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国家乱成一锅粥,各方势力纷纷崛起。董卓带着西凉军杀到洛阳,很快把朝廷大权抓在手里。
他把原来的皇帝刘辩给撂一边,换上了陈留王刘协当皇帝,这一手让整个朝廷都震动不已。
那时候,各地英雄豪杰各占一方,那董卓是怎么敢把皇帝给换掉的?
东汉那会儿,当权的不靠谱,欺负老百姓的事情层出不穷,尤其是汉灵帝那时候,更是厉害。
张角搞了个太平道,把人心都拢到了自己这边,反对朝廷的统治,结果那会儿整个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八个地方,都闹腾开了。
张角头领的黄巾军起义被东汉朝廷快速压下去了,但那时候的东汉朝廷啊,情况并没有变好,反而更糟了。
平定了黄巾之乱后,大家都挺苦的,都想好好休息休息,恢复恢复。像有人就上奏说冀州的田租可以免一年,用来救济那些饿肚子的百姓。汉灵帝也答应了这个。
可是没过多久,汉灵帝就以南宫失火需要修缮为借口,开始收税,每亩田要收十钱,这下又让盗贼们有了机会,黄巾军的残部也重新活跃起来,各地都不得安宁。
黄巾起义把东汉的军队打了个半死,政府又失信于民,干出了些残忍的事,这样一来,东汉的统治危机就越发严重了。
局势一恶化,统治层里头的权力斗争就加剧了,给董卓废掉皇帝、独揽大权创造了机会。从汉章帝刘炟那会儿开始,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权力争夺就没断过,这和小孩儿当皇帝的情况是紧密相连的。东汉的皇帝们普遍活不长,小孩儿当皇帝在东汉中后期成了家常便饭。
小皇帝没法自己处理国家大事,所以老得靠跟太后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帮忙,这种情况挺常见的。等皇帝长大了,就急着把给外戚的权力夺回来,这时候他只能靠自己的“家奴”宦官帮忙。
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像是轮流坐庄,这成了政治上的常事,也让国家越来越不行了。
在桓帝和灵帝的时候,外戚和宦官的斗争特别厉害,宦官仗着皇帝的权势做坏事,让读书人很生气,他们经常闹矛盾,结果就闹出了“党锢之祸”这一大乱子。
从那以后,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比如宦官王吉做沛国相时乱杀了好几万人,士大夫陈球掌权时把王吉的尸体挂城门口,还写了个大牌子说他是“贼臣王甫”,这种事时有发生。
宦官因为是皇帝的亲信,所以很多时候都能压过士大夫。所以那些弱势的士大夫就去找外戚帮忙,想用外戚的权力来对付宦官。而外戚也想要利用士大夫的力量,打破这种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的情况,但最后外戚自己也被灭族了。
翦伯赞先生说过:“在董卓作乱之前,尽管东汉政权因为农民起义已经摇摇欲坠,但统治阶层里还装出一副团结的样子。
可是到了董卓作乱之后,这种表面的团结也破灭了。”东汉政权的稳定早就不牢固了,稍微一点变动就能让它垮台。
在灵帝末年,外戚和宦官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灵帝想立自己的小儿子刘协为继承人,就打算靠宦官蹇硕掌握军权来压住外戚何家的势力。
到了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去世了。接着,蹇硕想暗杀何进的事情败露了,何进就联合了一帮士人,先发制人地杀死了蹇硕,夺回了禁军的控制权。
袁绍等一帮党人领袖拿窦武的故事来劝何进杀掉宦官,说是为了天下除害。
这时候,一群激进的士大夫又把“诛宦”的事情推得更进一步,何进听了袁绍的话,把董卓、王匡、桥瑁和丁原这些地方上的将领叫来,一起威胁太后,太后吓得不敢再庇护宦官了。
可是何进没抓住机会,看到宦官们求饶,他犹豫不决,这可把士人们给激怒了,“袁绍派人去洛阳让武吏司盯着宦官,还催促董卓他们快马加鞭来,说是要带兵去平乐观”。
这些士大夫们的激进做法把宦官们刺激得走投无路,在南宫嘉德殿议政的时候,宦官们把大将军何进给杀了。
后来袁术他们带兵把皇宫给围住了,跟那些宦官打起了仗。绍就把北宫门关上,派人抓宦官,不论年纪大小,全部都杀了。
那些靠皇帝撑腰的宦官势力不够强大,张让那些太监就逼着小皇帝和陈留王逃跑出宫,结果被追得没办法,只能跳河自杀。
洛阳的乱局没逃过在关中的董卓,他带兵匆匆赶去,在北芒追上了逃出来的小皇帝,还因为救皇帝有功,把他安全送回了京城。
董卓那时候名气和兵力都不够,所以他想了个办法,让人以为他的大军源源不断在来,这招让那些以前跟着何进的人也投靠了他。
再说了,董卓以前是并州牧,他煽动吕布把丁原给宰了,把丁原的手下也拉到自己这边,成了洛阳最能打的部队。
这之后,董卓的政治地位也飞快地上升,一下子就成了三公之一的司空。本来就是个粗人,董卓的心思也开始大了,他想废掉现任皇帝再立一个,好让自己地位更高。虽然卢植、袁绍这些人不同意,但董卓还是靠他那强大的军队硬闯了过来。
东汉末年,董卓能随意废立皇帝,这和当时皇权的衰落有很大关系。
自古汉朝始,皇帝一身兼任着神权、家族权力和皇权,这在士大夫眼中是高不可攀的权威。
但是,随着外戚和宦官在政治上的胡作非为,皇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甚至被分割了。
余英时先生曾经说,东汉的士大夫们在外戚和宦官的冲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群体意识。
外戚和宦官在朝廷里胡作非为,特别是一些宦官,简直无法无天,这让读书人很不爽。其实,不管是外戚还是宦官,本质上都是皇帝的跟班,跟皇帝的喜好脱不了干系。所以,当读书人一边抵制外戚宦官,一边也多少放松了对皇帝的敬畏。
东汉末年那些宦官嚣张跋扈,还有那什么党锢之祸,把士大夫欺负得够呛,于是大家普遍觉得应该把宦官干掉。皇帝对宦官的保护让那些反对宦官的人特别反感,结果还真的有冀州刺史王芬、南阳的许攸、沛国的周旌这些人,他们拉拢了一帮豪杰,想废掉汉灵帝,另立合肥侯当皇帝。
另外,外戚和宦官在一定程度上是皇权的代表,所以它们也成了削弱皇权的工具。董卓能进京废掉少帝,主要是因为他得到了大将军何进私下下的支持,而不是单纯因为他的军队强大。
再来看董卓后来废掉何进的外甥少帝,这位老练的政治家董卓肯定不是被何进的个人魅力所打动,真正的原因,白亮分析说:“董卓原本驻扎在离洛阳不远的河东郡,想着趁乱捞点好处。
后来何进把他的军队召到洛阳,对董卓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不过,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点,“董卓刚到洛阳时,他的人马不过三千来人”。
董卓想要有大动作,却只带很少的兵马,这是为啥呢?很明显,那时候董卓还在外戚何进的控制之下,他得听何进的命令去对抗少帝和何太后。这事儿本身就说明,关键时刻外戚能成对抗和削弱皇帝权力的得力帮手。
再说了,皇帝自己都不行,自己的威信也大打折扣。那时候灵帝在位,官员们升官或者上任都得交“修宫钱”。
有些清清白白的官员不愿欺负老百姓,又不敢违背皇帝的旨意,结果就是不少人都选择了以死明志,比如钜鹿太守司马直就因为“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戒,即吞药自杀”。
士大夫们太软弱了。
灵帝死后,东汉朝廷主要是外戚何进和公卿袁隗一起管理国家。
何进被刺杀后,先是袁术把南宫嘉德殿的青琐门给烧了,后来袁绍又杀了宦官任命的司隶校尉许相,这都说明袁家在洛阳那可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政治实力的。
再说,袁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何进招募的地方将领董卓、王匡、桥瑁这些人跟袁家关系复杂,袁家的势力让董卓这个把持着洛阳军权的人也觉得敬畏,“董卓刚来,看到袁绍这个大家族,所以不敢动他”。
可袁家虽然是个士大夫中的精英,却没意识到军队权力的重要性,还是老一套的“二元君主制”政治观念,对自家的学生董卓也没设防,放任他在洛阳一手遮天,看着董卓的军事势力越做越大。后来董卓废除少帝的时候,袁家也没敢站出来反对,反而选择了妥协,“董卓叫袁绍商量,想废掉少帝,立陈留王。那时候袁绍的叔叔袁隗是太傅,袁绍假装同意了”,在对抗董卓专权的过程中,袁家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发言权。
董卓废了皇帝,自己当上了辅政大臣,这就让他能以皇帝的名义除掉对他有威胁的军队领导人,比如皇甫嵩和朱儁。
当时皇甫嵩和朱儁手握强兵,完全有能力抗衡甚至打败董卓,“袁绍从东边压过来,朱儁从西边逼过来,董卓就像是笼中的鸟儿”。
但结果呢,他们被董卓以皇帝的名义轻轻松松地夺走了军权,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从这个例子看,东汉的士大夫们太软弱了,太死板地守着老规矩,没意识到兵权的重要性,这才让董卓轻易地掌握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他的军事集团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