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国民党最早被全歼的一个军，军长的死因至今是个谜

世人皆知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损失惨重，却鲜有人知这场战役中最早被全歼的竟是曾经抗日的英雄部队——第六十三军。更令人唏嘘的是，这支部队的覆灭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1948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苏北窑湾镇，六十三军军长陈章的结局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题。有人说他在突围时被击毙，也有人说他选择了自尽。而就在两个月前，这位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的将领刚刚走马上任。他接手的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为何会在战役伊始就被全歼？陈章的死因，又究竟是什么？

一、抗日英雄的六十三军

1939年的粤北战场，日军正在加紧对华南的军事部署。六十三军作为粤系主力部队，承担着粤北防线的重要任务。这支以广东子弟兵为主的部队，在成立之初就展现出非凡的战斗力。

11月的一天，日军调集了一支精锐部队，企图从樟木头一线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时任六十三军152师师长的陈章接到情报后，立即在潼湖地区布下埋伏。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战术：让部分部队佯装溃退，引诱日军追击，随后在狭窄的山谷地带发起反击。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回樟木头。

1940年春，日军再次对粤北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投入了更为强大的兵力，包括装甲部队和航空支援。六十三军在良口阵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当时，152师在陈章的指挥下，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在山地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阵地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斗中，陈章创造性地使用了＂蛙跳战术＂：将部队分成若干小组，在山地间灵活机动，给予敌人突然而猛烈的打击，然后迅速转移。这种战术不仅有效消耗了日军的战斗力，还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到了1944年，日军在华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9月23日，当日军主力逼近肇庆时，六十三军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与敌人决战，还是暂时撤退。陈章此时已经成为军中的重要指挥官，他提出了一个táo胆的计划：在围底大桥设置诱饵，吸引日军主力渡河，然后炸毁大桥，将敌人主力切割包围。

这个计划的执行过程异常惊险。当日军的先头部队刚刚通过大桥时，埋伏在两岸的六十三军官兵同时发起攻击。日军陷入混乱，伤亡惨重。这次战斗不仅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计划，还为粤北地区的防御争取了宝贵时间。

抗战期间，六十三军屡建战功，不仅因为其精良的装备和严格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术体系。他们特别擅长山地作战，善于利用地形优势，在与日军的多次遭遇战中都取得了显著战果。

然而，随着抗战的进行，六十三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这支部队的主力已经折损过半，不得不进行多次整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经验丰富的基层军官和老兵相继阵亡，这为日后部队的战斗力埋下了隐患。

二、临危受命的新军长

1948年9月，在国共战局日趋紧张之际，陈章接到了一纸调令，任命他为第六十三军军长。这个任命来得十分突然，因为当时的六十三军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前任军长黄维新刚刚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部队正面临重组。

陈章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部队进行整编。当时的六十三军下辖三个师：152师、154师和156师。其中152师是陈章此前担任过师长的部队，但经过多次补充，已经不复当年之貌。154师的主要兵源来自广东本地，而156师则是由其他部队临时调配而来。

为了尽快提升部队战斗力，陈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调整了部队的驻防位置。他将152师布防在窑湾镇东北方向，154师位于西南侧，156师则作为预备队驻扎在后方。这个部署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各师之间的协同能力较弱。

9月下旬，陈章召集各师主官开会，讨论加强部队训练的问题。会议决定在10月初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实弹演习。然而，这次演习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通信设备严重不足，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主要依靠传令兵；重武器匮乏，特别是迫击炮和重机枪数量不足；更为棘手的是，新补充的士兵训练时间不足，很多人甚至不会正确使用手中的武器。

10月中旬，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部署发生变化，六十三军接到命令，要在短期内完成战术调整。陈章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训练计划，匆忙调整部队位置。这时，又一个问题显现出来：部队的情报工作十分薄弱，对共军的动向掌握不清。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补给线出现了问题。原本承诺的弹药和粮食补给迟迟未到，部队不得不就地筹措。陈章派出多个小组到周边村庄征集物资，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也激化了军民矛盾。

11月初，共军的侦察活动明显增多。陈章向上级发去多份请示，要求加强防御工事建设和补充重要物资，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就地取材，组织部队构筑简易工事。然而，由于缺乏工程器材和专业指导，这些工事大多质量不高。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内部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一些老兵对新补充的士兵存在排斥情绪，而新兵则难以适应紧张的军营生活。陈章试图通过加强政治教育来稳定军心，但收效甚微。

在这段时间里，陈章每天都在各个驻地之间奔波。他深知时间紧迫，但面对诸多困难，能做的却十分有限。到11月中旬，虽然表面上六十三军的整编工作已经完成，但实际上这支部队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战术配合不够默契，后勤保障不足，士气低落。这些问题最终都成为了决定性的致命伤。

三、战役爆发前的重大疏忽

1948年11月初，窑湾镇周边的军事态势急剧变化。共军主力部队的调动频繁，但六十三军的情报系统却未能及时发现这些异常。11月3日，一名在外执行侦察任务的上尉参谋向陈章报告，发现有大批农民突然离开村庄，这本是敌军即将发动进攻的重要征兆，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11月5日，一个关键的情报被忽略了。154师派出的一支侦察小组在西北方向发现了可疑的车辆痕迹，这些车辙印记显示有大量重型装备经过。按照常规，这种发现应该立即上报军部，但由于通信系统混乱，这份报告在基层就被搁置了。

更为致命的是装备维护的疏忽。11月7日，156师的一个重机枪连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将近三分之一的机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故障。由于缺乏备件，许多武器只能暂时封存。同一天，152师的通信排报告，多部电台出现故障，但专业的修理人员始终未能到位。

在防御工事方面也存在重大问题。11月8日，陈章在巡视阵地时发现，许多工事都未能达到预定标准。特别是在窑湾镇东北方向的几个重要制高点，原本计划修建的混凝土暗堡由于材料短缺，最终只构筑了简易的土木掩体。这些工事在面对重炮轰击时，防护力严重不足。

后勤保障体系的漏洞在这时也充分暴露。11月10日，负责军需的参谋处报告，各师的弹药储备普遍不足，部分重要阵地的弹药储备甚至不足以支撑一天的激战。更糟糕的是，由于运输车辆不足，一些前沿阵地的补给完全依靠人力运送。

11月12日，一个可能改变战局的机会被错过了。一名从徐州方向来的情报员带来消息，称共军可能在近期发起大规模进攻。这个情报被送到了陈章的办公桌上，但由于当时正在处理一起部队内部纠纷，这份报告被暂时搁置，等到再次重视时，已经为时已晚。

在人事调配上也出现了重大失误。11月13日，152师一个主力营的营长因病请假，临时由一名资历尚浅的副营长代理。这个决定导致该营在后来的战斗中指挥出现混乱。同时，154师的参谋长调离后，接替人选一直未能确定，参谋部的工作效率大受影响。

11月14日的一个细节最能说明问题。当天下午，前沿哨所报告发现大量鸟群反常迁徙，这在军事上通常被视为大规模部队调动的征兆。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值班军官并未将这一情况及时上报。

防空准备的缺失也是一个致命弱点。虽然情报显示共军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炮兵部队，但六十三军的防空工事建设明显不足。除了少数指挥所外，大部分营级以下单位都没有完备的防空设施。

就在战役爆发前的最后几天，部队的日常训练也未能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射击训练因弹药不足而压缩，夜间警戒也未能严格执行。这些疏忽最终在战斗打响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36小时的覆灭之战

1948年11月16日凌晨3时，窑湾镇附近的夜空被突然打破。共军的炮兵阵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六十三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炮击。第一轮炮击主要集中在152师的防御阵地，将其指挥所和通信设施严重摧毁。短短15分钟内，该师与军部的联系就被切断。

凌晨4时，共军发起了第一波进攻。他们选择了152师防线最薄弱的东北角作为突破口。由于前期侦察工作的疏忽，这个方向恰恰是六十三军火力最为空虚的地段。共军一个主力团借着晨雾的掩护，迅速突破了外围防线。

天刚蒙蒙亮，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154师接到增援命令后，立即派出一个营支援152师，但在途中遭遇共军的伏击。这支增援部队在半小时内就损失了大半，剩余人员不得不撤回原防御阵地。

上午8时，形势急转直下。共军的第二波进攻开始后，他们投入了大量的重型武器。156师的预备队被调往增援，但因道路被炮火封锁，大部分部队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此时，152师已经处于半包围状态。

上午10时，一个关键性的战术失误发生了。陈章命令152师突围，但由于通信中断，这个命令只传达到了部分部队。结果导致撤退过程极为混乱，部队变成了散兵游勇。一些基层军官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只能各自为战。

中午12时，战局已经完全失控。共军的包围圈不断收缩，六十三军的三个师已经失去了协同作战能力。154师在西南方向还在负隅顽抗，但弹药即将耗尽。156师试图组织反击，但在敌军精确的炮火打击下损失惨重。

下午2时，最后的突围机会也丧失了。共军封锁了所有可能的突围路线，并在制高点布置了大量机枪火力点。此时的六十三军已经分散成数个孤立的小股部队，各自为战。一些部队躲进了村庄，试图伪装成普通百姓，但很快就被发现。

傍晚6时，战斗进入尾声。152师的主力在东北角被全歼，154师在突围过程中大部分官兵被俘，只有156师的一小部分人员借着夜色混出了包围圈。至此，这支在抗日战争中战功赫赫的部队，在短短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

11月17日凌晨，最后的抵抗也宣告结束。根据后来统计，这场战斗中，六十三军除少数人员突围外，大部分官兵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军部的重要文件和装备也全部落入共军之手。整个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仅用了36个小时。

这场战斗中最大的悬案是陈章军长的下落。有报告称他在突围时中弹身亡，也有说他在被围困时选择了自尽。但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共军方面，都没有找到他的遗体。直到战后多年，关于陈章最后命运的讨论仍未停息。有人说在战后的某个偏僻山村见过他，也有人说他化装逃往了海外，但这些说法都缺乏确切证据。

五、后续影响和历史回响

六十三军的覆灭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1948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委会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窑湾镇战役的失利。这次会议上，与会将领们对战役的失败进行了详细分析。会议记录显示，军委会认为这次失败暴露出国军在情报、指挥和后勤等多个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11月底，徐州剿总对六十三军的覆灭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组访问了突围出来的军官，收集了大量证据。调查发现，除了此前暴露的各种战术和指挥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在战役前夕，军中确实出现过叛变情况。有证据表明，一些基层军官在战前就已经与共军建立了联系。

1949年初，国民党军事调查局整理出一份详细报告。报告指出，六十三军的覆灭不仅仅是一个单独事件，而是整个华东战局走向的缩影。报告特别提到，类似的情报疏忽和指挥失误在其他部队中也同样存在。

战后，一些亲历者的证词逐渐浮出水面。1950年，一位曾在156师服役的连长在香港发表回忆文章，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据他描述，战役前夕，军中就已经出现大量逃兵现象，但这一情况被相关负责人刻意隐瞒。

1951年，一份来自台湾的档案披露，在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方对战俘的安置产生了重大分歧。一些将领主张应该设法营救被俘官兵，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这些被俘官兵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后来加入了共军。

到了1953年，美国军事顾问团对这场战役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的分析报告认为，六十三军的覆灭暴露出国民党军队在现代战争中的诸多弱点。特别是在通信、协同作战等方面，与当时的国际军事水平有较大差距。

六十年代初，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关注这场战役对当地社会的影响。研究发现，战役之后，窑湾镇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与国民党军队有关联的地方士绅家族衰落了，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崛起。

1975年，一位当年参与战役的共军老战士在回忆录中透露，共军之所以能够准确把握战机，与当地百姓的配合有密切关系。在战役前期，大量农民以各种方式为共军提供情报，这些情报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0年代，随着更多档案的解密，一些新的历史细节被揭示。比如，在战役前夕，国民党军方确实收到过多份预警情报，但都因为官僚体制的僵化而未能得到及时处理。此外，军需供应中的贪腐问题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进入新世纪后，这场战役又有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学者通过对比同期其他战役，发现六十三军的覆灭具有某种典型性，它集中体现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军队转型失败的各种问题。2010年发现的一批老照片，真实记录了战后窑湾镇的废墟景象，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直观的影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