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2号那天，中南局的大领导之一，也是广西省委临时掌舵的陶铸，办公室里电话突然响得挺急。陶铸一把抓起话筒，那头传来了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那亲切又熟悉的声音。

今儿个叶剑英有点不对劲，平时脾气挺好的他，居然发火了，真是少见。

“陶书记，这是咋回事啊？有人拿着中南局的正式文件，把莫雄给带走了，他可是我亲自挑的干部呢！”

“这事儿真的吗？我得赶紧查查看！”陶铸连忙回应道。

“得赶紧救人，主席可是让我照顾好他，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咋跟主席交代啊！”叶剑英又强调道。

【莫雄是谁？为何被抓？他的被抓跟毛主席有何关联？】

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就在于这两个人。

有这么个人，叫杨永泰，他过去可是蒋介石身边最得力的谋士，大伙儿都叫他“现代诸葛”。

杨永泰，1880年在广东茂名的一个文化家庭出生，是北京政法专业学校的一名优秀毕业生。他打小心里就憋着股劲儿，梦想着能治理国家，让自己的名字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后来，他还真的被委以重任，在1920年左右，他先后做过护法军的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的一把手，还当上了广东省的省长。

可这与他心中的抱负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他心心念念的是成为“天子”身边的红人，位居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敬仰。

十年光阴匆匆过，他终于圆了梦。到了1931年，蒋介石听说了他的本事，连着三次上门邀请，想让他当军委会的秘书长。他觉得蒋介石特别赏识他，就满心感激地答应了。为了报答这份知遇之恩，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个好主意。这个主意，简单来说，就是两大方面。

一个道理是，“要想抵御外敌，先得把家里稳住”，不然的话，就算外面的威胁没了，自己的地盘也可能保不住，那可就亏大了。就像老话说的，“内不稳，何以御外”，否则外患解除了，自家江山却拱手让人，那可真是不划算啊。

在说打击共产党这事儿时，得守着一条规矩，那就是“军事上花三分力，政治上得使七分劲”。

杨永泰好奇地问蒋介石：“红军咋就这么快壮大起来了，从一点点小火苗变成了大火势？”蒋介石回答道：“还不是因为桂系军阀，加上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人在那捣乱，给红军腾出了发展空间。”

不对，关键是红军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这深得老百姓的心。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底层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社会上太多不公平的事儿。

蒋介石琢磨了一下，觉得这话挺有道理，就向对方问道：“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杨永泰提议：“咱们得学学共产党，对那些贪官污吏得严惩不贷，好好整治一下官场风气。还得多帮帮那些穷苦的老百姓，提高他们的日子质量，让贫富差距别那么大。再一个，得确保他们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

蒋介石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立马就在苏区周边开始行动起来。

在国民党那糟糕的统治时期，杨永泰想的那些办法，虽说没能全用上，但就算只是实施了一部分，效果也挺明显。苏区地盘小了不少，杨永泰也因此升了官，做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成了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的高手。

说到莫雄的另一位关联人物，那就是柳维垣了。这家伙是湖北黄陂人，出生于1892年。

柳维垣是从中央警官学校的高级研究班里出来的，他还参与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勤奋研读军事书籍，算是个学术型的人物。但话说回来，理想总是美好，现实却往往不尽人意。他就像一匹千里马，可惜一直没遇上能赏识他的伯乐，总感觉自己一身本事没处使。

到了1934年，四十多岁的柳维垣，还只是黄陂县的一把手。要是换做别人，可能早就满足了，但柳维垣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被埋没了，一身本事没处使。虽说心里不情愿，可他既没啥关系网，也不会那套送礼买官的勾当。要是就这么下去，他的后半辈子可能就得平平淡淡地过了。

柳维垣可不这么想，他觉得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早晚有一天，他能找到机会把自己的本事使出来。

1934年9月，好运总算砸到了柳维垣头上。月底那会儿，他收到了个消息，说蒋介石要在江西庐山的牯岭开最高军事会议，让他也去参加。柳维垣瞅见这通知，心里头那个乐啊，差点儿没蹦跶起来。

这么关键的军事会议，咋会叫上一个县长来参会呢？其实是因为黄陂靠近中央苏区，蒋介石为了剿共，连小人物的意见都不放过，想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所以柳维垣也被请去参加了这个高级别的会议。

这一下子，柳维垣的人生轨迹大大转折了，中国即将迎来历史的巨大变动。

柳维垣头一回碰上这么关键的会议，心里砰砰直跳，紧张得要命，连呼吸都小心翼翼，更别提站起来说话了。

不过，他被蒋介石的话给说服了。

大家都知道，咱们那次（说的就是第四次‘围剿’共产党）没打赢，现在聚在一起，主要就是聊聊这次哪儿没做好，还有接下来咱们该咋办。

蒋介石用他那锐利的眼神把会场扫了一圈，接着摆出一副虚心求教的姿态，真诚地讲道：“今天把大伙儿聚到一块儿，就是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有啥好主意尽管说，不管你是领导还是小兵，都可以放开来讲。”

蒋介石讲完话后，在场的国民党高层军官们一个接一个地开了腔。但蒋介石却没心思听，因为他们说的都是老一套，没啥新点子。

蒋介石听着听着，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紧绷着脸，一句话也没说。

时间一分一秒溜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却都没讲到关键处。台上的蒋介石渐渐不耐烦了，好几次都想站起来，但最后还是硬生生忍住了。

柳维垣坐在台下，眉头拧得紧紧的，心里嘀咕着：蒋介石身边怎么净是些不中用的家伙，这样能“剿共”成功才怪呢！实在是憋不住了。眼瞅着会议眼看就要收尾，柳维垣一咬牙，壮起胆子，把手高高举起：“让我说两句行不？”

柳维垣缓缓开口，尽力平复内心的波澜，声音低沉而缓慢：“在我看来，那所谓的针对‘赤匪’的第四次作战行动，并非只是执行有误，其根本或许就存在偏差。”此言一出，四周顿时陷入一片惊愕之中，众人无不为他捏紧了拳头，心中暗自嘀咕：这位年轻的县长，莫非是吃了豹子胆不成？要知道，这四次作战的计划可是经过层层审批、精心制定的，你这岂不是在暗指总裁的决策有误吗？

照蒋的行事风格看，柳维垣这小县令，八成得惹上大麻烦。一时间，会场里静悄悄的，气氛都绷紧了。

没想到的是，蒋介石非但没发火，反倒笑着夸道：“不错嘛，小伙子，挺有胆量的，继续说。”

蒋介石的态度给柳维垣吃了颗定心丸，他一下子思路开阔，说话也利索起来，滔滔不绝地分享起自己的见解。

我个人觉得，咱们这回应该试试“步步为营”的打法，就是先在外围建起防御工事，然后每往前推进一步，就在那儿立个堡垒。

而且啊，碉堡得建得密密麻麻的，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左到右，每个碉堡的火力都能互相配合，交叉着打，确保哪儿都照顾到，没有遗漏的地方……”

蒋介石一听柳维垣的讲话，立马来了劲头，心想这办法或许能行得通。

在场的官员们听了县长的话，都觉得挺有道理，心里头也直嘀咕，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儿，自己咋就没琢磨出来呢？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这办法太蠢了，成本又高，根本没法实施。”

柳维垣详细阐述道：“之所以如此乐观，是因为‘赤匪’的实际控制区域其实并不大，顶多也就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如果我们行动迅速，一年内完全有可能彻底消灭这股势力，从此除去这块心头大患。”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坚定的决心，声调也随之升高了几分。

柳维垣讲完话，蒋介石率先站了起来，使劲鼓掌，其他人也被带动，不由自主地跟着拍起手来。

按照柳维垣的想法，蒋介石身边的一位得力干将，也是保定军校的优秀毕业生陈诚，立马动手规划起了详细的战斗策略。

过了两天，会议又开始了，陈诚对着满屋子的军政大佬们，念起了他费了好大劲才弄出来的“铁桶方案”：

大家听好了，从今年10月中旬起，咱们要派出150万大军，还有270架战机、200门大炮和上千辆汽车，对那“匪区”来个多路进攻，四面围堵，用这新招儿把他们一网打尽。

战斗一打响，各部队每天得至少往前冲4公里，边走边拉铁丝网，除了大道，哪儿都不放过。陈诚信心满满，一脸狠劲儿地说：“照这么打下去，俩月之内，‘匪军’就得被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朱毛他们就是想跑也跑不了！”

最让人头疼的是，陈诚硬性规定，每个碉堡之间的距离得控制在100米以内，这样站在碉堡里头，连望远镜都不用，一眼就能瞅个清清楚楚。

陈诚讲完之后，轮到蒋介石来发言。他满脸自信地说：“目前咱们‘剿共’的大事基本上是稳操胜券了，希望大家都能动起来，给党国多立功劳，争取一次性搞定！”

国民党将领们听了之后，一个个都激动得不行，跟打了兴奋剂似的。他们搓着手，心里直痒痒，就盼着能赶紧上战场大展身手。

有个军官特别显眼，听完陈诚的讲话，他猛地吸了口凉气。虽然他也跟着大家使劲拍手，但眉头一直皱着，脸色凝重，心里头像是被什么紧紧揪住了。

这家伙，就是国民党在赣北地区的第四行署的专员，还兼着保安司令的职位，名叫莫雄。

莫雄，老家在广东英德，1891年出生。他以前上过讲武堂，军事上相当有本事。他还是同盟会的一员，从黄花岗起义开始，一路参与打破护国讨袁，再到东征、北伐，哪场战斗都没落下，算得上是国民党的老前辈了。

而且，蒋介石还曾被他救过一命呢。

1922年6月份，粤军的老大陈炯明，瞅准孙中山跑去广西打桂系军阀的时机，就在广州搞起了叛乱，直接跟孙中山对着干。

蒋介石是孙中山身边的重要将领，那时候他是大本营的参军，还兼任粤军第二军的总参谋长，就在大本营里待着。

陈一指挥，上万叛军就直奔大本营而来，蒋介石急得团团转，手里头算上文职人员也才千把人。实在没办法，他赶紧给在桂林大本营的孙中山发电报求救。孙中山一听，立刻派了自己的警卫莫雄前去帮忙解围。

莫雄丝毫不敢拖延，赶紧给滇军的杨希闵和桂军的刘震寰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派兵来帮忙。他自己呢，带着两个营的兵力，一路飞奔，冲在最前头，硬是把被蒋介石叛军重重包围的蒋介石给救了出来。蒋介石对此感激不尽，两人从此成了过命的交情。

那时候的小蒋，一身都是正气凛然，动不动就提“革命”，满嘴都是“爱国”，这让莫雄特别佩服。蒋介石比莫雄年长四岁，所以莫雄就直接叫他大哥。

但到了1925年，蒋介石的真面目就显露出来了。

廖仲恺这位国民财政的头头儿被暗杀后，蒋介石就开始装模作样查案，其实他是想把脏水往自己老上司、粤军一把手许崇智身上泼，硬是把许崇智给挤兑下台了。这么一来，蒋介石在国民党里可是跃居到了数一数二的位置。他这用完人就扔，权谋玩得一套一套的，手段之狠，让莫雄心里头那个凉啊。

莫雄，这位曾是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的中将师长，觉得志不同道不合，心里挺不是滋味，干脆就辞去了军中的职务，跑到澳门去过悠闲日子了。

1927年那会儿，蒋介石搞了个“四一二”的大变动，这事儿让莫雄彻底看清了他的庐山真面目。

1929年10月份，蒋桂大战打响，原本担任讨桂军右翼头一路大军头头的张发奎，突然间调转枪口跟蒋介石干上了，莫雄也跟着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两人因此彻底闹掰。

张发奎这人挺狡猾，但跟后起之秀蒋介石比起来，还是嫩了点。蒋介石很有一套，他拉拢了广东的另一位大佬陈济棠，联手把张发奎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到处躲闪。

张发奎跟蒋介石对着干没成功后，莫雄就去了上海。在那里，他碰巧遇到了以前的部下，原来的11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这次相遇，让他的生活走上了新的道路。

刘哑佛，老家在江西南昌，1893年在那儿出生。他是个老党员了，1925年悄悄入了党。你们知道吗？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记念刘和珍君》，里面那位烈士刘和珍，正是他的亲妹妹。

在广东军队那会儿，刘哑佛的身份是藏着掖着的，莫雄那时候是亲近蒋介石的，压根儿不知道刘哑佛是个共产党员。

现在的莫雄站到了反对蒋介石的一边，随后，刘哑佛也大大方方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莫雄因为打心底里佩服刘哑佛，也渐渐对共产党有了好感。通过刘哑佛的介绍，他认识了不少中共的地下党员，其中就有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项与年。

项与年了解到莫雄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后，就打算让他为我们党出一份力。

莫雄以前有过想加入共产党的念头，但周恩来觉得，就算他不是党员，也能为党出力。所以，莫雄就成了个没入党的中共秘密工作者。

想给共产党送情报，那就得在国民党里混个高官当当。可莫雄这家伙，早就不在军界露面了，他咋能再混进去呢？

琢磨来琢磨去，他脑海中浮现出广东老乡薛岳的身影。

薛岳年纪比莫雄小五岁，他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位得力助手。一开始，他也是从粤军里一步步历练出来的。对于上司莫雄，薛岳既了解又尊敬。

1933年的时候，薛岳已经坐上了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的位置，掌管着赣南那边的事儿。一瞅见莫雄来了，薛岳心里头那个高兴啊，二话不说就让他做了自己的得力助手。

没多久，莫雄在南昌碰巧又撞见了杨永泰。杨永泰也是地道的广东佬，以前还给孙中山当过财政厅的一把手，和莫雄那是老相识了。有了杨永泰的极力推荐，莫雄就被提拔为赣北第四行署的专员，还兼着“剿共”保安司令的职位。

莫雄以前确实跟蒋介石有过不对付，但因为他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所以蒋介石没往心里去之前的恩怨，还是大方地给了他一个任命书。

蒋介石压根儿没料到，他这一任命，却让“剿共”大业差点儿毁于一旦，最终还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丢失。

聊聊莫雄吧，当他得知陈诚那狠毒的计划，心里打定主意要把文件偷出去，不能让蒋介石的诡计得逞。

但“铁桶计划”可不是简单的一张纸，它其实是一大摞文件，加起来得有好几十万字呢。这里面不光讲了战略战术，还详细列出了各部队的排列顺序，以及各个地方兵力是怎么安排的。更厉害的是，连什么时候进攻、从哪条路进攻，还有作战的各种图表都一应俱全。

有人就问了，咱直接把计划的大概跟中央军委说一声，然后动手搞战略转移，不就行了吗？

要是就这么点事儿，军委肯定不会信，更不可能光听几句话就决定战略转移。再说了，要转移也得找个敌人兵力少的地方走。中央军委的领导们，得看了整个计划，才会下决心转移，还得根据敌人的兵力怎么安排，来定转移的路线。

牯岭的军事会议一完事儿，莫雄就赶紧回到了司令部，他把那套详细的“铁桶计划”文件，交给了刘哑佛。这时候啊，刘哑佛就在莫雄身边，莫雄给他安排了个差事，做赣北第四行署的专署主任秘书。

刘哑佛扭头就走，把手里的文件递给了项与年，他现在已经是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还是个地下党员。刘哑佛一脸严肃，跟项与年低声说了句：“这文件太重要了，就算搭上命，也得给送到瑞金去。”

项与年揣着文件，开着车一路往瑞金奔。他挂着司令部的名头，路上畅行无阻。可快到苏区那会儿，就不能再这么招摇了，不然哨卡那关肯定过不去。

项与年一咬牙，果断地抄起块石头，把自己的4颗门牙给砸了。没多久，他的脸就肿得跟个馒头似的，看着怪吓人的。

谁会想到这样一个人能成事？大家都当他是个傻瓜、疯子呢。结果，情报就这么顺顺利利地被带到了苏区。

那年5月份，李德就有了个想法，说“咱们的主力部队得准备冲出封锁线”。中共中央还把这个打算上报给了共产国际，想让他们点头。后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了军委的“三人小组”，开始忙活着转移前的各种准备事项。

8月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了个决定，打算在10月底，最晚不超过11月初，想办法突围出去。

以前，我们党从别的途径得知消息，敌人打算在11月初对苏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但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突然把计划提前了，党中央这边完全没料到。所以，中央军委立马决定，赶紧转移。

这会儿，蒋介石的那个计划还没动手呢。你想啊，要是稍微晚一点点，敌人就打过来了，那咱们可就完蛋了，想想都让人后怕，对吧？

因此，说莫雄对9万中央红军有救命之恩，真的一点也不为过。那一刻，毛主席深深记住了莫雄这个名字，心里一直惦记着他，还多次叮嘱在广东工作的叶剑英，务必找到莫雄，好好对待他。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莫雄在哪里？】

说起来，莫雄长期以来一直在给我党送情报，这事儿让薛岳起了疑心。薛岳一咬牙，打算把莫雄给解决了。好在莫雄提前听到了风声，二话不说，当晚就跑到香港躲了起来。

1949年10月，广州一解放，叶剑英费了好大劲，终于知道了他在哪儿，立马就派人带着他亲手写的信，去香港把他接了回来。过了一个月左右，叶剑英还让他当上了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

莫雄老家的亲人对他那段了不起的往事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他曾是国民党少将，还被认为是反革命，于是，家里就派人去北江想把他抓回来。

中央中南局的一些领导，当时并不清楚具体情况，就同意了他们的行动。时间回到1950年12月的一天中午，在广东英德县的体育场上，人们正聚集在一起开公审大会。会上大声宣布：“莫雄犯下重罪，判他死刑，马上就要执行！”

莫雄那个犯人，摇了摇头，啥也没说。他一点都没想为自己开脱，表现得特别冷静。

长做了个手势，几个警察就带着莫雄往刑场那边走。

就在这时候，一辆小车嗖的一下开了过来，从上面跳下个干部，冲着要执行的人大喊：“别动手了，停下！”一打听才知道，是陶铸派人来了。

之后，莫雄担任过广东省参事室的副主任，还有省政协副主席这些职位。

1980年，莫雄老人离世，走完了他89年的传奇人生。他的名字和事迹，会被历史牢牢铭记。这位曾经默默无闻的英雄，当年可是拯救了革命，还救了差不多9万红军战士的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