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本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女子，却因为父亲的缘故历经坎坷，迎受了狂飙的政治风暴，在整个青春岁月中辗转往复地奔波在路上。
母亲辛劳一生，却是孤寂一生；守着善良沉默这堆金子，依旧清贫如故；年过花甲，却是心同赤子，善良到近乎愚昧的程度。我为母亲歌吟的同时，也在为她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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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地公社大办食堂。17岁的母亲正值芳草抽芽的时节，是一位婀娜少女。20出头的父亲是地区下乡来协办食堂的干部，他精通琴棋书画，喜欢一头扎进小说书里，满脑子奇异的幻想。 外婆家坐落在黔东高高的山坡上，生存条件极度贫乏，没有河流，种的是望天田。全村30多户人家吃、用的水全依赖一口井。水井在山脚下。家家的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峰岭上。 父亲志在必得地来外婆家提亲，没想到被外公一口回绝：父亲的老家在粤东的海边，太远了。而母亲是外公唯一的宝贝闺女，怎么舍得她远嫁呢？父亲只好悻悻地回到自己的小屋，怒气冲冲地抓过笔便瞎写：总有一天，我要烧了他家的房子！表明了决不放弃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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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再次来提亲。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年的正月初六，父亲宰了两只鸭，与母亲成婚了。
父亲放弃地区干部的工作，伐木造屋，赤脚挑担，当起了农民。父亲的志向其实远不止于此，他一直梦想被公社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后未能如愿。他是那样地害怕他的梦之芽就此深埋，于是，携母亲及我的大哥阿宝、二哥到广东老家来了。 粤北某炼钢厂招工，招来了几乎是寄人篱下的我的父亲母亲。小姑也来帮着我母亲照看孩子。本身也只是个孩子的姑姑年方12岁，她一时疏忽弄丢了我的大哥。三岁的阿宝在河边玩耍，失足栽倒被河水卷去。我父亲闻讯跳下河去追寻，抱回来的阿宝已经浑身冰凉。我母亲声嘶力竭地哭着唤着，可再也唤不醒他们可爱的阿宝了。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我的父母仍然心有余痛，及至后来，从二哥到姐姐、我及弟弟，名字里都带有一个“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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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一周岁时，“文革”开始了。远处岭南一隅的炼钢厂也疯狂地席卷进去。“最高指示”天天下达，派性斗争如火如荼。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狼。据说，在汹涌澎湃的珠江边，一个无辜的人会莫名其妙地被疯狂的人们抛到江里去。无所谓阶级仇恨，又谈得上什么法治呢？
“文攻武斗”白热化，我父亲所在的“红旗派”被死对头“东风派”压制住了（其实所谓的“红旗派”，成员大多是厂里来自外县甚至外省的职工；而“东风派”则多是本地职工，说白了就是地头蛇）。作为“坏头头”的我的父亲被关押，严刑拷打。每天，由身怀六甲的我的母亲携年幼的二哥给禁闭中的父亲送吃的。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父亲决定“越狱”逃走。刚跑到一座石桥上，死对头追上来了并扯出枪。黝黑的枪口对准了我父亲。我母亲急了，扑上去护在我父亲面前。当时，我母亲腹中已怀有我姐姐。对方一看是个大肚婆挡着“敌人”，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收枪放行。
为了避过武斗这阵来势凶猛的妖风，我父母带孩子回潮汕老家待了几个月时间。在老家跟亲戚挤在一起，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得回到原单位去。（谁曾想，那些妖魔鬼怪作起恶来，竟是不避孩童的！）
我父母回到粤北这个县城汽车站下车后，他们刚走出车站，“东风派”的几个人（早就蹲守在那里了）见“猎物”出现，他们便恶狠狠地拿着绳子过来将我的父亲捆绑住并带走了。我父亲势单力薄，挣扎、反抗、辩解都没有用。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我年仅三岁的哥哥进行的。
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母亲会带我哥哥偶然路经那个县汽车站门口。已有了记忆的哥哥便会指着那个位置说：“我爸就是在这里，被捆起来的。他们捆我爸，用绳子……”（这件童年往事定然给孩子的潜意识里留下了非常恐怖的阴影，长大后也必然影响他的性格、心理等等。这样的伤痕谁来抚平呢？没有人会想过这样的孩童是非常需要心理辅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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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初十（公历的十月底），我父亲仍被“东风派”的人押着干活去了，未能留在家里照料即将临盆的母亲。我母亲阵痛愈来愈密了。可是，在举目无亲的异乡，身边没有一个贴心的人，谁来疼她，谁来看一看这位最需要呵护的女子呢？阵痛中的母亲在地上铺下麻袋当垫子，把不懂事的二哥唤进家里，插上门。经过一番痛苦的煎熬，我苦命的姐姐呱呱坠地了，我姐姐粉嫩的小小身躯在麻袋上滚着蠕动着哭叫，我母亲用一块柔软的旧布给姐姐盖上，她也就不哭了。刚满三岁的二哥看到地上添了一个小妹妹，旁边有一小滩殷红的血，心里模糊地恐惧起来。 邻家的老太太是第一个进来抱起我姐姐的。她忙请人喊来我的父亲。我父亲这才被“东风派”的人“恩准”放回探视照顾与死神搏斗了一番的妻儿。那时，院里的茑萝花已爬上窗台并开花了。 四年过去了。我父亲所在的“红旗派”一直处于下风，在人命如草的“特定年代”，我父亲“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被活活打死的有好几个。（后来，上面下达了一个政策文件，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组织。一切纷争这才平息下来。这是后话。）
我的父亲面对混沌状态中的动乱局面，举目一片迷茫的“红色海洋”，何去何从？到西南山区去吧！他跟我母亲说。那儿有外婆家，或许是块可以依托的安身之处。 母亲笑着答应，慢慢地跟着父亲走。我母亲在我的心目中似乎永远都是那样，和善的面容微笑着，她分扎着两把垂到肩上的麻花辫，像一朵颤巍巍地吐蕊乍放的茑萝花。
他们带着我的二哥、姐姐回来了。这一支小型的“游击队”颠沛流离中在小餐馆吃饭，二哥还小不懂事，闹着嚷着要捧大碗（生怕小碗吃不饱，太亏了）。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也侵袭着小孩子的灵魂，这让我父亲想起古书里记叙孔子在陈、蔡差点被饿死的轶事。
在侗乡，小城里有家农具铸造厂，当时许多来自外省的大学生汇聚在这里，丰厚的劳保、名目繁多的种种票证（那是一个票证时代），也吸引了我的父亲母亲，热火朝天地干开了。若干年后，这家厂的职工有门路的都调走了，而厂子实际已陷入破产的境地。这是后话。
“文革”的尾声中，我与弟弟相继问世。为了照顾好弟弟，我母亲准备把不到三岁的我送到乡下外婆家。
约摸下午四点来钟的光景，我母亲下了班就背着我赶路。没有班车，走20里公路，再爬一个多小时山。天渐渐黑下来，这令每个行人心里焦急、胆怯，甚至怕听到猫头鹰桀桀怪叫声。
为着壮胆，我母亲跟我唠开了话：“妹儿，别睡着哦。你就说，表哥，来接我们呐。”我呀呀学语道：“表哥，来接我们呐。”一抬头，看到一只羊站在暮色苍茫的山岭上，大致是个黑色的剪影了。心里便有莫名的恐惧说：“妈，怕。”天要黑尽了，终于走到外婆家。
翌晨，与我母亲作别，我挥舞着小手没有哭闹，只大声地叮嘱念叨那时心里向往的奢侈品：“妈，下回买酱油和糖果来！”
母亲微笑着应了，慢慢地下山去。外婆家的院里也爬满了茑萝，她多情地缠绕着枇杷树，柔韧的茎丝线一样蔓延滋长着，翠绿的叶子覆盖了整个院墙，细长的花冠红红白白的，煞是耐看。茑萝花不怕风雨，总是相信阳光。茑萝花是我母亲栽的，我外婆说。
我的弟弟一直小瘦猴似的，头上稀薄的一层黄毛。弟弟能走路了你，我也被接回母亲身边。
那年夏天，我长了一身流着黄水的毒疮，奇痒难耐。我母亲每晚都为我洗净，涂药膏，用小木棍扎（能起到挠痒的作用）。
哀乐声中，我们被告知，一位伟大的人物逝世了。我的袖管上别着我母亲扎的小白花，小麻雀一样与伙伴嬉戏，丝毫没有被传染上悲哀。
那时，我家住在厂里的宿舍（套间），四个孩子挤在一屋。居住，这是个问题啊。我的父亲母亲决定买块地基建房。
地基并不平整，是片斜坡，得挖平掘深。学着愚公，我的父亲母亲下班后即投入“移山”的劳碌中。挖掘惊动了一些“古人”，他们从曾是古时墓穴的坡壁刨出随葬的黑陶罐。
紧张的建房始终有我二哥双手的参与。不到十岁的姐姐竟然负责起后勤：做起饭来。
我的母亲总是忙。我和弟弟是百事不管的小屁孩（现在想来，我当时的任务应该就是带好弟弟），时常找不着母亲。弟弟稚气地叹气说：“我找不着妈，老天可吓倒我了，呜呜呜……”还假装哭了。
我父亲很好强，他过于严厉地要求已上学的兄姐，打骂是常有的。终于有一天，在冰天雪地里，哥哥离家跑了。还是母亲去追着找回来的。我父亲对儿女的管束严厉到近乎苛刻，以致闻名遐迩。这苦了深爱我们的母亲。
我母亲寻找过多少回跑失的哥哥？记不清了。父兄之间的锋芒交错，使我逐渐怀疑，在我们家里，是否住着一个怨灵？它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永生不得安宁。
每到农历的七月十五，这个怨灵就来了。父兄之间于是周期性地大闹一次。而最为难的是夹在中间的我的母亲。她在一片狼藉中无可奈何地哀哭求告，围观者众。而我们作为孩童，在一旁揪心地看着却是无能为力。
或许是父亲一生的坎坷，一生的思乡情结的堆积，从而化成的这个怨灵吧！我母亲是相信神灵之说的。每次盛上饭，夹好菜，总要搁桌上象征性地供奉一小会儿。意思是让过往的先祖的魂灵先行享用。
在没有什么蔬菜的冬季，我母亲也尽量让我们吃得可口。为了抚养大我们四个孩子，她隐忍着许多愁苦。
有一次，我夹着一块红艳艳的泡菜说：“妈，这多好吃，就是太少了。”母亲没有回应我。她黯淡的脸上没有笑容，委实是一位灰蒙蒙的中年妇人了。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我们老师安排考试。我母亲想到我可能会挨冻，她找来一个小铁皮桶，在里面生了炭火，让我提着去学校，还祝愿说：“考个好分数啊！”
从小到大，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母亲对乞丐的慷慨了。过去总是给一碗米，现在乞丐不要米，要钱。我母亲也一样给。“造孽（可怜的意思）。兴许是真的遭灾了吶！”她说。
院子里的茑萝花开了又谢了。我的父亲依旧严格地管束着我们，依旧在原本应该喜气洋洋的大年三十哭泣，也许是怀才不遇？还是孤独吧？或者思乡。
四十岁这个年龄段于婚姻来说是个分水岭。如火如荼的恋情早已成为过去，艰辛的创业也暂时告一段落，冷静的思索梦魇的追逼来临了，茑萝藤一样缠住我的母亲。
这一天，我父亲突然发现母亲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更不懂什么“夫人外交”，离异的念头是一下子就产生的。我父亲以为只需随便找一个什么借口便可以达到效果。
但他的计划落空了。我母亲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只固执地不答应离异。那些日子，我的母亲眼睛红肿着，她的信念只有一个，坚决不离。把孩子们荫蔽在自己羽翼下，直到抚养长大成人。
又是夏天。我母亲在厂里干活，逢集便和工友们一同上街推销厂里生产的炊具（高压锅什么的）。我每次找着母亲时，她总是穿着那件质量样式都极上乘的黑绸衬衫。然而，母亲明显有些老了，她是如此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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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羽毛渐丰，于是想飞，想加入南下汹涌的民工潮，去品尝另类人生。走的那天，我母亲早早地起身，热好一锅剩饭，看着我吃完。有雨，我母亲穿着一双旧雨靴去送我上车。我充满自信地冲母亲挥手，而母亲传递给我的只有孤独。
南飞失意的我频频向家里发出SOS信号，这导致我父亲对母亲的责难。我母亲终于召唤我回来，让我继续上学。
我从南方回返那晚，母亲正值上夜班，被烫着蓬松“狮子头”的我吓了一跳，接着绽放出好大一朵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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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百里之外的城市，我在寒冷饥饿的边缘求学。无奈中也曾写信给母亲诉苦，她会怎么想呢？
冬日里的一天，在另外一所职业院校念书的弟弟突然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那是尚未普及程控电话），内容是“与姐速归”。寒气中，我和弟弟作了一番猜测：准是谁谁出事了。又不敢肯定，久久相觑出神。
搭车回到家，我母亲见了我们，欢天喜地地说：“家里杀牛了，叫你们回来吃牛肉！”我和弟弟放心了。拍什么电报哇？简直是一场虚惊。
饱餐了一顿牛肉返校后，我才接到一封姗姗来迟的家书，这也许是念书不多的我的母亲一生中写的唯一一封信。信中大意是我和弟弟的信她都收到了，知道我们情况很困难，她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们，只有给我们的父亲说好话，让他先把钱借给我们。这两天家里杀牛，有好吃的，叫我们接到信后就回家吃些，补充下营养。信中夹着茑萝花的干燥花冠。
不必说这信中的错别字连篇及字迹的歪歪扭扭了。还没看完信，我就先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偷偷哭泣去了。给母亲回信时，在教室的阴暗处我也终于止不住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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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就到北京漂泊去了。莽撞的我一面在给别人做工，一面于四季植物的衰与荣中在北方寻找属于我母亲的茑萝花。这花是柔弱的，却带着一股韧劲儿，它竭力攀援着，去争取那宝贵的第一缕晨曦。
像电影里的某一个特写镜头，我母亲忧虑的双眼，微颦的眉头，叠加在一大束红白相映的茑萝花上。可是我滑行得很远，远得看不见母亲的寂寞。我预备向母亲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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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冬天，已退休的我的父亲忽发奇想要到深圳去创业。他终于走了，走得很远，不用担心我母亲会挨揍了。喜的是，家里的怨灵终于消释；忧的是，母亲的彻骨冷清孤独。
也许北方没有茑萝花，可是我得寻找下去。而今我在迢遥的北地星空下，独自勉力支撑着，火炉旁低吟浅唱着，荒野里踽踽独行着，远山已披雪。
我与我的母亲遥隔着万水千山，彼此为彼此祈福，彼此为彼此的秘密守口如瓶，直到不可知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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