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是一个多维概念，涉及到性别、城乡、收入等众多方面，即便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是面临着诸多挑战的。

而在建国伊始，关于教育平等的问题，毛主席便已经有了表态。他在1952年6月14日围绕干部子弟学校内划分等级的问题给周总理发去一封信函。

在信笺中他提出两点，一是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是干部子弟学校要统一待遇，不能分一二三等，要逐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对于毛主席的这一主张，周总理深表赞同。

毛主席之所以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和他经常阅读史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在1958年4月，毛主席视察湖北武汉游览东湖期间，毛主席问了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一个问题：“你知道曹操是怎么评价汉献帝的吗？”梅白回答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主席听后点点头，然后忧虑地说：“不错，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娇生惯养，吃不得苦。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是什么级别，这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对于这一问题，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主席其实在建国之前就已经想到了。为此他也严于克己，对儿子毛岸英和两个女儿要求非常高。

1946年毛岸英回国，毛主席一边同他谈心，关心他在苏联的生活，一边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补上“劳动大学”这门课程。于是毛岸英跟着劳模吴满友学习种地，在延安参加过土改，和底层的劳动者们打成一片。对于两个女儿，毛主席态度也是一样的，1947年部队因为缺少粮食，只能被迫吃难以下咽的黑豆，吃完嘴都是黑的。毛主席要求女儿也必须吃黑豆，不能挑食。

建国后，毛主席要求女儿不能“吃小灶”，要和大家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对此，李银桥不太认同，觉得应该多照顾一下，但毛主席摇摇头说：“她们比你们吃得苦少，能吃苦的人才有出息。”而且毛主席认为，大食堂的伙食其实比很多普通百姓家庭要好一些，即使吃大食堂，也不是吃苦。李敏和李讷考上北师大附中后，毛主席要求在家长一栏写上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名字，避免学校对他的女儿特殊关照。

尽管毛主席个人严于律己，但有一些干部并不认同，对孩子极度宠溺。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小学生费用负担明显过高，尤其是干部子弟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伙食和补贴上。

干部子弟学校待遇更好，补贴按照家长的革命资历，分为一二三等，普通学校就差很多。于是就有了开头毛主席写给周总理的那封信函，要求取消等级补贴，逐步取消干部子弟学校。

几年后，毛主席在1959年读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曾表示：“我很担心干部子弟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尽管干部子女中有一些人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才，但有报告指出：“大部分干部子女存在程度不同的骄傲情绪，优越感强，极个别的干部子弟生活嗦粉散漫，吃吃喝喝，学习不努力，成绩不及格。”尤其是1963年陈东平案（陈东平乃是开国上将陈再道的儿子，彼时就读于哈军工，但是表现极差还非法获得了特务机构的联系方式意图叛逃）发生后，毛主席更加重视该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毛主席，周总理也十分重视此事，尽管周总理一生没有子女，但他要求侄子侄女们必须和老百姓在一起，去当工人和农民，不要当官，周家子女也始终牢记总理的教诲。

刘少奇也认同该观点，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几十个城市发生了请愿事件后，刘少奇在会上表示：“不要脱离群众，防止新的贵族阶级产生。”

十大元帅里的刘伯承和罗荣桓，以及陈赓大将也反对设立此类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元帅曾直言：“自己办学校，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反映出等级思想,滋生特权思想，产生不必要的对比。相反在老百姓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群众生活，和贫苦大众的孩子交朋友，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老一代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值得后人崇敬。平等也应该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