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毛主席亲自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如五道雷霆，力透纸背，成为中南海中，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地的牌匾。

众所周知，中国官场文化中，大凡政府机关都要挂上一块堂而皇之的牌匾，唯独中央人民政府等少数机关没有。这倒也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甚至有人信口开河，说这是怕当时的国民党特务搞破坏。

然而，真实的原因恐怕很多人都想不到。

清朝以前，中南海一直是皇帝妃子们的游玩休养之地。

直到清朝，中南海才成为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心。康熙乾隆时期，皇帝们常在此宴请外国使节和国家重臣。而光绪皇帝曾在这里主持过著名的“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最后被慈禧太后软禁至死。

在这片历史的沉淀中，中南海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沧桑与变迁。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当解放军进城之后，据说中南海的大门洞开，里面的许多建筑物都遭到了破坏。

解放军花费了数月时间进行清理和修缮，中南海才得以重新启用。

然而，尽管中南海重新焕发了生机，却并未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决定将办公地点从河北西柏坡迁至北京香山。当时毛主席有意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党中央办公地点放在香山，因为那里环境幽静，距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具有较高的隐秘性，且安全保卫工作容易进行。

在建国前的讨论中，党中央考虑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地点放在中南海，但最终被毛主席否决了。毛主席认为中南海是封建统治的产物，与共产党人提倡的人民民主主义存在天然矛盾。

另外，中南海奢华的环境与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革命信念存在冲突。因此，党中央最终决定将办公地点放在中南海以外的地区。

党中央刚刚进驻香山别墅时，毛主席经常需要在香山和北京市区之间往返，以处理新中国建国事宜和其他国家大事。有时回到香山别墅时已经深夜，这使得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担心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和安全。

叶剑英作为当时的北京市长，深知建国初期北京的敌特分子数量庞大，对于毛主席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他多次建议将党中央办公地点搬到中南海，认为那里不仅有现成的办公条件，而且作为历代皇朝的皇家园林，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可以为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

叶剑英提出：

中南海作为历代皇朝的皇家园林，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且作为现成的办公地点，可以为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

毛泽东思考后指出：

中南海是封建统治的产物，与共产党提倡的人民民主主义存在天然矛盾。此外，中南海的奢华与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革命信念也存在冲突。

叶剑英进一步强调，尽管中南海是封建王朝的产物，但新中国将中央政府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将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历史意义，也是人民群众乐意看到的。

会议上，周恩来等众多党内同志表示支持将中央政府办公驻地设在中南海，认为这是保护中南海这一历史财富的有效手段。最终，毛泽东决定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中央决定将人民政府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

中南海不仅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更是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居住地。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都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尽管他们住进了中南海，但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毛主席甚至用自己的工资支付菊香书屋的房租，以示公私分明。

在中南海居住期间，这些领导人们非常简朴，屋内只有基本的家具和书架，没有任何奢华的物品。他们视中南海为国家分给他们的住房，没有将其视为个人财产或特权。

与旧社会的官僚主义不同，党中央在中南海办公时，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南海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禁地，而是对群众开放的。

许多群众前来参观和表达意见，中央领导人也会在办公室接见他们。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部委和党政单位都挂上了牌匾，但中央人民政府等少数单位并未悬挂。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齐燕铭提出为中央人民政府制作一块牌匾，以代表其权威。

然而，周总理等领导人对这一提议表示反对。

上图为齐燕铭制作的“中央人民政府”牌匾，如今作为重要历史文物，被收藏在北京博物馆内。

周总理指出，新中国的权威不是靠一块牌匾来树立的，相反，党中央应该通过为人民服务来体现其权威。牌匾并不能让党中央远离群众，反而可能导致党员干部滋生腐败和官僚主义。

因此，在大多数党中央领导人的反对下，这块牌匾最终没有挂在新华门门口。

毛主席将“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挂在新华门正对面，正是要每一个党员干部时刻牢记共产党人的使命，摒弃官僚主义作风，将人民放在第一位。

它承载着老一辈领导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念，见证了老一辈革命家永远不脱离群众的可贵精神。

中南海不挂“中央人民政府”牌匾是因为领导人们要时刻提醒党员干部要摒弃官僚主义作风，将人民放在第一位。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旧中国官僚体制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