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3年间，河南省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水旱蝗汤＂四重灾难，其中＂汤灾＂的罪魁祸首便是时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汤恩伯。作为一位军阀，汤恩伯在河南民众饿殍遍野之际，不仅大肆扩充军队、抢劫粮食、强迫百姓，更借机经商牟利、大兴土木。其部下副官处长葛天在回忆录中揭露了这段黑暗历史：汤恩伯通过设立庞大的军事机构、强征民粮、非法经商等手段，给河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在1944年中原会战中，汤恩伯部队在日军面前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其恶行也遭到了103位国民参政员的联名控诉。

1939年春天，河南大地上迎来了一位新的军事长官。汤恩伯带着第十三军和第八十五军进驻河南，开始了他作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统治生涯。

权力的味道总是令人迷醉，汤恩伯对手中的军队数量始终不满足。1940年4月，当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扎在湖北枣阳时，他召见了自己的心腹副官葛天，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

汤恩伯向葛天下达了明确指令：前往重庆担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处长，以＂防止新四军进攻＂为由，想方设法扩充部队。他特别叮嘱葛天要利用浙江同乡和军校同学的关系网络，不惜重金拉拢相关部门的关键人物。

葛天抵达重庆后立即开始行动，散布谣言称桐柏山区新四军借抗日之名不断扩充并袭击汤部。他积极拉拢国民政府军政部和军令部的官员，以金钱和官位为诱饵，打通关节。

这种不择手段的运作很快见效，汤恩伯的部队规模逐年扩大。相继成立了第二十九军、第十二军、暂编第九军、第七十八军、暂编第一军等正规部队，还有二十多个由地方武装拼凑而成的挺进纵队。

到1944年中原会战前，汤恩伯的势力已经膨胀到指挥四个集团军的规模。他的麾下有何柱国的第十五集团军、陈大庆的第十九集团军、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和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

不满足于军事指挥权，汤恩伯还设立了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边区总司令部、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等机构。他甚至成立了物资管理处、鼎泰庄等经济实体，将触角伸向了民间商业领域。

这支庞大的军队和错综复杂的机构系统，不仅在抗战中表现不力，更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大量冗员需要当地百姓供养，机构越多，对人民的压榨就越重。

汤恩伯的这种扩张之路，完全背离了抗日救国的初衷。他的部队不仅在日军进攻时一败涂地，还将主要精力用在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上，成为压在河南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河南的天空在1942年变得格外阴沉，汤恩伯的军队如同一群饥饿的蝗虫般席卷这片土地。这支庞大的军队编制，在短短几年间迅速膨胀，成为盘剥百姓的巨大机器。

汤恩伯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军政体系，从正规军到地方武装，从政治机构到经济实体。这些机构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实则成为了压榨民脂民膏的工具。

对于各级部队和机构的供给问题，国民政府原本规定正规部队由河南省政府统一拨发粮食，游击部队则由汤恩伯自行筹措。然而随着部队数量激增，这种制度很快就被打破。

起初，汤恩伯令第三十一分监部分监李金铭负责粮食征集工作，通过正常渠道向地方政府调拨。但随着部队规模扩大，他开始指定特定部队到各地区＂征集＂粮食。

这种所谓的＂征集＂，实质上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当地百姓对此痛恨不已，一首流传在河南民间的歌谣道出了百姓的无奈：＂麦子黄，泪汪汪，国民党军队来一扫光。＂

以第八十九师为例，据师长金式透露，仅他一个师每月就能多余粮食七八万斤。这个数字还是按每师空额1500名的保守估计，而军部控制的粮食数量则更为惊人。

如果按照30个师的规模计算，汤恩伯集团的师长们每月掌控的多余粮食就高达200多万斤。这些粮食本应是百姓的口粮，却成了军队中上层的牟利工具。

在河南遭遇严重灾荒的年份里，饥民遍野，尸横遍地。可汤恩伯的部队依然在疯狂掠夺，甚至囤积粮食等待高价出售。

汤恩伯本人的贪婪程度更是令人瞠目。仅从兵站总监杨政民处就取走价值4万多硬币的款项，用于在南京购置豪宅。这些钱财都是通过盘剥河南百姓得来的血汗钱。

这支军队不仅没有尽到保卫人民的职责，反而成为了吸血的寄生虫。他们在河南设立的每一个机构，都成为了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座大山。

到了1944年，汤恩伯的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面对日军的进攻，这些靠掠夺度日的部队毫无斗志，只会仓皇逃窜，将百姓置于危险之中。

汤恩伯在军事扩张之外，还开辟了另一条敛财的道路：投身商业。他以军队为靠山，在河南各地设立商号，垄断贸易，攫取暴利。

1942年，河南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商业组织——鲎泰庄。这家表面上的商号背后，是汤恩伯设立的一个巨大经济网络，专门经营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

汤恩伯深谙商战之道，他让心腹王光复担任鲎泰庄总经理，在开封、郑州等重要城市设立分号。军队的威慑力让鲎泰庄迅速垄断了当地的粮食和棉花贸易。

为了进一步控制市场，汤恩伯还成立了物资管理处。这个机构名为管理物资，实则垄断了河南境内所有重要物资的流通渠道。

当地商人被迫以低价将货物卖给鲎泰庄，而后由鲎泰庄高价转售牟利。任何试图绕过鲎泰庄做生意的商人，都会遭到军队的打压和迫害。

更令人愤慨的是，汤恩伯还发行了一种名为＂信用票＂的货币。这种票据在河南境内强制流通，老百姓不得不接受，而兑换时却常常无法兑现。

鲎泰庄利用这种信用票大肆收购物资，待物价上涨后再高价抛售。这种手段让百姓不仅失去了粮食，连仅有的现金也变成了一堆废纸。

汤恩伯的商业帝国还延伸到了运输业。他控制了河南境内的主要运输线路，任何货物要想通过都必须缴纳高额的＂过路费＂。

军队则成为了这个商业帝国的保护伞，替鲎泰庄清除竞争对手，强迫商人就范。那些不愿合作的商人，轻则被没收货物，重则遭到军事威胁。

在汤恩伯的经营下，河南的经济秩序完全被打乱。正常的商业活动无法进行，市场物价飞涨，百姓生活陷入困境。

统计数据显示，仅1943年一年，鲎泰庄就从粮食和棉花贸易中获利数百万元。这笔巨额利润全都来自于对河南百姓的盘剥。

这种军商一体的盘剥模式，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让河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沦为饥民，有的甚至不得不逃往外省谋生。

汤恩伯的商业帝国持续扩张，直到1944年中原会战失利。但即便在溃败之时，他的部下们仍在忙着转移商业利润，对抗战和民生毫不关心。

1944年中原会战的战火，将汤恩伯苦心经营的帝国彻底击碎。这场战役中，汤恩伯指挥的四个集团军在日军面前溃不成军，十余万部队一触即溃。

日军仅用了两天时间就突破了汤恩伯的防线，占领了许昌、漯河等重要城市。面对这种局面，汤恩伯不顾军令，率先撤离指挥部，丢下部队独自逃命。

他的部下纷纷效仿，各级军官争相逃跑，士兵们成群结队地投降。一支庞大的军队就这样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连基本的抵抗都没有进行。

逃跑途中，这些军官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转移他们积累的财富。汤恩伯的亲信们忙着将鲎泰庄的现金和物资装车南运，根本不顾及沿途百姓的安危。

中原会战的惨败引起了全国震动，103位国民参政员联名向国民政府控告汤恩伯的罪行。这份长达数万字的控告书，详细列举了汤恩伯在河南为非作歹的累累罪状。

控告书中提到，汤恩伯在河南的统治，造成了比日军侵略更严重的灾难。仅1943年一年，就有数十万河南百姓因饥饿和疾病死亡，而汤恩伯的部队却在囤积和倒卖粮食。

参政员们在控告书中揭露，汤恩伯利用军权大肆敛财，设立商号垄断贸易，发行信用票欺骗百姓，强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他的部队不仅不抗日，反而成为了祸害百姓的工具。

面对这些指控，汤恩伯开始四处走动，企图通过行贿和请托来摆脱罪责。他利用在重庆积累的关系网，试图淡化自己的罪行。

但这一次，民意沸腾，舆论哗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汤恩伯的恶行，连一向保守的《中央日报》也发表社论，要求严惩汤恩伯。

1944年底，国民政府不得不对汤恩伯采取行动。他被解除了所有军职，其部下也遭到清算。鲎泰庄等经济实体被查封，大量赃款被追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