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曾以1.8亿人口雄踞欧洲之首，然而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浪潮与内战浩劫后，苏联成立时人口锐减至1.4亿。

如今103年过去了，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人口也仅1.46亿，领土面积依旧达1709万平方公里。1922年中国人口1亿，2024年超14亿，增长了14倍。1923年美国人口1.07亿，2024年3.41亿，增长了3.1倍。

1914-1917年间，沙俄军队在加利西亚、东普鲁士等战役中累计损失超过900万人，其伤亡率高达参战人员的76%。

这种惨烈代价源于尼古拉二世政府对于"攻势崇拜"的执着——尽管德军机枪阵地与堑壕体系已证明静态防御的绝对优势，沙俄总参谋部仍坚持发动布鲁西洛夫攻势等大规模突击。

这种违背军事规律的决策，本质上是将政治威望寄托于领土得失的赌徒心理。

前线的灾难性溃败直接动摇了帝国根基：1916年圣彼得堡面粉储备仅能维持10天，铁路系统因优先保障军需而瘫痪，首都粮价在两年内暴涨800%。当士兵发现家人因饥饿暴动而遭哥萨克镇压时，军队忠诚度彻底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正是军事冒进政策引发社会系统崩溃的必然结果。

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在1917年6月发动的"克伦斯基攻势"，成为压垮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德军已在西线转入战略防御，美军30个师正跨越大西洋驰援协约国。

若采取弹性防御策略，俄罗斯完全可能依托广袤国土消耗德军锐气。但临时政府为争取国际承认，强令缺编40%的部队发起进攻，导致西南方面军三天内损失6万人。

这种政治短视为列宁创造了历史机遇。布尔什维克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纲领，精准捕捉到士兵"战壕厌战症"与农民"土地渴望症"的社会情绪。

当临时政府还在纠结是否继续履行对协约国的义务时，列宁已通过《和平法令》将80%的军队转化为革命武装。

这种政治智慧的差距，在冬宫被攻陷前的48小时内体现得淋漓尽致：守卫政府的士官生部队仅有137人，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却带着装甲列车驰援革命。

1918年3月签订的《布列斯特条约》表面保全了苏维埃政权，实则埋下更大隐患。条约不仅割让占帝国粮仓32%的乌克兰，更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50万捷克军团在横贯西伯利亚铁路时倒戈，邓尼金、高尔察克等将领在协约国支持下组建白军，全俄瞬间陷入多重内战漩涡。

数据显示，1918-1922年内战期间，战损与饥荒造成约1300万人口消失，超过一战总损失的3倍。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结构的断裂：200万技术官僚与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农业生产体系倒退至19世纪水平。这种创伤使苏联在1928年不得不以强制集体化重塑经济基础，为日后的乌克兰大饥荒埋下伏笔。

倘若沙皇政府1915年采纳尼古拉大公的"弹性防御计划"，依托第聂伯河建立纵深防线；或临时政府1917年采纳布鲁西洛夫将军的"有限战争"构想，将主力部署于彼得格勒周边实施机动防御，历史或将改写。德军东线指挥部档案显示，至1917年秋，德奥联军弹药储备仅能维持4个月攻势，而美军每月向欧洲投送25万吨物资。

这种战略定力的缺失，本质上源于统治集团对合法性危机的过度焦虑。从沙皇到临时政府，都将军事胜利视为维系统治的"强心针"，却忽视社会民生的"稳定器"作用。反观1918年的魏玛德国，即便面临《凡尔赛条约》的屈辱条款，仍通过保障基本民生避免了全面内战，这种对比耐人寻味。

俄罗斯的人口困局揭示出政治力学的基本规律：任何政权若将合法性建立在扩张性目标之上，必将承受系统崩溃的风险。从拿破仑战争到克里米亚战争，俄罗斯屡次证明其"空间换时间"的战略韧性，但1914-1922年的决策者却陷入"速胜论"的迷思。这种历史教训对当代国际政治仍具警示意义——当技术革命重塑战争形态之际，如何平衡战略雄心与现实承载力，始终是治国艺术的终极命题。弱者哲学的本质，不在于消极避战，而在于通过战略忍耐积蓄反制力量，这正是沙俄帝国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