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别山问道——红色寻访》人民出版社

董必武一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曾有两次重大转变过程。

董必武早期经历的一些事件，如麻城宋埠教案、黄安抢谷风潮、黄州考场事件、衙门被打事件等，使他逐渐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黑暗，毅然摒弃仕途，同封建功名彻底决裂。1905年，董必武在文普通学堂读书时，住地附近有革命党人创办的日知会的阅读室，他经常到那里读书看报，在此结识了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逐渐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1907年，刘静庵在湖北策划反对清政府的起义时，因叛徒告密，被清廷抓捕后英勇牺牲。这件事给了董必武极大的震动，他认识到以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统治的前景，便毅然决然地走上孙中山开辟的革命道路，实现了从一个封建王朝的秀才向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毅然剪掉辫子，奔赴武昌参加革命，在湖北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并在此后近十年里，跟随孙中山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黎元洪在湖北对革命党人进行大肆屠杀，董必武被迫逃亡上海。

1914年1月，他得朋友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日本大学学习期间，孙中山流亡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董必武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准备返回湖北，联络当时驻守武昌南湖的炮兵团团长李愈友，在军队中策动反袁的军事行动。李愈友是董必武的同乡旧友，他完全赞成这次行动，但因布置不周，起事计划泄露，董必武因此先后两次遭逮捕入狱。袁世凯死后，董必武重新获得自由。他从家中直奔武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临别时，董必武抄给四叔一首当年写的诗，坦述了他坚定的革命胸怀：“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1919年2月，董必武受鄂西靖国军的委托，途经武汉赴上海，向孙中山及各方面申诉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在湖北利川被害一案，申诉无果。3月，湖北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旅沪同乡公推董必武、张国恩驻会主持会务。湖北善后公会的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这原是孙中山租用的一所宅院，后来孙中山搬到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另一处住宅，渔阳里的这所住宅便成为湖北在上海的国民党分子的活动场所，董必武、张国恩在此落脚办公。董必武的公务并不繁忙，对正在进行着的南北和谈也不感兴趣。

这时，五四运动爆发。5月7日，上海各界57个团体两万多人举行集会并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董必武与张国恩作为国民会议团体之一的代表，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同日，为促进家乡爱国运动的发展，董必武同张国恩以湖北善后公会的名义，向省内各民众团体发了一份通电，号召武汉各界投入这场爱国运动。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和其他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未在和约上签字。董必武欣喜地从中看到了普通民众行动起来以后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影响董必武一生的另一件有决定意义的事，是他在五四运动中找到了真正的救国救民真理——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遇到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比董必武小四岁。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结识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先生，并经常登门拜访，用更多的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末，李汉俊先董必武几个月从日本回到上海，客居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67号，那里是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与同乡、董必武的好友詹大悲为邻，陈独秀也住在渔阳里。由于志趣相投，李汉俊一时成了陈独秀寓所的常客。

1919年1月，李汉俊仿照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创办出版的《每周评论》，与戴季陶等创办《星期评论》。两刊一时成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董必武与张国恩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就在李汉俊、詹大悲住处马路的对面。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议论时局，讨论中国的出路。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刊物，成为渴求真理的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最感兴趣的读物，李汉俊也就自然成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

董必武经过李汉俊详细介绍，又反复研读十月革命的书籍，深深感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辛亥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完全不同。董必武认为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阶级革命，唤醒群众，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就是这样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点出发，实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转变，走上了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逐渐由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发展成为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

1920年8月，已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员的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约他们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刘伯垂受陈独秀的委托，带着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介绍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回武汉与董必武、包惠僧等商讨建党。不久，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在武昌抚院街97号开会，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实际上就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此后董必武在武汉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相继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此时的董必武既在思想上深刻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在行动上践行着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两名代表，一起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来源：人民出版社

编辑：李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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