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载寒食节前夜，长安平康坊突增宵禁。坊墙阴影中闪过数十道玄色身影，腰间铜鱼符在月色下泛着冷光——唐代治安官“不良人”出动的标志。次日清晨，横行东市的“五陵恶少”团伙三十余人踪迹全无，仅余刑部张贴的文书昭示结果。这场雷霆行动，展现了大唐治安体系的高效运作。 敦煌文书《开元捕亡令》残卷揭示，唐代治安系统设有精密分工：“游弈使”专司市井情报搜集，“白直”伪装商贩混迹坊市，“问事”精于审讯突破。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勘责坊正牒》记载，某赌坊三日间被不同身份的暗探查访七次，连骰子机关的细节都被完整记录。 长安地下势力最忌惮的，是“不良人”独有的执法权限。《唐律疏议·贼盗律》载明，针对“坊市结党劫掠”，可施行“特别行动”。新疆出土木牍显示，贞元年间龟兹镇一次行动中，治安官持“火签令”执行搜查，这种盖有官印的竹签赋予他们直接入户的权限，极大提升了行动效率。 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的带刺金属网，经考证为治安人员封锁道路的专用器械；法门寺地宫发现的特殊铜镜，其镜面曲率能放大器物修补痕迹，或为鉴别赃物所用。韩愈《顺宗实录》提及的“飞钱追凶”，通过核对柜坊银票流水锁定行踪，这种手法在当时堪称精妙。 天宝年间某次行动档案显示，治安人员曾用特殊策略瓦解胡商盗窃集团：先在胡寺张贴特定文书引发内部分裂，又在赌坊散布错版赌具图谱制造矛盾。敦煌壁画中戴枷胡商指认同伙的场景，或为类似行动的真实写照。 值得关注的是西安南郊出土的刑部铁券残片，清晰刻有“一坊清平，赐钱百缗”的奖惩制度。这些活跃在长安街巷的玄衣执法者，既需熟谙律法条文，又要通晓市井规则。正如李白诗句“系马高楼垂柳边”所绘，盛唐街巷的清平安宁，或许正是这些无名者维护的成果。 （本文涉及唐代司法制度参考《唐律疏议》《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及《新唐书·百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