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风云变幻,国运沉浮之际,土木堡之变名垂青史。一场由皇权私争引发的战役,竟然导致明朝武勋贵族集体覆没,可谓天怒人怨。究竟是谁酿成了这场浩劫?是当朝宰相挟私权横行,还是昏庸无能的明英宗一手造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痕迹,追溯明朝由盛转衰的缘由,揭开这段旷世惊悚的内幕。

话说明代宣德年间,朱祁镇继位为英宗。初年朝政稳健,有三杨权臣和张辅相助。然而好景不长,几员重臣相继离世,皇帝英宗亲政后纵容奸佞,宦官王振横行朝野,致使朝纲大乱。

那会儿王振就是朝中一枝花,权力到手了就指手画脚,嚣张跋扈。为给文武百官一个下马威,竟然将朱元璋"宦官不得干政"的训令给移了出去。老臣们看傻了眼,无可奈何。想在朝为官啊,就只能去讨好王振。到后来,干脆定了标准:想求王振办事,至少得有一千两白银。

当时能人异士多如牛毛,就算素有节操,面对巨额贿赂也是经不住诱惑。终于有不少清流被王振给污浊了,沦为了马前奴仆。即使有人不肯受辱,例如于谦那样的清官,恐怕也难逃一死。

英宗虽然能力平平,但也没想狠踩朝纲的心思。他重用王振不过是想整治一锅散沙的官僚体系,美其名曰"重塑权力结构"罢了。谁成想会酿成如此大祸?这就是人心的可怖之处:往小处想,祸乱朝纲;往大处做,酿成腥风血雨。

英宗之昏庸恐怕也与王振有莫大关系。宫斗阴云密布,内忧可以暂时搁置。国际形势却让朝野为之忧心:北有野心勃勃的瓦剌兀良哈部崛起,南方则长期存在安南、麓川等土著叛乱。

斯时,蒙古高手也先麾下万马奔腾,四处扩张版图。光是1448年前后,哈密、辽河、朝鲜半岛都遭到过瓦剌人的威胁。野心之大,令明军戒备森严。

同年,思机发麓川起义,率众攻打缅甸孟养。朝野讨论是否大规模征讨,莫衷一是。很多大臣认为麓川偏远狭小,无需动员大军,北方蒙古才是当务之急。不过英宗眼里王振就是救星,期望他通过征战掌控军权。于是,明年王骥就率十三万大军征讨麓川。

这一仗虽然打赢了,但损耗也不小。回师后思禄法却又造反。王骥无奈,只得与其立约:划金沙江为界,"石烂江枯,尔乃得渡"。麓川之乱算是暂时平定,但明军精锐早已伤残。

就在这危急时刻,英宗竟然被王振怂恿,轻率与瓦剌人开战。1449年5月,蒙古大军挺进东北,占领土木堡和阴、岭、岫等重镇。明军蒙受重创,靖难名将在此战阵亡。

眼见形势一去不返,急智过人的王振开始反思。他唆使英宗迁都南京,然而失利,被迫出逃云游。1457年,陷在蒙古人包围圈的北京沦陷,今后大明只得北靠华北平原,艰难求存。

就这样,一场由皇权私争酿成的战役,竟然导致了众多武勋贵族集体覆没。当然,究其根源,罪魁祸首还是明英宗一人:昏庸无能,放纵奸佞。对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对外战事连连,国力渐衰。上梁不正,朝纲自乱,到头来祸及明朝百姓,可谓自食其果。

回看明英宗一朝,不啻是一出出了戏的滑稽戏。英宗与王振勾心斗角,官场就开始乌烟瘴气;英宗纵容王振为非作歹,朝纲自然大乱;英宗被王振蛊惑妄动干戈,最终酿成满朝灾难。看来皇帝昏庸固然是祸因,真正罪魁祸首还是那些权力膨胀、窃国狐邪的奸臣们。他们诱哄了君主,扰乱了朝纲,祸及了国家和人民。这一幕令人扼腕叹息,痛心疾首。让我们以史为鉴,谨慎驭邦、排除佞臣,共创国家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