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44年病逝,朱老总半月后才知消息,朱敏回忆:我父亲泪如雨下

漫步史书 2024-04-29 09:11:48

1944年2月15日,朱老总的母亲钟太夫人逝世,终年84岁。

不过在当时,朱家人在老祖母去世后,反复犹豫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朱老总,毕竟那时朱老总已经担任了八路军总指挥,正在前线抗战。

思来想去,一家人最终还是决定,瞒下这个消息。

一直到半个月后,朱老总的侄子朱理书才写信告诉三叔。

母亲的去世,给朱老总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尽管钟太夫人逝世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按照旧时传统的习惯来讲,算是喜丧,但朱老总在收到报丧信的那刻开始,仍然痛苦的不能自已,泪水夺眶而出。

时隔多年后,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文中,提到了当年父亲收到祖母去世时的的情形:

“爹爹忍不住的悲伤化成了两行清泪,大颗大颗地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滴在灰色军衣上,前襟留下了一片深色的水渍。”

朱老总的一生虽然无愧于革命,但不可避免的,对家人少了许多关心,上至父母一辈儿,下至子侄一辈儿,可为了革命胜利,他不得不选择这么做。

根据朱老总撰写的《回忆我的母亲》记载,钟太夫人一生有十三个子女,但因为家里穷,养活不起,所以只留下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

作为一个出生于旧时代的女性,钟太夫人兼具了一个女子最美好的优点。

据说钟太夫人年轻时生的高大,曾裹过脚但没成功,后来嫁人以后,便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劳碌一生,至晚年时反而成了习惯,一天不劳动便感觉不舒服。

据朱老总回忆母亲,就在生下他的前一刻,钟太夫人还在灶台上忙碌,自觉不对劲儿,回到里屋便生了下来,然后略作休息,就又回到了灶台上。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就在母亲去世前一年,朱老总还收到家里外甥写来的一封家书,上面写着:

“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母亲坚强的性格极大的影响了朱老总,使得他在后来参加革命以后,无论遇到何种的困难,他也能始终坚持向前。

从朱老总记事起,家里困窘的局面就没有改观过,特别是还时常受到地主的欺压。

朱老总家在四川是佃户,租种着地主的地,1895年,地主欺压佃户,要求涨地租,因为办不到,就在除夕当天,就要逼着全家人退租,迫不得已之下,朱老总一家也只好连夜分散。

即便是过了许多年,朱老总也依然对当年这件往事印象深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家里如何困难,朱老总的父母都没有丢下一个子女。

那时候,钟太夫人要下地操劳,实在是无暇顾及子女,只好把他们都丢在田地间,当时朱世莲夫妇(后来成为朱老总的养父母)没有孩子,嫂子刘氏经常提出要帮衬着照顾一两个,都被钟太夫人拒绝。

钟太夫人不愿意给嫂子添麻烦,所以也经常真心实意的劝说:

“你们还很年轻,一定会生的,何必那么着急呢?”

刘氏很感动,后来更是坚定了要帮衬的心思,也打动了钟太夫人,最终将朱老总过继过去。

后来抗战时期,朱老总每回给老家写家书,信中都要提及两位母亲的情况,并嘱托同乡以及友人帮忙照料。

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朱德慢慢长大。尽管他后来参军入伍,在旧军队中一度身居高位,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如其他旧军阀、军官那样沾染恶习,这都得益于母亲的教诲。

朱老总后来回忆自己读书时的经历时曾这样说过一段话:

“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不过,朱老总并没有如父母所期待的那样投身科举,而是参军入伍,成为一个军人。

1908年,朱老总从成都学成归来,在仪陇老家办高等小学,一年差不多也只有两三次能回家,然而当时新旧思想冲突的很厉害,朱老总受到了当地守旧乡绅的排挤,辞职回家。

也就是在家这段时间,成为后来朱老总陪伴父母最长的时间。

在家务农期间,朱老总随父亲挑粪上山,也不知道是山高坡陡的缘故,还是因为多年不干生疏了,朱老总上山过程中不小心跌了一跤,粪浇了自己一身,后来锄地的时候,总是锄到自己脚面上,后来是母亲钟太夫人手把手的教他,才让他又重新掌握了耕地的技术。

不久之后,朱老总收到了同学戴从龄的信,约他一起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老总在明知道家里会反对的情况下,下定决心要去。

在旧社会中,当兵并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因为过去一直就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然而对儿子的想法,钟太夫人却表示了足够的支持。

不仅如此,朱老总到云南后,钟太夫人还时常写信去问候。

史载:1909年初,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

据朱老总自己回忆,从1909年参军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只有在1919年时,曾短暂的将父母接出来(当时朱老总任滇军旅长),但是父母一辈子辛劳惯了,反而不愿意安歇下来,所以就又回了老家,结果在途中,父亲病逝,钟太夫人回到家以后,仍然一如既往的辛劳。

朱老总在滇军时,一度享有崇高的地位,事实上如果不是后来加入共产党,坚决参加革命,他完全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但他艰辛在中国濒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那一盏指路明灯,所以他的革命经历,无形之中就要坎坷许多。

特别是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朱老总参加了南昌起义,不久之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并逐渐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从那时起,朱老总同家里的联系基本就断了,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又取得了联系。

钟太夫人虽然有8个子女,但二子朱代凤于1905年病逝,长子朱代历,四子、五子朱代炳、朱代均又早早为国捐躯,所以家里只有最小的儿子朱代庄在身边。

在朱家,钟太夫人就是定海神针。

钟太夫人家虽然自己过的贫苦,但总是不忘记接济身边的穷苦人家,以至于总受到儿子朱代庄的埋怨,但钟太夫人却常说:

“做好事积德,多做善事有好报。”

也因为受到朱老总的影响,钟太夫人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平静。

1933年,国民党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部下属一个姓戴的连长驻扎仪陇期间,挖了朱老总家的祖坟,并且还迫害朱家子孙,直至后来红军来到仪陇后,境况才好了不少。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红军作战失利,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朱家子孙在仪陇的处境更加糟糕。

1935年,国民党军占领仪陇后,地方民团四处出动,残害红军家属,像朱老总这样的人家,自然是会被重点针对,朱家子孙被逼的改名换姓,逃离家乡,凄凉度日。

钟太夫人与儿子朱代庄几经幸苦逃到了泸州(据说是在地下党人掩护下),在朱老总好友戴与龄的掩护下,才侥幸生存下来。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朱老总才试探着给老家写了封信回去询问情况,然而得到情况后的他心里并不好过,因为在过去十年时间里,母亲吃了太多的苦。

朱老总那时很想回家去探望一下母亲,毕竟已经将近20年没见,但那时八路军就要开赴抗日前线,朱老总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因私废公。

思来想去,朱老总最初想给家里寄些钱回去,但一模口袋却是空空如也。

很难想象,一个统帅数万人马,堂堂八路军总指挥,参加革命多年,如今已经年近六旬的年纪,竟然身上掏不出钱来,没办法朱老总只好写信给自己的前妻陈玉珍求助:

“惟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

为何要给陈玉珍写信?

陈玉珍是朱老总第三任妻子,两人成婚于1917年,当时朱老总妻子肖菊芳生下孩子(即长子朱琦)后不久病逝,周围人都劝说朱老总再娶一个,经挚友孙炳文介绍,与他的外甥女陈玉珍结婚。

陈玉珍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陈芳洲在县城以升制白糖为业,当年朱老总动身赴德国留学,还是岳父陈芳洲变卖家产出资赞助的。

可朱老总那时并没有想到,因为同他的关系,陈玉珍的家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摧残。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陈玉珍的家产也被查抄,当时国民党当局甚至逼迫陈玉珍交出朱老总的亲属(朱德生母、养母及侄儿朱理书、朱尚书、外甥许名扬等),还是陈玉珍察觉不对劲,赶紧将他们送到城郊古永庵藏匿。

之后钟太夫人与儿子逃到了泸州,与陈玉珍也失去了联系。

也就是说,陈玉珍在收到朱老总的信后,她自己也有心无力。

没办法,朱老总只好又写信给挚友戴与龄,请他出面帮忙,戴与龄收到信后,及时关照了钟太夫人,这才让朱老总略感宽心。

从1937年开始,至1944年去世,钟太夫人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只是在1938年,朱老总养母刘氏去世,给老太太带去沉重打击。

两位老人至去世,都没能见到自己挂念一生的儿子。

这件事情后来成为朱老总一生最遗憾的事儿。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

钟太夫人事实上应该算无疾而终,毕竟年岁已经不轻,至去世时他还在灶台上忙碌,只是突然心有所感,认为不久后必然辞世,朱家子孙们忙着按照老太太的嘱咐,洗澡梳头,包寿帕、穿寿衣、蹬寿鞋。

整个过程间,钟太夫人一直在不断地说话,念叨着自己久未归家的儿子朱德。

钟太夫人去世后,丧仪安排还算是隆重,毕竟朱老总的名望摆在那里。只是钟太夫人去世前留有遗言,不葬入已经准备好的墓室,就葬在屋左侧的一棵大松树下,甚至要求儿孙们不要建墓碑、修坟头,钟太夫人担心自己去世后,会像朱家其他先人们那样,被国民党当局刨棺戮尸。

母亲的去世,对朱老总的打击极大,在极度伤心之下,他写了篇祭文《母亲的回忆》(后来改为回忆我的母亲),为了悼念母亲,朱老总连续四十九天没有刮胡子。

1944年4月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朱老总这篇祭文,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延安各界纷纷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要求表彰这位英雄母亲。

于是在4月10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牵头下,邀请延安社会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在延安杨家岭礼堂为钟太夫人举行追悼会,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人也前去参加大会,并送了挽联。

在追悼会现场,谢觉哉代读了朱老总的祭文《回忆我的母亲》。

钟太夫人一生虽然默默无闻,但其言其行却对朱老总一生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钟太夫人实在无愧于一个英雄母亲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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