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3日，毛主席在回复中原局请示电文时，曾一度焦虑到茶饭不思。尽管他在措辞用句上已很是克制，但着重强调“生存”和“团结”这样的字眼，也足以看出当时形势的危急。

若非万不得已，主席绝不会如此压抑自己的情绪。

他万万没有想到，6万多人的部队被敌人30万大军围困在方圆不足二百里的狭小地域上，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此时中原局居然还在犹犹豫豫，争论不休，毫无半点主见与魄力，三番两次来电请示要不要突围？向哪个方向突围？

指挥优柔寡断，只会靠请示打仗，这是兵家大忌。毛主席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当年皖南事变的教训，在中原又重蹈覆辙。

名将云集的中原军区，为何形同一盘散沙，屡屡在关键的决策时刻犯迷糊？又是怎么样的判断失误，让形势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其实早在国共和谈阶段，毛主席就对全国局势有过精准的判断，他认为解放战争正式打响之前，其他解放区可能会争取到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否则无法生存。

中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处于蒋军统治的心脏地带，四面被围，一旦开战，不说进退无路，军事压力巨大，单说交通一旦被封锁，粮食就运不进来，根本不用打仗，部队就会被饿死、困死。

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中原守不住，也不该守。但从全国形势来看，要实现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南方就必须留下几支精锐力量，以牵制蒋军主力，拖延其北进时间。

而毛主席当时的选择，一个是华中的粟裕，另一个就是中原的李先念。

粟裕不用多说，率领红十军团800残部从怀玉山突围，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又带出了在抗日战场上最能打的新四军1师，实打实的军事天才。

而李先念则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河西之战时临危受命，带着400人翻越天险祁连山，47天走了740公里的冰雪山路，保存下西路军最后的骨血，于中国革命是立有大功的。

此二人，都是毛主席心中能够创造军事奇迹的黑马角色。

粟裕和李先念，是同时接到的任务，但之后两人做出的决断，却截然不同。

粟裕的决心很坚定，第一时间就率领苏浙军区的部队主动出击，痛击周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广泛收复县城，积攒实力。同时又参与组建华中军区，大搞练兵，为之后的战争做好了充足准备。

此外，他还敢于“范言直谏”，接连向华中局，向毛主席提出建议：

第一、 针对四面被围、地形不利的战场态势，主动提出要率主力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第二、 在接到抽调主力北上支援山东、华北的任务后，据理力争，认为部队可以抽调，但不应打乱建制，这样对战斗力的损害太大。

从一开始，粟裕就对和平不抱有任何幻想，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他敢打，敢讲，只要能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他就愿意冒风险。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粟裕超前的战略意识，以及主动转移、保留部队建制的做法，就不可能有后来苏中首战，七战七捷的“神仙仗”。

对比起在战场上掌握充分主动的粟裕，主持中原军事的李先念，表现却显得有些沉寂。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的新四军5师在执行任务方面，基本上是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不但缺乏主动性，而且执行力大打折扣。

首先是在接受日军投降方面，因为部队过于分散，又遭到蒋军掣肘，行动过于缓慢，效果很不好，俘虏和武器都没有接收到多少，局面无法打开。

其次在发现蒋军有四面合围的迹象后，缺乏自我判断，一味听从上级指示，导致周围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都被抢占，经济粮食被全面封锁，部队补给陷入绝境。

中原困局，纵然主因在于客观环境所限，但作为军事上的一把手，李先念在整个过程中，都并未展现出釜底抽薪的魄力，以至于处处失了先机。

一向以果断著称的李先念，为何会在关键时刻犯糊涂？

说到底，李先念的无奈，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根本做不了主，他在中原，本就属于赶鸭子上架。

当初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因为只争取到三个师的编制，所以干部普遍是官降三级，但到李先念这里却翻了番，就因为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是西路军回来的，所以直接官降六级，由军政委降到营长。

幸运的是，毛主席一次问起他的近况，听到李先念只被安排担任营长时，非常诧异，特意把他找来询问情况，并最终亲自点将，将其升任旅级干部，调往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参谋长。

高敬亭是李先念的老搭档，第四支队又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留守鄂豫皖苏区的老部队，李先念重回中原故地，也算是如鱼得水。

1939年初，他又奉命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边区，并会合当地零散部队，扩军整编，最终组建新四军5师。

但随着部队的壮大，李先念也遇到了麻烦。一方面，自高敬亭牺牲后，他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心骨，在指挥作战上独木难支。另一方面，毛主席接连给他派来的3位帮手，虽然各个都是大人物，但和李先念却并非完全适配，甚至是适得其反。

这第一位，就是担任5师政委的郑位三。

此人知识分子出身，1925年就参加了革命，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跟随红25军留守鄂豫皖，在根据地威望很高，人称“位老”。

郑位三到五师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五师发展太快，内部成分复杂，需要进行整肃，也正因如此，郑位三的话语权很高，小字辈的李先念在他面前，难免会畏手畏脚。

解放战争打响前，郑位三曾提议要将中原地区的部队都集中起来，进行统一领导，毛主席同意，并决定让徐向前过来主持大局，徐未到之前，由郑位三代理书记。不过因为种种因素，徐向前最终未能成行，所以中原地区的一把手，实际上就是郑位三。

除了老资格的郑位三之外，另外两位和李先念分庭抗礼的人物，一个是王震，一个是王树声。

1945年10月，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以及王树声河南军区的部队，奉命转移至桐柏山区，与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会合。这一次三军会师，既是壮大中原军事力量的强强联合，也是形势窘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359旅从延安出发，原定是要去湘中建立根据地，但长途行军又脱离后方，面对蒋军围堵几乎天天作战，部队损失较大，只能调头返回中原。河南军区的部队同样如此，长期处于蒋军包围圈中，唯一办法也是和5师会合。

就这样，三大主力会师，部队合计6万左右，声势浩大。但问题也来了：三位司令，谁来当家作主？

若论资排辈，李先念该是第一个淘汰的人选。

王震是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功勋老将，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二、六军团政委，职务上一直压着李先念一级。王树声就更不用说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李先念都是他带出来的兵。

总而言之，中原四将里，李先念排第四，郑位三、王震、王树声，都要压他一头。

但毛主席最后的选择出人意料。

中原局建立后，以郑位三为书记，中原军区则以李先念为司令，郑位三为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王震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让李先念当军事上的一把手，毛主席有自己的考量：

第一、 三支部队，李先念的5师人数最多，占全军总数的三分之二。

第二、 在中原，李先念是主，二王是客，客随主便更有说服力。

第三、论综合能力，特别是组织协调能力，李先念要优于二王。

应该说，毛主席的救场很及时，且富有魄力，三位司令直接撤下两位，确立李先念的一元核心，这是明确要先稳住内部团结，再一致对外。

但即便有毛主席亲自站台，但李先念这个司令当的也并未逞心如意。

一方面，虽说王震、王树声都是老革命，一心为公，能服从毛主席的指示，听李先念的命令，但站在李先念的角度，三支部队虽然合编，但因为磨合时间太短，多数时候还是各自为战，根本捏不成一个拳头，他指挥全局顾虑太大。

另一方面，军事上李先念也撑不起整个濒危的中原战局。要说打仗，他木匠出身，没受过正经的科班训练，起步太晚，参军之初穿个大褂，连行军队列都搞不懂，虽说后来在战场上得到不少历练，但经验还是有所欠缺。

李先念需要一个军事上的帮手，然郑位三是政工干部；王震在南泥湾带队垦荒两年，搞后勤是一把好手，但久疏战场；王树声枪法超群，堪称勇猛之将，但要论独当一面的战绩，自长征之后，他都稍逊于李先念。

内部无法服众，外部敌情严峻，内忧外患之下，中原局势最终走向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正如毛主席所料，虽然国共仍处和谈阶段，但蒋军在中原的军事行动却变本加厉，中原军区被压缩在桐柏山区，处境非常微妙。

这个时期，摆在李先念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用几场漂亮仗来打开局面，策应华北、华东作战；二是保存自身实力，先将部队转移到安全地区，再做长远打算。

在存亡关头，李先念选择了前者。很快，中原军区发起了桐柏战役，但因为主力部队各自为战，缺乏配合，效果并不好，原本的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

无奈之下，李先念、郑位三只能联名电告毛主席，说：

“配合华北确为重要，但以莫大伤亡减员，再坚持时间，确有不利。”

仗没打好，地盘被极大压缩，基本失去了大踏步进退和与敌军周旋的余地，突围是唯一的出路。

但接下来，又出了问题。在毛主席同意突围后，中原军区内部反而陷入了争论不休的局面。关于向哪里突围的意见，各有各的主张。

首先在5师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李先念、郑位三舍不得根据地，一开始都不愿意走，但毛主席考虑到李先念目标太大，敌人就是冲他来的，他不走，根据地更难坚持，便要求李先念随主力行动，根据地只留下1万人坚守。

之后，关于主力是向淮北的新四军军部靠拢，还是北移几百里，和刘邓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合二为一，5师也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还没完。

王树声认为北上冀鲁豫要过几个渡口，难度太大，便建议先南下大别山，再向皖东转移。王震则认为359旅应该转移到新四军军部，然后去东北，和先前转移到那里的359旅刘转连、晏福生部会合。

好嘛，三支队伍，四个意见。会议开了多次，但议而不决。值此存亡时刻，李先念也不好乾坤独断，必须综合各方的意见，所以一拖再拖。

直到1946年1月1月，中原局召开高干会议，战略方针的问题才大概有了定论，可偏偏这个时候，国共停战令生效，中原军区一下回到原点，又去讨论是走是留的问题。

一些负责同志对和平仍抱有幻想，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又或是抱怨，说什么：

“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援军，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

就在这种消极的心态下，中原军区的行动陷入僵局，除了转移走部分老弱、妇女干部和伤员外，整体的突围计划毫无进展。直至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一切为时已晚。

这一次，毛主席直接下达指示，认为正常转移已不可能，一切立足于打与突围。中原军区紧张研究突围计划，又产生了争论。郑位三电告毛主席，说内部产生两个不同意见，一个主张是留在黄河以南，在鄂豫川陕甚至江南等地坚持斗争，另一个主张是大部转移华北，留游击队在鄂豫留守。

几天之后，因敌情紧急，中原局又发电，主动要求突围：

“我在万不得已时的突围行动，已愈困难，希望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的优柔寡断，让毛主席很是焦急，最终强硬回电，说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再请示，免延误时机。

毛主席在军事上向来推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有仗能打好，一切都可以事急从权，他欣赏粟裕，就是因为华中部队作战灵活机动，敢于冒险，能在险境之中主动求生存，而中原军区的战略方针却一改再改，白白错失了大好时机。

最终，中原军区主力分散突围，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所部虽都成功冲出包围圈，但损失都不小。反倒是留下来担任掩护和阻击任务的皮定均旅创下了最好战绩，这支部队走的是原来估计最困难的路线，却最先回到华中解放区，部队建制保存最为完好。

而之所以皮旅能够创造奇迹，就是因为这支部队有个坚强、团结的指挥班子，在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们不分散，不惊慌，全部干部战士攒成一个拳头，坚决的向一个方向突围。

直到1955年大授衔时，毛主席仍记得皮定均的功劳，提出要在他的军衔评定上再提一级，少将晋升中将。“皮有功，少晋中”，代表的不仅是皮定均个人的功勋，更是中原突围传承下来的经验与教训，这是军史上不该遗忘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