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鲁迅是亲兄弟，但两人在政治思想上却天差地别。鲁迅是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与此同时，他也被称之为“民主战士。”

然而，谁都想不到，他的弟弟却是一个汉奸。不忠不孝，甚至曾在汪伪政府任职。一代文人就此堕落，令人可悲可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活状况他也主动给周总理写信求职，上报毛主席后，主席痛快地说了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呢？

周作人的早年经历是比较优秀的，他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控制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周作人的同乡汤尔和任伪教育部长，邀请周作人出山。当时的周作人也并没有理会。

后来，在日本的“报告文学会”和“中日文化协会”在北平举办了座谈会，周作人应邀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后来被日本刊登出来，引起了全国的轰动。

一时间，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要求将周作人这样的汉奸驱逐出文化界。当时的茅盾、老舍等人都想拉周作人一把，要求周作人写公开信，去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可周作人执迷不悟不愿意离开北平。

1939年1月4日，“天津抗日杀奸团”了解了周作人就住在清华园内，决定去给周作人一个教训。他们向周作人开枪后迅速离开，事后才知道他并未死去。

后来，在法庭中，周作人认为这就是日本人陷害的。日伪警察得知此事后，认定这是抗日分子在谋害，于是决定派日本人常驻周作人的家中。

就这样，周作人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了伪政府的傀儡。在这之后，他的思想也开始倾向伪政府，他出版多篇散文，发表言论，美化汉奸政权和日本政府，宣传“东亚共荣”。

1941年1月，周作人任职为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同时还兼任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会员，并以教育督办的身份出访日本。

在庆祝伪满洲帝国成立十周年时，周作人和汪精卫还一起来到东北，拜会了溥仪。甚至还穿着日本军服，头戴日本战斗帽，陪伪华北新民青少年团正统监王揖唐检阅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分列式。就这样，周作人成为了一名彻头彻尾的汉奸。

1945年，国民党在人民的压力下，开始肃奸，周作人在大汉奸名单内首当其冲。同年10月6日，周作人接到一张由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的请柬，当时一起前来的还有其他汉奸，在他们全部到场后，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突然出现，将他们逮捕，后来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6月17日，周作人被侦查起诉，他对自己在伪政府的职位供认不讳，但也在辩驳，说自己只是在敷衍应酬，并没有帮助敌人。之后，首都高等法院检察署向法院提出了公诉。

在关押期间，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联系了14位文学界人士，请求法院轻判。最终，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从轻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剥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留家庭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后来，周作人喊冤希望法院能手下留情，最终法院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认为他在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并无重点罪行，也曾抗战和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行为，决定减轻，改判有期徒刑10年。周作人仍然不服，但也无济于事。

直到194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南迁时，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以及无期徒刑以下的刑事犯，周作人才有了重获自由的机会。

1949年1月，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共产党胜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即将垮台。周作人获释后，南京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在周作人出狱的那天，周作人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第二天他的学生接他去往上海。

在火车里，他不吃不喝呆了24个小时，这才到达上海。来到上海后，周作人在学生家里住了198天。那段时间，他一直在考虑自己今后的打算。

在上海解放前夕，胡适也曾两次约见周作人，都被回绝。胡适托人转告，建议他去台湾香港，保证他会有教授的职务，周作人也不接受。

其实，周作人拒绝胡适，也是另有原因。其实在此之前，他就曾给好友写信，想要去台湾，请求设法安置。但后来没去是因为，第一他认为胡适说话不可靠；第二，他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了，他觉得如果离开大陆，难免会像流亡的白俄一样，要做白华，甚至会成为政治垃圾。

后来，他也曾想过在上海安家，可他根本支付不起租房的费用。好在北京还有他的容身之处，于是他考虑后决定回到北京。

1949年8月14日，周作人回到了北京八道湾旧居。虽然已经解决了住房问题，但没有生活来源的他还是遇到了大问题。他担任北大教授之后，虽然收入很高，但挥霍也大，几乎没有什么积蓄。进入监狱之后，家产也被没收。而他现在的情况，只能卖文为生。

于是，他一边翻译一些作品，一边给报刊写散文。在此之前，他就与鲁迅决裂，和他一直关系不好，就算鲁迅逝世他也只写过两篇粗略的文章。

但现在，为了吃饱饭，他也只能写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于是他开始顾不上身份，大肆写起关于鲁迅的文章来，后来还出版了两本书：《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周作人从来不肯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到后来的大写特写，也让许多人讽刺他。而此时，周作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这样，只能用鲁迅的经历换钞票。后来，也有人建议他把收藏的鲁迅文物奉献给国家，但周作人不肯，他说要慢慢地拿出来换钱。

一次，周作人拿出一些鲁迅文物，就是要安排他儿子进北京图书馆工作为条件。

建国后，周作人也曾写信给周恩来。在五四时期，周恩来访问过他，毛主席也访问过他，也正是凭借着这层关系，他决定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能开恩，帮他安排工作。

于是，周总理将周作人的上书上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说道：“说文化汉奸吗？也没有杀人放火，他懂得希腊文，现在懂得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后来，周作人翻译了不少日本和古希腊的文学作品，出版了一些有关鲁迅的回忆录著述。这也能让他获得一些稿费，那个时候是解放后稿费标准最高的时候。

1960年起，他又以预支稿费的形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付给他生活费400元，这个时候，周作人的生活费已经超过了一级教授的工资，而一级教授在全国都是为数不多的。周作人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承认：“其实政府对于我是够优厚的了。”

但这些工作也不够他的开销，他也曾向香港报刊投稿，赚点稿费来弥补亏空。

以1965年为界，周作人晚年的生活水平也应该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以前的收入水平要比1965年之后要高得多。

1966年，人文社取消了每月200元稿酬之后，他因没有公费医疗而没钱治病。后来因为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来过活。这也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