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日深夜，以色列空军两架F-35I隐身战机从内瓦蒂姆空军基地起飞，穿越约旦领空后向大马士革投掷了四枚精确制导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建筑，据叙利亚外交部4月1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通讯社4月2日伤亡名单显示，此次袭击造成革命卫队“圣城旅”叙利亚行动指挥官扎赫迪准将及其副手拉希米上校等16人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在事后简报中称，该建筑实为革命卫队海外情报枢纽，但拒绝提供具体证据。这场蓄意空袭打破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中东国家使领馆不受攻击的潜规则，也触发了伊朗权力核心酝酿已久的战略转向。
事件发生72小时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最终战略决策的转折点出现在4月10日。
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展示了三套回应方案：第一套方案通过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城镇；第二套方案针对以色列在塞浦路斯的能源设施；第三套方案则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军事目标。
据阿曼外交部4月25日解密的外交照会显示，哈梅内伊当场否决了前两套方案，并要求“行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目标与使馆遇袭性质对等、作战过程全程自主可控、报复效果需被国际社会清晰感知”。
这一决策在4月13日凌晨化为具体行动——革命卫队从本土发射的弹道导弹划破夜空时，距离哈梅内伊下达作战指令仅过去58小时。当第一枚“法塔赫-110”导弹于4月13日命中内瓦蒂姆基地跑道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同步播放了哈梅内伊2012年的讲话片段：“真正的力量不在于隐藏恐惧，而在于让敌人看见你掌控恐惧的能力。”
事实上，从使馆遇袭到导弹升空的12天里，德黑兰的权力宫殿内同时上演着比军事部署更复杂的博弈。4月8日，总统莱希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将报复行动延迟至核谈判取得进展后”，但遭到革命卫队代表的集体反对。这种府院之争在4月11日达到高潮：当革命卫队作战方案获哈梅内伊批准后，总统办公室直到行动前6小时才收到加密简报。
而这种决策流程的非常规性，恰恰反映出了伊朗宪政架构的特殊性——根据宪法，最高领袖有权在“国家安全紧急状态”下绕过政府直接指挥军队。而这场危机最终以莱希4月14日公开赞扬最高领袖“英明决断”收场，伊朗政治体系中的世俗权力终归是向神权弯下了腰。
当硝烟散去后，当袭击与被袭反映的戏码再一次被人们所解剖后，人们的视角不免会从主干向分支发散。于是，一个意料之内的也是该地区争议数年之久的政治问题终于浮出了水面——在这场事件中，为何总统需向最高领袖汇报呢？要想探究就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不得不将目光放在伊朗的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上了。
“伊朗实施政教合一政体，神权统治高于一切，国家一切行为必须符合伊斯兰教原则，《古兰经》是所有法律的基础，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凌驾于所有权力机构之上。”
1979年4月1日，经公民投票，霍梅尼宣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自此，伊朗开始实施一套有别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独特政体。该政体的特点可概括为：政教合一以及伊斯兰议会民主共和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三权分立体制。该政体的社会基础是受毛拉控制的寺院、神学院和广大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伊朗于1979年12月颁布第一部宪法，确立教法学家监护的政治制度。1989年4月，伊朗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进一步强调伊朗政教合一体制、共和制及领袖的权力不可侵犯，在最高领袖领导下，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要了解伊朗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我们就不得不需要首先明确几个主要的政治名词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最高领袖。最高领袖是伊朗政治体制中最高级别的存在。最高领袖的职责包括制定国家的总方针；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任免三军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军队总司令、治安部队总司令、动员部队总司令；司法首脑；签署当选总统任职书以及罢免总统的权利；协调和解决三权分歧；裁定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解决的一切问题。现任最高领袖为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
当笔者把这些职能一一列举出来之后，您是不是感觉很震惊，继而会产生“那最高领袖岂不是无敌了？”的疑问。那是不是说没人能约束的了最高领袖了呢？有的兄弟，有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政治实体——领袖专家会议。
领袖专家会议是1979年宪法设立的常设机构，由公民投票选举86名法学家和宗教学者组成，其职责是选定、监督和罢免最高领袖。如果领袖去世或辞职，或被罢免时，由专家会议选定和推荐新的领袖。专家会议每年举行两次。
接下来是负责军事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责是制定国防和安全政策，并协调与伊朗国家总政策有关的政治、情报、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利用国家物质和经济财富应对国内外威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经最高领袖确认后，才能付诸执行。是的，你没看错，这个职位的最终决策权依旧在最高领袖手里。
然后是司法部门的大哥大——司法首脑。由最高领袖任命一位精通神学、公共、司法业务，有才干的人出任司法总监，任期5年，这是司法领域的最高职务。其职责是组成必要的司法机构，任免法官；与最高法院的法官协商后，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司法部长由司法总监推荐，总统任命，议会批准，负责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1人组成，其中5人是最高领袖任命的宗教法学家，6人是司法总监向议会推荐并投票通过的普通伊斯兰法学家。负责监督专家会议选举、总统选举、伊斯兰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有权批准议员资格，有权解释宪法。审议和确认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案，保证不违背伊斯兰教义和宪法原则。
之后便是在该体制中扮演微妙角色的伊朗议会和伊朗总统，我们接着说。伊朗伊斯兰议会是伊朗最高立法机构，居三权之首。议会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就所有问题颁布法律，所颁布的法律不得与国教或宪法原则相抵触。议会有权对国家一切事务进行调查和审核，批准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和重大合同。只要有1/3以上的议员提议，即可弹劾总统，如果2/3的多数议员投票通过，即可罢免总统并呈领袖批准。
伊朗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名义上是仅次于领袖的国家领导人，由公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拥有除领袖掌管事务外的行政领导权；负责实施宪法、签署议会和经公民投票做出的决定；总统对人民、领袖和议会负责，可直接任命数位副总统和专项事务的特别代表；总统有权任免各部部长，但须经议会认可；总统直接负责实施国家计划、预算、行政和就业事务。驻外使节由外交部长提名，经总统批准。总统签署驻外使节国书并接受外国使节的国书。
当了解伊朗内部的主要政治构成之后我们便可以试着来探究一下伊朗的政治运转逻辑了。其复杂的政治组成使得伊朗的政治体制如同精密运转的古老钟表，其内部齿轮的运转方式在现代国家中堪称独树一帜。1979年通过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创造性地将什叶派宗教原则与现代共和制度熔铸为一体，这种双重属性在2021年总统选举中展现得尤为典型：当司法总监莱希以61.8%得票率当选时，选民们或许不曾意识到，他们选择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首脑，更是一个被多重机制严格限定的执行者角色。这场选举背后隐藏着宪法的根本性原则——宪法第5条确立的最高领袖作为宗教权威的现世代表，始终凌驾于民选机构之上。
宪法的核心矛盾在权力分配条款中显露无遗。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虽然由全民直选产生，但其通过的所有法案必须经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宗教审查，另一半则由司法总监提名。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以及司法总监的任命规则，此时当我们再次分析这套政治组成之后是不是就清楚多了呢：形式上的复杂的民主流程其实归根结底不过是服从于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罢了。
这种闭环于最高领袖一点的设计导致2020-2024年间议会提交的数百项立法法案中有将近半数因“违背伊斯兰原则”的名义被否决，改革派推动的《反性别歧视法案》更是在十年内连续五次被驳回。是不是颇有“祖宗是法不可变”之味呢。而在行政系统内部，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其权力边界被严格限定在宪法第113条划定的范围内，即协调三权、执行法律、管理非最高领袖专属事务。这种制度安排使得2013年鲁哈尼政府推动的《伊核协议》谈判必须经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层层审议，但是不出我们意料，该委员会的实际决策者其实就是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宗教顾问团。
而军事的控制体系最能体现这种权力架构的集权性。根据宪法第110条，最高领袖不仅拥有宣战媾和的绝对权力，更能通过多方面的军事架构实现直接掌控常规国土防御，革命卫队则构成直属于领袖的禁卫军。这种设计的直接影响在2020年苏莱曼尼事件中显露无遗——当美军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实施斩首行动后，哈梅内伊办公室在72小时内直接命令革命卫队向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22枚弹道导弹，全程未经过总统和国防部长所在的最高防务委员会。更值得关注的是革命卫队的特殊经济地位，其年度预算的60%来自最高领袖直属基金会，这个掌控着伊朗52家战略企业的经济帝国，能够通过加密货币交易规避国际制裁，2023年向中国出口的4300万桶原油均通过该渠道完成结算。
在上文介绍最高领袖职权时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最高领袖实际可支配的权力中存在一部分在政权运行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组成——宗教文化权利的垄断。宗教话语权的垄断构成了体制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最高领袖办公室下设的伊斯兰宣传协调委员会通过全国数万座清真寺组成的网络将宗教解释赋予的实际意义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工具。
2022年9月，马赫萨·阿米尼头巾抗议事件期间，该委员会在三小时内向所有清真寺下发统一定性文书：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撒旦蛊惑人心的阴谋”。
这种宗教与政治的高度融合使司法系统获得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威，特别宗教法庭可以援引“地球腐败罪”条款（所谓地球腐败罪，是伊斯兰刑法中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那些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共安宁或者违反宗教道德准则的行为。）对违反者判处死刑，而最终判决的依据竟然大部分来自宗教法官对《古兰经》的主观诠释。
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使得这种架构呈现出鲜明的封闭性。这种机制在2016年引发争议：当部分改革派专家委员质疑哈梅内伊健康状况是否影响履职时，宪监会迅速取消了他们下一届参选资格。不过，这种体制在危机应对中展现出高效与风险并存的双重性。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事件处理的高效率。但同时，这种集权模式也加剧了系统脆弱性——2024年莱希总统空难身亡后，宪监会在24小时内批准了哈梅内伊提名的代总统人选，而议会多数派对此的质疑被革命卫队政治部发出的“维护国家团结”警告所压制。正如德黑兰大学政治学教授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所言：“我们的体制就像波斯地毯，图案精美但经不起拉扯，所有线头都系在同一个结上。”
但是当我们抛去了政治的偏见去尝试了解其个人的政治生涯之后，你会发现一个能牢牢掌控庞大宗教帝国，将举国权利集于一身的“结”必定不会是个泛泛之辈。
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的权力之路始于宗教世家与革命炬火的交融。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的什叶派圣城，其家族传承可联系至先知穆罕默德的血脉。父亲赛义德·贾瓦德作为知名宗教学者为哈梅内伊奠定了深厚的经学根基：四岁起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十岁进入迪亚纳提伊斯兰学校接受系统教育，随后辗转纳杰夫、库姆等宗教中心深造，师从布鲁杰尔迪等什叶派权威。这种沉浸式的宗教学习不仅塑造了其神学认知体系，更培养了其将经学思想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思维模式。
20世纪50年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激化了宗教阶层与王权的矛盾。1952年，13岁的哈梅内伊在赛义德·纳瓦卜·萨法维影响下初涉政治，开始参与反对专制统治的地下活动。1963年霍梅尼发动反国王运动时，24岁的哈梅内伊已是库姆神学院的核心传教者，其通过公开演讲将什叶派教义与反君主制思想结合，因此遭到六次逮捕与长达三年的监禁。狱中遭受的电刑与鞭刑未能瓦解其信念，反而强化了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20世纪70年代流放期间，他在马什哈德秘密建立宗教网络，与霍梅尼保持通信联络，并逐渐成为后者在国内的重要代理人。
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哈梅内伊凭借革命功勋迅速跻身权力中枢。作为霍梅尼钦点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他主导创建伊斯兰共和党并担任中央委员，同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与革命卫队首任司令，直接掌控军事命脉。1981年总统拉贾伊遇刺后，哈梅内伊以95%得票率接任总统，成为首位担任该职的神职人员。任内他建立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政治架构，并将革命卫队规模扩充至12万人，同时推动“圣城旅”海外行动体系的成型。1985年连任总统时，其权力触角已延伸至司法与文化领域，利用雷霆手段通过最高文化革命委员会重塑教育体系与媒体生态。
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的病逝成为权力重组的关键节点。按照1979年宪法，最高领袖需具备“效法源泉”的宗教权威，而哈梅内伊当时仅为中级神职。专家会议在拉夫桑贾尼运作下，以60:14票通过紧急宪法修正案，删除了领袖的宗教级别限制，并在全民公投前便宣布其继任合法性。这一程序作弊行为引发教界争议，马什哈德与库姆的资深阿亚图拉集体质疑其神学资质，但哈梅内伊通过任命亲信进入监护委员会，逐步压制反对声浪。至1994年获得大阿亚图拉头衔时，其领袖地位已获得了法理与宗教的双重认证。
掌握最高权力后，哈梅内伊开始系统地构建终身统治的支撑体系。军事层面，他保留革命卫队司令任命权，设立直属办公室的情报协调委员会，将由其直接占有的经济帝国扩展至石油、建筑、通信等领域，控制国家GDP的35%。经济控制方面，Setad基金会在其运作下管理着52家上市公司与160个海外账户，逐渐成长为资产超300亿美元的商业巨鳄，。2016年议会通过《抵抗型经济总体政策》，更从法律层面确立其经济决策的最终裁定权。
面对改革派挑战，哈梅内伊展现灵活压制策略。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后，他默许卫队袭击改革派报社，同时授意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议会通过的《新闻自由法》。2009年选举危机中，他亲自指挥巴斯基民兵镇压绿色运动，却批准释放部分学生领袖以分化反对阵营。2011年与内贾德的权力博弈进入白热化时，他利用专家会议罢免总统亲信情报部长，迫使后者公开认错。这些手段既维持了强硬形象，又避免其陷入全面对抗的风险。
不仅是国内，国际社会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也持续存在。2013年联合国特别报告指出，专家会议选举中存在系统性候选人排除的嫌疑，超半数的成员与哈梅内伊存在直接教职关联。2022年阿米尼事件引发全国抗议后，欧盟冻结17名伊朗官员资产，但哈梅内伊通过革命卫队海外行动反制，强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但是2024年议会选举23.5%的德黑兰投票率却又折射出民众对其终身统治的复杂态度。与此同时，Setad基金会向边远地区投放补贴物资的行为也被认作是试图维持基本盘稳定的操作。
从库姆神学院的布道者到掌控国家命脉的集权者，与其说哈梅内伊用四十年时间完成了宗教权威向政治权力的彻底转化，不如说是哈梅内伊实现了二者的空前性融合。其权力攀升史既是个体野心的实现之路，也是伊朗神权政体制度设计的必然导向。当2025年84岁的他仍主持核政策会议时，权力交接机制的空白愈发凸显——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中，这或许是其终身统治留给现实的最大悬念。
“抱着金砖过河——提心吊胆”，当你拥有的越多之后往往会越害怕失去。哈梅内伊自1989年接任最高领袖以来，始终恪守"足不出国境"的原则，这一行为模式是安全策略的刚性需求，也是神权统治的核心要素。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作为“伊斯兰革命的监护者”，其人身安全被置于国家优先事项。1989年革命卫队总司令部提交的安全评估报告显示，境外情报机构针对哈梅内伊的暗杀计划多达17起。为此，最高领袖办公室与革命卫队安全局联合建立五层防护体系：核心圈由12名贴身保镖组成，均来自圣城旅特种部队；外围部署移动防空系统与电子战分队；日常活动采用“三小时路线随机化”机制，即出行前三小时才确定最终路线；所有接触物品实行“三重复核消毒”，2016年德国《明镜周刊》曝光的伊朗政府招标文件显示，仅2015年安保采购费用就达2.3亿美元。
1990年伊斯兰文化指导部发布的《领袖与土地》宣传册记载，霍梅尼临终前曾嘱咐“真正的守护者必须扎根祖国土壤”。每年2月11日革命胜利纪念日，官方媒体都会循环播放哈梅内伊在德黑兰街头与民众握手的画面，而实际上这些场景均经过精密编排，1999年2月《世界报》披露的总统府备忘录显示，此类活动参与群众需提前三个月接受背景审查，活动现场半径500米内住户被要求关闭窗户。可以很确定的说，哈梅内伊实现了物理存在向意识形态符号的转变。正如2015年伊朗社科院民调显示的那样：62%受访者认为“领袖的住所就是国家的中心”。
国际方面，国际事务处理则依托代理人进行。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哈梅内伊34年任期内仅接见过9位外国元首，且会晤地点均设在德黑兰领袖官邸。对于重大外交决策，他通过设立特别代表机制来规避直接介入事务处理。2015年核协议谈判期间，革命卫队少将卡西米携带领袖手谕常驻维也纳，每日三次加密汇报谈判细节；2020年苏莱曼尼葬礼冲突中，其子莫杰塔巴作为“家属代表”赴伊拉克协调，实际肩负评估什叶派民兵忠诚度的秘密使命。这种远程操控代理人的模式在效果上大大降低了外交风险和最高领袖本人的遇刺风险。
当我们系统地了解完其政治生涯的经历后再回头总结这位最高领袖的一生会发现，哈梅内伊的统治无疑塑造了当代伊朗在各行各业的双重面孔。
在他执掌最高权力的36年间（1989-2025），伊朗的铀浓缩能力从零增长到拥有12吨浓缩铀，同时全国贫困率却从22%攀升至33%。这种矛盾性在2024年达到顶峰：当革命卫队的导弹命中以色列空军基地时，德黑兰股市因投资者恐慌单日暴跌7.2%，创下2003年以来最大跌幅。
同时，宗教权威的争议始终如影随形。尽管哈梅内伊在1994年获得大阿亚图拉头衔，但库姆神学院至今仍有12位资深教士拒绝承认其宗教权威地位。这种裂痕在2015年核谈判期间公开化：当鲁哈尼政府接受铀浓缩限制时，哈梅内伊通过周五聚礼网络发布教令，称“放弃核技术即背叛革命”，迫使谈判代表撤回关键让步条款。他累计发布的1074条宗教裁决中，有23条引发国际争议，引起最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主要包括2016年禁止女性观看男子体育比赛的规定，其直接导致伊朗被取消2022年女足亚洲杯主办权。
经济遗产的复杂性尤为突出。2005年启动的“抵抗型经济”政策，使非石油出口额从120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480亿美元，但同期青年失业率从18.4%升至28.7%。这种扭曲发展在汽车工业表现明显：尽管国产车年产量突破150万辆，但85%采用法国标致1970年代技术，油耗比全球平均水平高42%。而Setad基金会控制的加密石油贸易，虽在2023年实现对华出口900万桶原油，却造成国内汽油供应短缺，引发全国性抗议。
外交遗产同样充满悖论。哈梅内伊推行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政策，在2024年演变为“向东看”战略——与中俄贸易额占比从2015年的28%提升至2024年的63%，但关键技术进口仍依赖欧洲企业。在核问题上，他既允许重启2015年协议框架谈判，又在2023年批准安装600台IR-6离心机，这种“谈判与威慑并行”策略使伊朗核计划始终游走于红线边缘。对于国内反对声浪，哈梅内伊的应对方式成为制度性样本：2022年头巾抗议期间，安全部队使用面部识别技术逮捕1.2万人，其中83%的判决依据来自宗教法庭对地球腐败罪的扩大解释。
这位塑造现代伊朗命运近四十年的领袖，留下的遗产如同硬币两面，他维护了国家主权与宗教体制，却让数百万青年在封锁与镇压中失去希望；他打造出中东最具威慑力的军事自主体系，却因核僵局让经济深陷泥潭。当2024年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葬礼上哈梅内伊以地区保护者姿态接受拥戴时，德黑兰街头仍回响着“去宗教化”的抗议呼声——这种撕裂，正是双面伊朗最真实的写照。
事实上，哈梅内伊36年的统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观察权力边界的独特样本。历史的镜鉴始终清晰。1979年宪法设计的教法学家监护体制，本意是防止世俗权力腐化，却在实践中异化为不受制约的超级权威。当2025年专家会议启动继任者遴选程序时，伊朗民众更关注的面包价格已同比上涨58%——这个数字或许比任何意识形态争论都更直白地诉说着人类最朴素的共同追求：在尊严与安全中，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89年修订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议会. 德黑兰：伊朗议会官网
【2】《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纽约：联合国条约库
【3】《伊朗总统选举法实施细则》伊朗内政部. 德黑兰：内政部档案
【4】《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附件. 纽约：联合国官网
【5】《全球清廉指数2022》透明国际. 柏林：透明国际官网
【6】《霍梅尼政治著作集》鲁霍拉·霍梅尼. 库姆：伊斯兰文化传播组织
【7】《伊朗国家统计局年度报告》伊朗国家统计局. 德黑兰：SCI官网
【8】《伊朗中央银行外汇管理政策》伊朗央行. 德黑兰：CBI官网
【9】《以色列国防军2020年苏莱曼尼事件行动报告》以色列国防军. 特拉维夫：IDF官网
【10】《世界银行伊朗经济监测报告》世界银行. 华盛顿：世界银行官网
【1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伊朗人类发展报告》UNDP. 纽约：UNDP官网
【12】《伊朗 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英）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著；赵乙深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3】《Setad基金会2019-2020年度审计报告》Setad执行总部. 德黑兰：Setad官网
【14】《伊朗-中国能源贸易协议（2023）》. 中国商务部. 北京：商务部官网
【15】《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评估（中东区域）》.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纽约：UN ESC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