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的国际战略实现重大调整，外交工作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毛泽东主导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是这个时期改变国际战略格局的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对中国此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此后，两国政府继续就建交问题举行会谈。但由于国际因素和各自国内因素的影响，谈判花了将近7年时间。但是，两国在1973年互设联络处，双方的贸易关系、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在几年间有较大发展。两国结束长期的敌对状态，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外交上作出两个重大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两件事都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实现的。这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的决策与尼克松“朝圣”的实现
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美籍华人徐中约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中提到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时写道：“一些亚洲人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皇帝是从不离开本国的；只有藩属国的国王和使臣前往中国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松的访问将给予中国一种新的尊严感，同时也使它获得大国的地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其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欢迎的客人。”
徐中约的“朝圣”之说，并非凭空捏造，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确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例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驻美“大使”沈剑虹认为，尼克松根本不该前往中国。他不理解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时，为什么要如此卑躬屈膝，好像是在向皇帝磕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尼克松下飞机后，“随着摄像机镜头的转换，尼克松单独一人走过长长的仪仗队，他略微向后看了一眼，周恩来在其右侧后方紧紧相随，示意继续向前。在过去数千年间，数百位外国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步履艰难走过数英里全副武装的中国仪仗队，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拜见中国的皇帝。而2月21日片刻的阅兵式就好比美利坚总统的纳贡之路，以示对中国‘宫廷’的尊重。”费正清的这部回忆录，得到了基辛格、史景迁、余英时等政界史学界名人的一致推荐。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本人回忆在周恩来通知他，毛泽东要见尼克松时，感到：“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
中美关系解冻之路长达20多年。其间，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敌视、蔑视到重视，直到有求于新中国的过程。在这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中，不乏有“触目惊心”的时候。
毛泽东拍板决策的“两弹一星”工程，是中美关系转折中最关键的一环。
◆1972年2月，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1990年，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的《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出版。作者利用大量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资料和各国文献，首开对冷战时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系统梳理。该书指出，“朝鲜战争的结果从根本上转变了全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使美国及其盟友陷入僵局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敬畏、且立足于世界的独立力量。苏联的援助和支持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但是，美国国务卿（1953年—1959年）却顽固宣称新中国是“过渡政府”，是“过眼烟云”。随着新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1960年发现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的时候，美国政府才意识到新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事件很可能是中国人的核武器试爆。”在美苏联手阻止中国核武器发展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明白，“唯有武力，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才有可能有机会在实际上‘阻止’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由于当时美英法等西方阵营实际是一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另一家，中国，还有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又是一家。中国成为核大国，就在实质上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企图控制国际局势的妄想。张少书在书中提到了肯尼迪政府曾经认真考虑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但张的说法当即遭到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官员的反驳，说，当时肯尼迪政府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而已。199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到期解密，证实1964年之前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而且变成了具体的实施方案。美国几家有影响的大报，相继发表文章报道了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内幕。这些档案显示，从1960年初开始，美国先后与苏联和国民党台湾当局商谈，联手阻止中国核试验。特别是1964年，从1964年4月到9月17日，包括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都数次探讨了具体实施方案。经过反复考虑，1964年10月，美国给台北发了一份电报声称，由于“美国大选在这个月内进行”，轰炸罗布泊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这样，美国的打击行动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1964年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请示报告，提出原子弹爆炸的三种方案：第一，“今年爆炸”；第二，“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第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拍板决定：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试。这个决定，使美国阻止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企图化为泡影。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军情五处保存的英美领导人之间的绝密信件披露，后来美国方面还试图用对中国核打击手段，恐吓阻止中国进行氢弹试验，进而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此方案同样在毛泽东“氢弹也要快”的决策面前化为泡影。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从美国解密档案中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战争计划，确实触目惊心：如果不是碰巧美国大选，如果苏联默许美国的试探，如果蒋介石擅自进攻而把美国拖下水，如果……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袭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万一发生，其后果则是难以预料！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后，使其焦头烂额。张少书写道：“政府既不敢赢、也不敢输的越南战争使美国变得衰弱了，也使其受到孤立。”“对中国的态度最激进和有预兆的转变是来自尼克松。”尼克松1969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后，向来以“冷战斗士”著称的他改变了20多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并且急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个改变主要是由三大因素决定：首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先后爆炸成功，给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对中国奉行的遏制、孤立政策即将走向尽头；其次，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来同苏联相抗衡；第三，借助中国影响，尽可能快地从越南战争脱身。1983年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谈到关于美国技术转让问题的时候，舒尔茨说某些高端技术，中国靠自力更生办不到。“邓小平驳斥道：‘原子弹、氢弹算得上尖端吧？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一直对中国搞封锁。但是，我们不都一一通过独立钻研、自力更生，办到了吗？’”（邓小平与外国首脑会谈录编辑组：《邓小平与外国首脑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2月第41页）
◆《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
2017年1月，被《纽约时报》称为“第一本关于中美建交的史料翔实的著作”的加拿大知名历史学家玛格雷特·麦克米兰所著的《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的中文版面世。该书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描述相当细致入微。书中写道，当周恩来告诉基辛格毛泽东要见他们的时候，“这则消息令人雀跃无比，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松了一口气”。会晤时，“谈到一半，毛泽东突然伸出手来，握起尼克松的手约一分钟，尼克松满心愉快。‘这是动人的时刻。’尼克松在日记里写道。”“尼克松以恭维毛泽东的好学，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文章、诗作的推崇。”“为了眼前这一刻，尼克松可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他使出浑身解数也要讨论中、美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话题，但毛泽东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尼克松又有意把话题引向朝鲜半岛、越南、台湾等左右中美关系的议题，毛泽东则给了软钉子。”“会谈结束前，尼克松又赶紧讲几句感性的话，希望毛泽东知道，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而且不仅如此。‘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从不说些做不到的事，而且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回程时尼克松告诉白宫幕僚，毛泽东这个人‘对战略概念有伟大的远见’。基辛格甚至更为真情流露，毛泽东是人群中的巨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尼克松当日发表声明：“我对于他不仅对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我最后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
邓小平破解谈判僵局美国刮起“邓旋风”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引起轰动，当时美国舆论称，美国刮起了“邓旋风”。
在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进程缓慢。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前期也举棋不定。1977年7月，卡特在力图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一份备忘录上的批语中写道：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要谨慎，我们“不要像尼克松、基辛格那样去舔他们的屁股，而要小心避免与国内支持我们的力量对立起来”。仅此一点即可看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并不平坦。
◆1979年1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图为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阳台上。
傅高义（1930—2020），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2011年，他花费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一书出版。2013年该书中文版在国内正式发行。中国网站《共产党员》发布的“专访《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傅高义写道，邓小平1977年7月恢复工作以后，“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看作重中之重”，“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
早在1975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指出：“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就谈到中美两国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二十三年的隔绝中，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两国人民总是希望友好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77页。以下简称《年谱上》）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这次接待福特访华，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邓小平具体负责下，取得了积极的、重要的成果。美方接受了中国坚持的条件：按“日本方式”即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还就共同对付北方的社会帝国主义达成了口头协议。（参见《年谱上》134—135页）
当时卡特总统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在处理对华政策方面，主要倚仗国务卿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加快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后者比前者积极。值得一提的是，在卡特举棋不定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1977年5月，他任命刚退休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伍德科克出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年轻时从斯诺报道中国的作品中了解了中国，并且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他是美国国内最早出来支持尼克松访华的各界人士之一。7月中旬，伍德科克正式走马上任。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万斯一行。本来对万斯来访抱有很高期待的邓小平，在谈话中发现万斯却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傅高义写道：“邓小平仍想在对美关系上取得进展，因此他又开始尝试其他途径。邓小平认为万斯不是一个好的谈判对象，因此他力求让白宫参与谈判，由布热津斯基做他的谈判对手。他还直接诉诸美国的媒体和国会，为关系正常化寻求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把注意力集中指向台湾问题。”
布热津斯基之所以要积极推进中美建交，主要是出自于他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攻势的高度警惕。他认为，这将使得美苏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危险。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不能很好地利用美国在美苏中这个三角关系中相对有利的地位。卡特显然也不能对第三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态安之若素。在布热津斯基的影响下，卡特对苏联的扩张逐渐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他把眼光转向中国：“中国有能力不动声色左右某些与我们很难与之打交道的第三世界国家。”与此同时，伍德科克对万斯的访华和卡特政府在对华关系正常化的举棋不定深感不满。他1978年1月31日回美国休假，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过去对华政策一直是以台湾代表全中国，“显然是荒谬可笑的”。2月7日，伍德科克到白宫见卡特时，卡特对他的演讲表示赞许。5月17日，卡特终于批准布热津斯基访华。卡特还特地告诉布热津斯基，他已经下决心使美中关系尽快实现正常化。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布热津斯基。在会见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邓小平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指出：“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客人强调：“在贸易问题上，对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和没有正常化的国家，我们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在经济、科技、商业交往方面，同样条件，我们要优先考虑同我们建交的国家。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你们政府也受约束，而且相互取得优惠地位来解决问题的条件就差一些。过去我们打算从美国引进一千万次电子计算机，美国商人、公司都同意卖，而且很热心，但美国政府不批准。后来，我们向日本引进一百万次电子计算机，其中有美国的技术，美国政府不同意，也没有达成交易。我们从欧洲引进某种技术的时候也遇到这些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我们自己很快就要搞出来了。”（《年谱上》第313—314页）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向美国学习。195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时说，“大跃进”的教训是“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第556—567页）1959年6月11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68页）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阅读一份关于畜牧业的材料后写信给吴冷西，信中写道：“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426—427页）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老朋友斯诺谈话时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36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从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对美外交思想的理解是全面的，准确的。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农业机械化等问题的汇报时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27页）
1978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和作为美国政府代表的伍德科克就中美建交谈判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邓小平一直关注着黄华与伍德科克的谈判（7月5日、7月14日、8月11日、9月15日和11月2日）以及黄华生病期间韩念龙与伍德科克的谈判（12月4日）。12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亲自和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13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示：基本同意美方起草的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伍德科克告知邓小平，为了避免国会中的争议，美国准备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在条约到期前一年通知对方终止条约。邓小平问：这就是说，在一年里条约仍然有效。那么美国是否同意，在这一年里在对台军售方面不向台湾作出“新的承诺”？已经达成交易的武器仍可继续交付，但不能再有新的交易。他要求，对台军售就此终止。伍德科克答应把邓小平的要求向华盛顿汇报。伍德科克在给国内的会谈报告中称，此前他已经向中方代表韩念龙和章文晋清楚地阐述了美方的立场：只在条约的终止过渡期的1979年内不向台湾出售防卫武器军事设备，而中方似乎理解为1979年以后美方也不再恢复对台军售。布热津斯基收到报告后，一方面约见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希望中美双方从大局着眼，克服这一难题。同时，他又急电伍德科克，要求迅速约见邓小平会谈军售问题，说明台湾是否有权从美国购买军事设备将会是美国国会、美国民众以及美国的同盟国所极为关心的问题，强调在1979年之内不会再出现新的武器出售行为，但1979年12月31日之后台湾仍有权从美国购买军事设备。
12月15日下午，邓小平和伍德科克进行了关键性的会谈。当伍德科克说明来意后，邓小平怒不可遏，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坚决反对，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说完后，伍德科克说了一大段话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我明白如果军售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将全面反对。但我们只能给出下面的保证：我们的接触将是最为小心谨慎的。我还认为需要指出的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对台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整整有一年时间将没有新的武器销售，在这期间我相信中国统一将会取得巨大进步，我是这么看的。作为一个相信正常化非常符合我们利益的人来说，我认为采取步骤迈向正常化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不久后我们就能建立起适当的关系。”“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我们关系正常化，政治气氛将会根本改变，就更适合解决这一问题”，等等。此后，伍德科克一直是中国的朋友。
据《年谱上》记载：十五日下午，听取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十六日，中国和美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强调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见该书第452—453页）
关于这个过程，傅高义写道：“邓小平本人在11月5日后一直在东南亚访问，14日回国后又立刻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成为了中国的头号领导人。”“11月25日后，邓的政策起了主导作用。”“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邓小平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苏联从南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伍德科克说，头等大事是完成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好’。话音一落，僵局随之冰释。”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傅高义写道：“1979年2月结束访美时，邓小平对他的译员施燕华说，通过这次访问，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出访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完成一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向日本和美国进一步敞开国门。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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