并且桌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还有两个荷包蛋。

吃面时我发现了挂在门后的一张纸条,上面几行娟秀的小字映入眼帘:“学会照顾自己,别让家里人惦记。需要帮忙就说一声。——邻居大琴”

从那以后,这位比我只大一岁的吴亚琴,就时常地帮助我,教我和面、发面,告诉我如何生炉子才能节省煤,还帮我洗衣服、缝被子。

一来二去地我们就熟悉了,她经常到我这边来帮着做饭,我也常到她那边去蹭饭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一起分享。

那时,村里经常放电影,每次我都找她一起去,一来二去的,我们心里就互相有了对方。

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还是件很新鲜的事,尤其是对一个女教师与一个下乡知青之间,这多少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因此,我们的交往与相爱,只能在地下进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可“纸里包不住火”,时间一长,还是被一些多嘴多舌的人传了出去。

这让她的父母和我的带队干部知道了,他们都认为我们俩是不务正业,尤其是她的父母,更是极力地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的事很快就黄了,她不再到我的小屋里来,我也再不好意思去找她。

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我除了上工就是喝酒、睡觉,整个人瘦成了一把骨头。

有一天晚上,我酒后躺在床上抽烟,不小心把被子点着了,浓烟滚滚中我从睡梦中惊醒,是吴亚琴一盆水将火浇灭,并把我从火海中拉了出来,不然我就没命了。

从那以后,生产队里就有了我和她的一些风言风语,这让我很苦恼,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972年初冬,我得到了一个征兵的消息,当时想,也许我当兵走了,就能减轻她所面临的压力,她的父母也不会再那样对她,于是我决定报名参军。

走的那天,她来送我,我们默默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当走到没人处时,她忽然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们相拥在一起。

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任凭泪水尽情地流淌……

最后,她对我说:“到了部队,好好干,我等你……”

火车渐渐地驶离了鹤岗,她依然站在那里,不停地向我招手,直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到了部队以后,我拼命地工作、学习和训练,心里憋着一股劲,就是想早日提干,好把她娶到手。

1973年的春天,我因表现出色,被选派到长春军校学习。

临去学校报到前,我得到了一次探家的机会,于是抽空回了一趟鹤岗,专门去看她。

那一次,她的父母对我特别好,做了好多的菜来招待我,这让我很意外。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提前已做好了她父母的工作,老人看我在部队上很有出息,就同意了我和她的交往。

那一天,我们俩在他家房后的江边坐了很久,也说了很多。

她问我什么时候娶她?我让她再等我几年,并承诺,一定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提干,风风光光地回来娶她……

回到部队以后,我学习更加刻苦,工作也更加勤奋,年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还当上了班长,并在军校学习期间入了党。

1976年底,我提干了,被任命为一连的司务长。

我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她,很快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中说,她的父母已经同意我们的婚事,并期盼我早日回家结婚……

1977年的元旦,我回到了鹤岗,这次回去就是与她订婚的。

我从部队驻地辽宁阜新出发,先坐火车到佳木斯,然后再坐6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鹤岗。

那天,她早早地来到了长途汽车站等我。

一别几年,她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比以前更成熟、更丰满了。

汽车缓缓地驶进了鹤岗汽车站,车还没有停稳,我就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我。

我下车后,我们不顾一切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任凭寒风凛冽,任凭雪花飘落……

我们订婚了,她的父母选了一个当地最好的饭店,又请来了很多的亲朋好友,大家推杯换盏地一直喝到了深夜才散去。

那一夜,我送她回家,在她家又喝了一会儿茶,她的父母就借故出去了。

此时,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几年的相思之苦,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似乎整个世界都凝固了……

我对她说:“你放心,我再干几年,就转业回来,好好地陪你、爱你,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

她说:“我相信你,我会一直等到你回来的那一天……”

订婚以后,我又回到了部队,她依然还在那个小山村里教书。

后来,她来信告诉我,她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转为了一名国家正式的教师,并被调到了县城的一所中学任教。

再后来,她又被提拔为学校的教导主任,并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我们的爱情,在经过了长达8年的漫长等待之后,终于在1984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修成了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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